河套平原,位于內蒙古中部,處于農耕文明和游牧民族的過渡地帶。自古以來,河套平原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游牧民族占據了河套平原,就可以居高臨下,長驅直入中原。而農耕王朝占據河套平原,就可以憑借戈壁灘、陰山等天然屏障建立防線,甚至還可以對漠北形成直接的威懾。河套平原水草豐美,沃野千里,適合游牧,也適合農耕,有利于屯田駐軍,是天然的軍事前線。
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序》說“河套南望關中,控天下之頭項,得河套者得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亂,天下亂。”
歷史上,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爭奪河套平原的例子數不勝數。戰國到兩漢,匈奴和中原王朝就反復爭奪此地;漢末魏晉,鮮卑逐漸占據了河套平原,然后從河套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建立后,又設六鎮抵御北方的柔然。唐時朝期,在河套平原設立軍鎮,以防御突厥、回鶻。此后,河套平原先后被契丹、西夏、蒙古等游牧民族占據。
明朝初期攻占河套平原
明朝建立后,對蒙古進行了大規模的北伐,于1372年占據了河套平原。最初,朱元璋冊封蒙古部族為察罕腦兒衛和官山衛,但十三個月后,其部族就叛走漠北了。
為此,朱元璋吸取教訓,決定移民、駐軍、屯田。1392年,朱元璋大規模移山西軍民到河套平原,第二年就設置了東勝等十七衛,其中部分位于河套平原。同一年,朱元璋將山西行都司的首府遷徙到大同府,以方便對河套和山西塞外的管轄。
明朝在軍事上推行軍屯制,類似于唐朝的府兵制,因而明朝移民到長城塞外的人口幾乎全部是軍戶。軍戶既要承擔軍務,還要耕種,負擔非常嚴重。不過,明初天下初安定,所以軍屯制度并未敗壞。以軍戶屯田,是有利于邊疆的穩定和安全的。
朱棣為何放棄河套平原
建文帝即位后,開始大力削藩,而燕王成為了主要的削除對象。燕王借“清君側”發動了“靖難之役”。為了補充自己的軍隊數量,壯大軍事實力,朱棣將大寧都司、山西行都司撤銷,并將二都司的軍隊內遷到了北平,歸自己統轄。1402年,朱棣移東勝左衛于河北永平府,移東勝右衛于河北遵化縣。于是乎,在塞北就形成了一大片軍事空白的地帶,后來稱之為“成祖棄地”。也就是說,在靖難之役期間,明朝就已經放棄了河套平原。
朱棣上臺后,對蒙古發動了六次北伐戰爭,但沒有恢復山西行都司和大寧都司的建制,更沒有在塞外駐扎軍隊。當時,蒙古人還未涌入塞北,河套等地處于人口空虛的狀態,如果朱棣想恢復山西行都司原本的建制那應該沒有多大的問題。那為什么朱棣還是決定放棄塞北呢?
一種觀點是認為明朝氣候變冷,河套平原無法耕種,所以無法駐扎軍隊,自然就必須放棄了。然而,明朝的許多文獻記載當時的河套平原依然是沃野千里,非常適合農耕。《陜西通志》記載“西截河套之沖,可便耕牧,千三百里樹藝樵采圍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豐庶,稱雄鎮焉”。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寫道“河套地迥迥占千里,其土肥沃,可耕粟”。可見,氣候原因只是借口,并非實質原因。
洪武時期的漠南
我認為,明朝放棄河套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一,軍屯制度的破壞。由于軍戶的負擔太重,明朝在永樂年間就發生了嚴重的軍戶逃亡現象。在戰爭時期,軍屯制可以讓軍戶獲得安生的土地,因而有利于經濟恢復,有利于低成本維護大量的軍隊。但天下統一后,國家對軍戶的壓榨沒有緩解,軍戶自然會選擇逃亡。永樂年間,軍戶的逃亡現象就比較嚴重了。到正統年間,明朝逃亡的軍人多大160萬。河套平原的軍隊主要是從山西等地借調過去的,在這里駐扎的軍人生活更加艱苦。在殘酷的壓榨制度下,沒有軍隊愿意前往河套平原耕戰。
二,為了節約運輸成本考慮。明朝的軍事后勤制度具有強烈的地方性,軍隊的糧餉并非由中央統一發放,而是由地方就近發放,中央只是名義上進行了核算。山西行都司的官兵的糧餉由山西省來提供,而從山西到達河套平原有一定的距離,且沒有水運,因而運輸成本較高。明朝地方財政收入較低,而北伐大漠、朝貢貿易、下西洋、供養藩王以及修建北京城等都需要大量的財政資金,因而明朝總是會出現嚴重的財政問題。為了節約運輸成本,明朝只好將防御線退守到長城一線。
永樂年間的漠南
三,國家戰略轉變。朱元璋時期,明朝對漠北的戰略是進攻為主,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垮北元,并讓蒙古臣服于明朝。朱棣篡位成功后,雖然有幾次大規模的北伐,但明朝對蒙古的總體戰略已經轉攻為守了。所以,朱棣選擇將防線南遷,利用山西、山西、河北北北部的復雜地形來構建防御工事。
蒙古人大量涌入河套
但無論如何,放棄河套平原給明朝帶來巨大的壓力。此后,蒙古人開始進入河套地區。最初,是蒙古人零星地游牧到河套平原,到了明朝中期,蒙古人直接在河套平原定居,并建立了城市——歸化城(呼和浩特),成為了漠南蒙古的政治中心。
為了開發河套平原的農耕經濟,俺答汗還下令招來漢人進行耕種。當時,陜西、山西的許多農民失去了土地,但卻要繳納賦稅,許多農民選擇了逃亡。而俺答汗為了吸引漢人去河套平原,規定“歲種地不過粟一束,草數束,別無差役”,也就是每年繳納的賦稅不過一束小米,幾束草,可謂輕徭薄賦。
經過俺答汗的開發,河套平原“開良田千頃”、“村連數百”。當時的民謠唱到“人言塞上苦,儂言塞上樂……時雨既降沙草肥,丁男釋甲操鋤犁。夫耕婦織朝復暮,蓽門雞犬皆相依。”到萬歷初期,到河套平原耕種的漢人已經多達十萬之眾。
俺答汗
俺答汗開發河套平原,使得河套平原成為了漠南蒙古的經濟支柱,而蒙古人也成功在漠南站住腳。一旦蒙古在河套站穩了腳,那就必然會對陜西、山西、河北等地發起頻繁的侵擾,“無歲不深入,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如此,山西、陜西、河北又成為了前線,天子守國門的窘況顯得更加嚴重。顧炎武說“自虜據套以來,我軍之耕牧絕矣;耕牧絕,則轉輸艱矣;轉輸艱,則士伍耗矣”,“是榆林受病之原,乃在于失河套之初,而不在于移鎮榆林之日也。”
成化年間,為了打擊河套平原的蒙古人,明朝三次大規模出兵,均無功而還。當時鎮守九邊的將領不敢對蒙古開戰,但是卻敢濫殺平民以邀功,“邊將擁兵,莫敢誰何,徼所遺老弱及殺平民以上功,冒升賞”,于是韃靼“益橫,內地且危”。明朝中期唯一對蒙古的一次勝利是1473年,都御史王越趁蒙古一個部落主力外出之機,調遣1萬人進攻該部落的老巢,殺敵350人,號稱“明中葉邊功第一”。但這樣的失利對于蒙古來說是無關痛癢,蒙古依舊“寇每入,小擊輒去,軍罷即復來,率一歲數入。將士益玩寇,而寇勢轉熾”。
無奈之下,成化帝決定選擇“移堡筑墻”之策,也就是修建邊墻。明朝長城,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大規模修建起來。
誰提出收復河套,誰就得死
鑒于蒙古對明朝的威脅越來越大,明朝的有識之士就提出收復河套。1466年,楊琚、王越提出了收復河套的設想,王越認為“河套水草甘肥,易于駐扎,腹里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御。”但他們的建議沒有被明朝采納。弘治年間,總督陜西三邊軍務的楊一清再次提出了收復河套的計劃,得到了明孝宗的支持。但不久,明孝宗就去世,楊一清被宦官排擠,此后大臣“遂無敢言及河套者”。
嘉靖年間,俺答汗年年侵擾,朝臣大多主張收復河套。陜西三邊總督曾銑上《請復河套疏》,正式提出了收復河套的主張。他提出了幾條措施,在軍事上主張訓練精兵六萬,配以2000火槍手,連續三年在春夏之交襲擊蒙古,逼迫蒙古離開河套。
但嘉靖帝認為主動出擊,需要大量的資金,而明朝資金不足,不如修建邊墻,堅持防守戰略。為此,曾銑又提出,收復河套后,防線縮短,會減少軍費開支,而收復河套的費用不過是宣府大同一年之費。曾銑又聯系山西的將領,制定了詳細的計劃,主要包括訓練軍隊、后勤準備、招降、進兵路線等方面。他還上進上《營陣八圖》,力圖通過改變軍陣來提高戰斗。就此,曾銑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并得到了嘉靖帝的贊賞。
于是,嘉靖帝動搖了,他再次主持廷議,讓大臣辯論。內閣首輔夏言堅決支持收復河套。然而,夏言是嚴嵩的死對頭,為了打倒夏言,嚴嵩借此大家發揮,說夏言是“不顧國安危,民生死,惟徇曾銑殘欲耳”。最終,嘉靖帝聽信了嚴嵩的讒言,以“罔上貪功”的罪名將曾銑和夏言殺害。至此之后,明朝無人敢說收復河套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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