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經濟學家巴斯夏有一句名言:“消費是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生產只是手段”，這一觀點強調了經濟活動的本身是為滿足人類的需求和欲望而存在的，而不是為了生產而生產。

然而，當我們審視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時，不難發現上述邏輯在現實中面臨的嚴峻挑戰，當前經濟困境，尤其是今年的經濟放緩，消費疲軟和生產過剩，恰恰反映了生產與消費的失衡：一邊是強大的供應鏈和生產制造的能力，另一邊卻是疲軟的無能為力的消費能力。向外求突破，卻是四處燃氣的貿易戰硝煙，向內求發展，卻是被房價、教育、醫療、養老所擠壓而所剩無幾的消費能力。

我國經濟現狀，牛X的供應鏈和弱雞的消費

過去幾十年，我們憑借大規模投資和出口導向實現了高速增長，被譽為“世界工廠”，我去了不同的國家考察，發現很多產品都是“Made in China", 無論是電子產品，白色家電，還是建材、低端消費品，而中國供應鏈也確實很牛，幾乎所有產品都能在中國找到廠家，譬如我們昨天去義烏看到的打火機，前段時間去佛山看到的建材，這些產品確實是又便宜又好。

（義烏的打火機批發市場，幾乎所有的打火機品類都可以找到）

（這家位于佛山的衛浴工廠，產品遠銷中東和歐美）

通過制造業擴張，我們的居民收入有所提高，再通過房地產發展，我們提高了基礎建設，譬如我在江浙滬看到的服務區，其環境和設施的繁華，在全世界都是少見的。

但這優質的基礎設施和高效的供應鏈卻不得不面臨居民消費不足的困境。

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的工業產能龐大，但外部需求不確定，譬如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和全球供應鏈的重組（大量的電子企業轉移到越南和泰國，芯片封裝則轉移到馬來西亞，汽車和服裝轉移到墨西哥），將使得出口不再像過去那樣穩定，可預期。

預計五年后，很多生產型企業將不得不面對在國外生產的中國同行的強力沖擊。

與國外需求改變的同時，國內市場的消費能力增長還遠不及國內生產增長。

我國的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不足40%，遠低于發達國家60%-70%的水平。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僅3.5%，居民消費傾向降至68.32%，儲蓄率卻攀升至60%以上。高債務壓力（居民杠桿率超70%）、收入分配不均（基尼系數0.47）及房價下跌導致的家庭資產縮水，共同擠壓了消費空間。

消費疲軟的根源探究

要理解我們消費疲軟的根本原因，是要從多層面來分析。首先，收入分配不均是一個關鍵要素。盡管這些年我們的經濟增長讓數億人擺脫了貧困，也確實讓世人矚目，但不容忽視的是，財富還是集中于少數人手中，中低收入群體的購買力增長有限，而他們還不得不面臨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醫療、教育和養老等領域的支出，迫使許多家庭傾向于儲蓄而不是消費支出。

（0.3%的人占了全部財富的67%）

而房地產的市場泡沫又進一步加劇了上述問題。 房地產曾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但其過度擴張導致居民債務負擔加重（房貸占家庭負債70%以上），并擠壓教育、醫療等消費支出。2024年某市二手房價格較峰值下跌31%（實際是多少，大家自己體會）。 房企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22.5%，全國地產待售面積大幅增長，超過了7億平方米，房企土地儲備中商辦用地占比達40%-50%，而同時，寫字樓的租賃價格卻大幅跳水，有的跌幅超一半。

這種“為生產而生產”的模式，與消費需求嚴重脫節，形成了“高房價—低消費”的惡性循環。

與此同時，新冠后的經濟復蘇并未如預期強勁，盡管也推進了多項刺激政策，譬如降息、發消費券，以舊換新等，但這些措施難以撼動結構性問題。年輕人面臨的就業壓力和高失業率，也進一步削弱了消費的動力，甚至連基礎的出生率也出了問題。

這些結構性問題導致了政策工具的邊際失效， 傳統的貨幣政策（降準降息）難以激活需求端，2023年新增貸款28萬億元僅拉動GDP增長7萬億；財政刺激受制于地方債務風險，專項債收儲政策落地緩慢。

凱恩斯主義“總需求刺激”在結構性矛盾面前效果式微，凸顯經濟治理模式亟需轉型。

從“生產優先”到“消費引領”

如要重構經濟結構，首先要做的是優化收入分配結構與社會保障體系，讓消費者有錢消費是第一要務。

譬如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推動個稅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負，包括完善社保制度（部分省市出現的社?；鶖蹈哂谄洮F有收入實際上是提高了企業的負擔而且降低了勞動者的收入），提高中低收入者退休后的社保工資（按比例提高其實是降低了低收入者的收入）。

然后重構消費與生產關系

譬如將政策重心從“擴大投資”向“激活消費”，真正地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產品為本，確保勞動法規定的八小時工資制的落實；同時借鑒日本2023年通過薪資增長推動消費的經驗，直接發放消費券或現金補貼中低收入群體，打破“儲蓄—債務”循環。

再就是化解債務風險與產業轉型
設立“住房銀行”收購房企不良資產，推動存量房轉為保障性住房，按照樸素的市場經濟原理，減少供給才能穩定房價。

加大對數字經濟、綠色能源等新興產業的投入，創造新消費場景（如智能家居、銀發經濟）。

最后是改革地方財政與土地制度
通過中央財政置換地方隱性債務，緩解土地財政依賴，控制房地產的土地共給（其中更重要的是限制城投的土地共給）；

推動農村土地市場化改革，賦予農民工更多財產性收入，釋放農村消費潛力。

中國經濟困境的本質，是增長模式與需求結構錯配的集中爆發。唯有回歸“消費本位”，構建“以居民收入增長—消費需求升級—產業升級—就業擴大”的良性循環，才能避免重蹈日本“資產負債表衰退”的覆轍，實現從“世界工廠”到“消費強國”的跨越。

這一轉型雖需時間，也很痛苦，卻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