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語言殖民化和語言政策

——多樣性、不平等和差異中的巴西和莫桑比克

作者簡介

貝塔尼亞·馬里亞尼，巴西弗魯米嫩塞 聯邦大學 語言學講席教授，巴西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委員會研究員，出版了《巴西共產黨和新聞社》(1998)和《語言殖民》(2002, 2017) 等著作。

本文譯者黃予勤系湖南第一師范學院商學院教師

最初的理論思考

本文的標題涉及兩個方面：第一，討論語言殖民和語言政策的理論立場；第二，介紹以規范語言多樣性為目的的語言政策和立法分析。無論政策和立法是維護了語言多樣性，還是將國家語言簡化為單一的一種語言，這些語言政策從歷史性來說，都保留了針對特定語境下語言的新干預措施時可以帶入的記憶。而干預措施是通過制定其他政策和法律發生的。

該理論立場將知識生產的兩個領域結合到了一起：語言觀念的歷史和話語分析。這兩者都使研究者處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之中，因為他們不再將語言從歷史中獨立出來。他們是將語義的產生與歷史和意識形態條件聯系起來的知識領域。因此，審查語言政策的同時將考慮分析語言沖突的歷史情況。這些歷史情況包括殖民化語言和民族性語言的含義。

首先應該建立理論上的區分。“語言政策”這一表述的使用是作為與前文提到的知識領域互動的一種方式。“語言政策”與 “語言”概念化的方式有關：語言作為一種政治符號對象，既銘刻在社會歷史實踐中，也銘刻在受記憶的實質性影響，即語言影響的社會歷史實踐中。在此，國家語言并沒有和國家的憲法、組織和職能的歷史性脫離聯系。語言思想史與話語產生的討論相關。所謂的話語是指，構成隱性知識或賦予本國語言科學地位的知識的話語。這些話語在意義上對語言政策產生了什么影響呢？

語言學者借由剖析描述、推敲分析、對字典和語法的借助等方法，描述多樣性，分析說話者對多樣性的態度，進而形成語言知識、隱性表述或科學知識產生的實例。這種知識的產生既非歷史累積也不是天然產生，而與下列事實有關：作為語言學者，我們必須接受的是，與語言相關的任何知識的產生都源自于理論立場及其政治影響。這意味著任何理論立場都是政治立場，因為它既銘刻在認識論的分區中，也銘刻了特定范式中的知識。鑒于這種情況，我們的理論立場就是政治立場；即使他們沒有樹立明確的政治立場，理論也帶有解釋這一立場的差異。關于政治的概念，吉馬良斯（Eduardo Guimar?es）認為：“它是社會關系的核心。并不是指在交談中，而是在社交和語言功能的核心中；它與表達的區域有關，與有經驗的人無關”（15）。

討論涉及多樣性、不公平和差異的語言政策，就是采取一種揭示特殊關注的理論立場：語言和使用這些語言的對象都被多樣性、不平等和差異性束縛。但是在總體社會和歷史背景下，當它們針對主題使用語言時，多樣性、不平等和差異的影響并不是時刻可見。就話語分析而言，使用語言就是使自己在社會歷史功能中，以及在和語言與主題流通中產生相關語義的過程里銘記自我。在悖論性的互動中或回憶復又遺忘的記憶卻并不時常能以可感知的方式出現。語言政治和語言政策這兩個概念標志著：認識語言情境中的語言多樣性經常僅能消除語言和說話者之間的不平等和沖突，可使關于等級制度的討論中止。

以下是一個與此相關的實例：為什么巴西使用葡萄牙語？這似乎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但是它意味著講述巴西歷史的方式回歸到了一種消除土著語言的多樣性，消除語言殖民化的歷史和話語事實的方式。“葡萄牙語”是一種表述，它為我們巴西人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的含義。一方面，我們面對一個無法改變的現實：我們國家的語言是葡萄牙語。這個現實是通過長達四個世紀的歷史殖民形成和強化的。然而，當我們表明這一點時，我們將繼續討論殖民化話語記憶（1500年開始）和龐巴侯爵法令（1757年通過）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1822年巴西宣布獨立，隨之而來發生了一系列事件，如：巴西葡萄牙語語法的產生、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以及語言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出現；葡萄牙語這一詞也引起了其他表現過程，如語義回歸。但是當他們如此做的時候，就隨之進行了語義的轉變，并且經常使用新的語義形式。另外，因為無法擺脫殖民化的歷史禁令，以及因其是跨越大西洋的語言，葡萄牙語被認為擁有不同的歷史性。這導致了一個客觀存在的差異出現：我們使用的語言應稱作巴西葡萄牙語，還是巴西語。

對理論學家和語言學者來說，捍衛語言多樣化是否是一種消除因歷史形成的不平等的有效方式呢？認識的差異因何而起？首先，它與評判語言同質性有關。從這個角度看，國家語言的同質性是一種虛構的認識，但并不意味著其施加了對不平等的批評。這是一場需要在推行全國性語言政策的前提下進行的政治討論。如果對葡萄牙語一詞保留殖民地記憶，并將與語言有關的思想視為一種不可觸及的葡萄牙語遺產，那么將巴西葡萄牙語指定為口頭語言或巴西語會導致偏離官方歷史的含義，并使得形成國家語言過程中的歷史語言異質性浮出水面。因此，對一門語言命名是一個關于語言政策和國家政治的問題。

語言殖民

在國家語言研究領域，需對語言歷史進程進行分析。在將一門語言構建成為國家語言的過程中，有必要考慮語言的歷史化。例如：面對其他語言時產生的沖突，在所屬的社會環境中影響語言運用的事件，以及圍繞其身份標記而創建的語言記憶。這一方法讓語言殖民概念應運而生。

語言殖民這一詞語與擁有不同語言和記憶且未曾接觸過的國家的語言發展的結果有關。它指在不對稱的權力動態中，攜有不熟悉記憶的語言、歷史和政治含義之間的歷史性對抗過程。殖民語言自身強加的政治和法律條件，使它相對其他被殖民的語言更具合法性。語言的殖民行為本身就是對抗。這種對抗中，有些語義被解構，有些被建構，在非常特殊的歷史敘事環境中，對抗被強加和強化。這種對抗也導致本國語言和主題使用殖民化語言為自身賦予意義的情況逐漸增多。

在這種歷史聯系和兩種或更多語言之間的對抗中，在溝通空間共存和對抗的特殊時期里，我們處理的是有關語言的政治含義之間的對抗。如：整個中世紀，或葡萄牙殖民地或后殖民地背景下，相對于拉丁語本土語言堅守自身的情況所產生的對抗。

在語言接觸對抗的政治范圍中，一個非常復雜的歷史情況出現了。對此有人可能會提出疑問：“人們（研究主體）使用什么語義來表達他們的日常生活？”同時，隨著不斷的接觸，語言之間的語言元素發生了遷移，它們改變甚至轉變了這些語言。同樣的，在語義的形成過程中，同樣也發生了語義遷移，無論是對眾多語言中的一種歷史意義的表達方式進行重組，還是轉向其他非純語言的符號體系。

討論一項語言政策的制定，首要是理解復雜的歷史語言環境運作方式，它構成了權力機關采用的旨在規范語言實踐立場的基本物質條件。在此提出的討論視角下，語言政策的出現被理解為試圖組織象征性的實踐和在緊要關頭社會力量帶來的結果。在技術方面，語言政策形成中的限制性預設，是用來調節一種語言的有效使用或是消除另一種語言的元素，同時規范了制度空間的語言傳播及其行為方式。為了尋求語言異質性的過渡，語言政策用于規范表述他們自身歷史的對象。

總的來說，雖然需要通過語言政策來達到一個不言而喻的目標，但這個目標是對正在傳播的語義和歷史的調節，并將構成與殖民權力有關的殖民記憶。以語言政策的名義，設置關于語言消除的政策，是為了達到交流中統一、清晰和可理解的目的。這一語言消除政策影響了語言政治含義，或者說，至少影響了那些發現自己與其他語言有所聯系的語言的政治含義。

巴西的語言殖民

當考慮到殖民國家語言之間的意義聯系時，國家語言同質化設想的構建歷史，在爭取獨立和建立國家的斗爭中得到證實；在生活于這些歷史條件下的主題之間的權利關系中得到證實；在語法產生、字典編寫和語法化的語言所產生的基本語言工具中得到證實。

歷史條件不僅描繪語言統一的畫面，還為使用語言的主體提供了是否識別虛擬的語言統一性的可能。結果，一種語言可以是本國及官方語言，它創造了一個統一的形象。同時，語言多樣性可以被識別，但是要在其穩定的語言實踐中（或者說，在其日常語言含義產生過程中），以及在國家語言通過法律合法化過程中承認這種多樣性（在此，我是指國家憲法所承認的多樣性），雖說這再次肯定了語言的不平等。

當我們談論語言殖民化和語言政策時，我們指的是曾經在歐洲傳播的語言學觀點，這些觀點中滲透著殖民話語。這些殖民話語不僅存在于那些前往新世界的旅游者和傳教士的敘述中，而且還存在于被委托記錄的所謂講述歷史，即被講述的巴西歷史中。16世紀到18世紀之間，這部分文本正文，以重復和評論為特點，構成了殖民化進程中的歷史講述，并允許在字里行間將不同含義歸因于語言異質性，特別是與土著人民有關的語言異質性。這些講述同樣允許我們簡單瀏覽隨著歐洲語言傳入而制定的語言政策。這些歐洲語言包括：葡萄牙語、拉丁語、西班牙語和法語。

當考慮到殖民國家語言之間的意義聯系時，國家語言同質化設想的構建歷史，在爭取獨立和建立國家的斗爭中得到證實；在生活于這些歷史條件下的主題之間的權利關系中得到證實；在語法產生、字典編寫和語法化的語言所產生的基本語言工具中得到證實。

歷史條件不僅描繪語言統一的畫面，還為使用語言的主體提供了是否識別虛擬的語言統一性的可能。結果，一種語言可以是本國及官方語言，它創造了一個統一的形象。同時，語言多樣性可以被識別，但是要在其穩定的語言實踐中（或者說，在其日常語言含義產生過程中），以及在國家語言通過法律合法化過程中承認這種多樣性（在此，我是指國家憲法所承認的多樣性），雖說這再次肯定了語言的不平等。

當我們談論語言殖民化和語言政策時，我們指的是曾經在歐洲傳播的語言學觀點，這些觀點中滲透著殖民話語。這些殖民話語不僅存在于那些前往新世界的旅游者和傳教士的敘述中，而且還存在于被委托記錄的所謂講述歷史，即被講述的巴西歷史中。16世紀到18世紀之間，這部分文本正文，以重復和評論為特點，構成了殖民化進程中的歷史講述，并允許在字里行間將不同含義歸因于語言異質性，特別是與土著人民有關的語言異質性。這些講述同樣允許我們簡單瀏覽隨著歐洲語言傳入而制定的語言政策。這些歐洲語言包括：葡萄牙語、拉丁語、西班牙語和法語。

雖然語言多樣性問題不是這些文章的中心主題，但是了解當地語言的需要在其中仍被提及。從實際意義來說，了解這些人和他們的語言，成為實現領土征服、擴張和殖民化目標的關鍵之一。隨著葡萄牙人的殖民者權力而出現的語言殖民化是圍繞著文化和語言缺乏的思想程度形成的。同時，文化和語言缺乏被認為在殖民者接觸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因此，它有助于使殖民者統治的方式合法化。所以，在卡米尼亞（Pero Vaz de Caminha）的信和傳教士們：安吉耶塔神父（José de Anchieta），甘達沃神父（Pero de Magalh?es Gandavo），卡迪姆神父（Fern?o Cardim）和布蘭迪奧神父（Ambrósio Brand?o）所作的第一手記錄中，我們可以推斷語義的缺乏已經被發現并被證實了：在當地的土著語言中不存在字母F，R和L。這也證明宗教權威、中央皇權和立法機構的缺乏［1］。語言是語言學觀察的客體，描述它們的過程能使特別的、提前建構的語言文化圖景實體化。

從葡萄牙殖民者角度來看，支撐國家的三個基本因素——宗教、王室和法律，都源自于擁有自身語法和書寫形式的單一民族語言，并象征了文明進程的高級階段。從這個方面來說，葡萄牙語同樣承擔了國家整體社交功能的一部分，同時為該國的其他部門提供書寫的合法性。然而，殖民地人民和他們的語言并沒有文明化，因其被認為缺乏葡萄牙人擁有的，而且被認為是文明中核心的東西。通過這種方式，認為本土語言不足的語言學理論使宗教理論（缺乏一個神明）合法化，也使政治法律條件（缺乏法律和國王）合法化。從語言的起點來看，提出文明程度不足的觀點，只是為了讓殖民者的擴張行為具有合理性。

巴西殖民地使用的土著語言的最初知識的構建，是一種以歐洲思維方式為標志的知識構建，它被用來維持在殖民地內部流通語言的特定含義的演化。一項關于土著語言的最初的意義軌跡被建立，它讓人們對所謂的語言缺陷進行無數次的重復和解讀，并且為歐洲語言尤其是葡萄牙語的優越性提供意識形態證明。隨著意義軌跡所象征的解釋性手勢具體化，土著語言和說土著語言的人們有關的觀念缺乏的觀點就成為理所當然了：兩者都會不斷被聽到和被描述，從另一方面說，它將被解讀為這一危機和缺陷存在的依據。

這些關于語言的歷史事實的分析，讓我們能夠去分辨一種推理方式。這種推理方式構建了關于“來自于巴西的事物”——居住者和流通語言的知識形式。通過這種方式，有可能見證因語言和說話者所占據的話語地位差別而導致的不同狀態。這些文本同樣可以證實巴西在當時使用的圖皮“通用語”，其他的土著語言，葡萄牙語和其他歐洲國家語言在沖突中共存的情況。

到了18世紀，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劇變：圖皮“通用語言”這一由耶穌會士命名的語言，無論從鄉村到城市，還是從制糖廠到種植園都有人使用它。但當耶穌會士被驅逐出殖民地后，這一語言就被同樣的殖民政策禁用并消除了。1757年5月3日，印第安人董事會成立（董事會必須由居住在帕拉和馬拉尼昂的土著人監督），葡萄牙語在葡萄牙王室強制性要求下成為殖民地行政用語，同時“通用語言”被官方禁止使用。

在1719—1809年間的馬拉尼昂和帕拉一系列文件中的第九卷中的第六段，我們能看到印第安董事會中傳達的王室命令：

在所有征服新領地的國家中的最不可改變的實踐是直接將自己的語言介紹給那些被征服的人民。因為毫無疑問這是最有效的方式，使落后人民擺脫之前的習慣。同時，根據經驗顯示，向落后人民介紹征服他們的王子使用的語言，也使他們向這位王子表示親近、尊敬和服從。因此，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國家都遵從這一明智而穩固的制度。在這次征服中，情況卻恰恰相反，因為第一批征服者已然確立使用被稱之為通用語的語言。這實在是一項惡毒的創新，印第安人發現自己一直處于持續的野蠻征服狀態下，他們文明化的可能都被剝奪了。為了使他們擺脫這種危害程度最高的虐待，印第安董事會的一項主要措施就是在他們各自的居住區域中確定使用葡萄牙語。此外，在任何情況下，在校學習的男孩和女孩們，以及所有的能被教化的印第安人都不允許使用自己民族的語言或是被其他人所知的通用語言。他們只能在尊敬的陛下反復推薦的方式下使用葡萄牙語，到現在還沒有發現這一方式會引起全國性的精神荒廢情況。

印第安人委員會制度，是一套由格羅帕拉州和馬拉尼昂州州長，龐巴爾侯爵（Marquis of Pombal）的兄弟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Xavier de Mendon?a Furtado）推行的規則。這套規則旨在通過北方殖民地區殖民者的權力強迫施加指令。1758年8月17日，國王的憲章將其影響范圍擴張到整個殖民地。1798年5月12日頒布的另一部國王憲章使得委員會制度四十年后才被完全推翻。

委員會是歷史想象中的一部分，這一想象的基礎是將語言和征服與被征服的民族聯系在一起的普遍性愿景。在此（官方）語言的意思是殖民國使用的語言，也就是指葡萄牙語。他們與其他的同盟文明國家保持一致。語言不再是宗教統治工具，而是歐洲文明的一種構成元素，這是一種包容性的文明。換句話說，這種文明通過想象將土著人民納入主體。我們甚至可以說，這里的文明和民族對于葡萄牙人和耶穌會士來說并不是同樣的意義，即便他們都來源于葡萄牙語系。另一個需要強調的重要觀點是：葡萄牙語作為征服者的語言帶來了一份記憶。這份記憶在葡萄牙語的第一代語法中有所記錄：“我們自己教授幾內亞語的效果比我們向羅馬學習更好。”（Oliveira 42 ）

以王權的角度來看，強迫被殖民者只能使用和學習葡萄牙語，代表著透明性的可能和對被殖民者的控制。此外，自18世紀開始，它就致力于使巴西殖民地達到日常的透明化管理。

重要的是要理解因這種強制而產生的影響，即：同質化的影響（或同質化或壟斷構想）；證據的效果（經常使用葡萄牙語）；以及土著語言的消聲。17世紀通過的語言政策使巴西的語法學家和文人、語言學家在隨后的幾個世紀里辯論不止。

隨著1822年的獨立宣言而來的是，民族語言問題在關于口頭語言的演講中引起的不適。語言是應進行延續性認識還是片段性認識呢？到底是對過去的語言進行沿用，還是應該構建全新的語言呢？（Mariani and Jobim 11-12）在這些演講中，那些精英階層的獨立思想家，通過殖民者的語言來表達并樹立民族主義。在“殖民者語言”這一表述中，我使用的是過去時態，因為事實上，以及形態和詞形的變化上，殖民者語言除在思想家們的演說［2］中會帶來不適以外，我們還應該記住就其象征意義而言，將殖民者的語言重新定義為國家語言時是需要一個過程的。

在19世紀國家爭取獨立的那些年里，人們一直在討論巴西語的命名：巴西化語言？巴西化葡萄牙語？葡萄牙語？另外，同樣被討論的還有口頭語言的特殊性。例如：巴西語言的堅定捍衛者，小說家阿倫卡（José De Alencar）就曾這樣說過：“吃腰果的人是不可能和吃枇杷的人用同樣的方式說話的。”（19）然而在這個時期，關于設想中全國范圍內統一語言的觀點還沒開始進行討論。甚至巴西的第一部憲法中都找不到關于葡萄牙語在巴西使用的證據。

對巴西來說，那些以賦予特定地區歸屬感為目的的政治演講中存在著一種擔憂：巴西葡萄牙語的傳播方式中加入了數不清的本土語言，同時在政治思想上對統一性語言的渴望仍然存在，這取決于其是否能構成同質化的國家語言。對巴西領土是進行帝國統治，還是以共和國的形式進行行政管理，這是一個政治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國家所需的民族語言知識的發展轉變過程。

此外，國家的構成，特別是在成為共和國之后的國家的構成，對應了社會轉型的過程。怎么能用“巴西語”來稱呼在一個現代化殖民國家中使用的語言呢？在1935年和1946年的法律決議和法案中，究竟以葡萄牙語還是以巴西語來稱呼其語言的問題多次被提起。這說明固化國家語言和語言民族主義的政治話語的需求仍然十分明顯。將巴西語指定為本國語言是為了維護一種通用語言，并且在不質疑個人參與程度的前提下，通過努力將來自于同一片土地的個人聚集在一起（Dias 75）。

這種對與口頭語言有關的構想的語言統一的渴望推進了國家統一的想法。在20世紀初期，共和國成立第一年中的兩次代表大會上，這個想法被具體化了。這兩次大會分別是1937年的歌唱語言代表大會和1956年的戲劇語言代表大會（Mariani, “Unidade Idealizada” 64-74）。在此，我們能看到學術界正在孕育語言政策的雛形。第一屆巴西戲劇語言大會選擇采用里約熱內盧使用的葡萄牙語作為標準官方語言。另外，語法學家庫尼亞（Celso Cunha）在他的開幕致辭中支持了語言統一的構想：

我們語言構成的特殊條件顯示，語言方言化并不像一些歐洲國家那樣多樣化、具有多重性和悠久的歷史。［……］如果說這個特點看上去對亞洲、歐洲甚至于非洲的文化性實驗有效，那么對于美洲國家來說似乎并沒有多少效果。因為在美洲國家的歷史上，前歐洲語言在現代的語言中幾乎沒留下多少痕跡。［……］似乎我們正處在社會政治時代的入口，即主要的國家語言趨向于逐漸顯示出相比離我們更近的過去而言，更廣泛的相對統一性。［……］一個國家在現代世界的社會和經濟特征影響下，持續趨向于極強的統一感。然而在過去的多個世紀中，這個國家并沒有根深蒂固的區域性傳統主義障礙。（15）

然而，根據庫尼亞的觀點：標準語言的確立將是另一項文化元素和文明化進程。他在會議中，回憶了1937年舉辦的歌唱語言大會。他提到了以下三點：1）針對國家統一的愛國因素。2）里約熱內盧的語言發音是巴西區域性發音中發展最快、最直接的和最優雅的。里約熱內盧的口語發音的音樂性表現最強，實際上最為城市化。3）作為在設立國家首都期間無意出現的語言發展，它是所有巴西人共同合作的結果，也正因為此，所有人都能接受它（159）。

標準語言首先被用于劇院，然后逐漸被所有巴西人所使用。當時的一些語法學家所希望看到的，是對于標準語言流暢進行的特別介入。在奧蘭迪（Eni Orlandi）提出的虛構語言模型中的一些設置超越了“單一”語言的想法。如果這些指導原則成為了法律，那么對于巴西使用的語言，有可能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干預措施（Língua Brasileira 35）。

除此之外，1958年在阿雷格里港召開的第一屆方言學大會中，與會的語法學家和知識分子關注到了方言的多樣性，認識到語言文化差異。人們在討論小坎迪（Jr. Candido Jucá）的巴西語言民族志調查問卷時明確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很明顯，受過教育的人說話的方式在此并不是議題。我們希望了解的是普通人是如何說話。”（5）與多樣性相對的語言統一性，成為了分別于1937年、1956年和1958年舉行的三次會議的核心主題。

結合以上觀點，可以看出政治張力存在于語義已變化的、流動且多樣的語言和語法書所設定的虛擬語言當中。在關于統一國家語言的構想中，正如奧蘭迪所表達的，“語法學家創造了一個語言的想法對所有的巴西人都適用，并且這個想法顯示了民族統一性方面的偏差和差異”（Língua e Conhecimento Linguístico 206）。

現今語言政策和語言殖民的影響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參考一些實際案例。2012年和2013年，在里斯本機場能實際體會到一項語言政策：有一個專門針對移民的標志，專為使用葡萄牙語的國家聯盟成員設置。然而，這條標志線對應的柜臺已經被關閉。聯合國和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官網文件在原則上維護語言的多樣性，但在實際情況中，不公平性仍然可見：“所有語言都可作為工作語言，但官方語言是……”另一個例子是，官方雙語政策顯示對語言多樣性認識的肯定，但不平等情況仍然存在。西班牙語和巴拉圭語都是官方承認的國家語言，但是在學校中更多被教授的是西班牙語。在巴西加布里埃爾-卡舒埃拉的一個小城，當地市政廳確定其工作用語是葡萄牙語，同時三種當地語言圖皮語（Nheengatu）,圖卡諾語（Tukano）和巴尼瓦語（Baniwa）也被確定為工作用語。這三種傳統語言是當地大部分居民日常使用的語言，這些居民中有超過85%的人是當地土著。毫無疑問，在1988年頒布的巴西憲法中，將這三種土著語言認定為官方語言，這也說明巴西確實是一個多語言國家。巴西現存的還有180種土著語言，以及25到30種移民語言。然而，將土著語言納入官方語言觸發了一項立法，這也是1996年巴西基礎教育法及指南中的一部分。這部法律規定了巴西的學校需要提供免費、強制性的雙語教學，并且配備語法和字典等充足的教學材料。由于缺乏足夠的語言政策，圖皮語（Nheengatu）、圖卡諾語（Tukano）和巴尼瓦語（Baniwa）雖獲得了官方認可，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在學校、報紙和官方文件等地能被有效使用。

巴西憲法中對語言多樣性的官方認可并沒有將語言不平等性的影響最小化。正如我在別處曾討論過的，語法書中的標準化語言與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巴西化葡萄牙語之間存在極大的差異。語言上對這些多樣化之間差異的認識不足以消除不平等現象。因此，在巴西葡萄牙語的使用者的認知中存在一個奇怪的悖論，即他們認為自己不會說葡萄牙語。他們這么說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怎么說他們的母語，這些使用者們在語言政策中進行自我定義。這里所說的語言政策主要通過語法書中規定的規范性官方語言的名義來消除社會和地區語言上的差異。這些巴西人無法認同學校里教授的標準語言。因為官方要求的語言規范的變化既困難又抽象，與生活中實際使用需求相去甚遠。在巴西憲法中，葡萄牙語從法律層面上被認定為官方語言，這完全是一個壟斷的例子（Zandwaiss 127-42）。這一合法化，導致巴西官方語言與國家憲法之間沒有足夠時間建立聯系，從而導致許多巴西人無法認可這種語言。

莫桑比克的語言殖民

葡萄牙的另一個殖民地——莫桑比克并沒有經歷和巴西一樣的語言殖民化過程。在1885年的柏林會議和1887年的布魯塞爾會議后，歐洲列強決定基于國際領土占領統一規則劃分非洲，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控制得到承認。隨著這一國際政治重新定位，葡萄牙開始通過采取社會教育措施，更加積極地對海外領地進行管理。他們所采取的措施的目的是通過引入葡萄牙語和習俗來實際占領和教化非洲人民。

正如我在別處曾討論過的（Mariani, “Uma Revolu??o” 56-76; “Discurso Revolucionário” 59-74; “Lusofonia, Languages” 25-41），1845年和1869年通過的法律建造了一個新的教育系統，一個定義了針對非洲人和歐洲人的完全不同的教育類型的系統。一直到19世紀末期，新葡萄牙天主教傳教士們前往非洲并為居住在那兒的葡萄牙人開設了教會學校。但是，這些學校更重要的目的是招收非洲人。在宗教政策方面，他們的方式和前幾個世紀一樣：那些教會學校的負責人最關心的是教化人民。他們逐漸通過當地非洲語言構建教學行為，當然有時使用葡萄牙語（Mariani, “Uma Revolu??o” 65）。因此，從19世紀末開始，葡萄牙人實際上已經開始推行旨在讓葡萄牙語成為莫桑比克的唯一的文明語言的語言政策。

任何殖民中的語言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生改變，不僅僅是因為它在離開母國的過程中接觸了其他的語言，同時也因為重新定義的過程本身也是殖民過程中的一部分。雖然沒有介入班圖語語法的創立，或是直到20世紀，也沒有向全部人口推行葡萄牙語，但在革命和革命后的時期，莫桑比克解放陣線（FRELIMO）成員仍鄭重地提出了語言問題的復雜性：現代世界中莫桑比克人民應該怎么說話？在去殖民化斗爭出現轉折的那一刻，葡萄牙語的歷史化體現在獨立語言形象被添加到語言殖民者的圖像中。葡萄牙語被確定為官方語言，這個前殖民者的語言能被認為是人民都接受的正式語言嗎？（Firmino 45）畢竟，如果一種語言被用來將一個國家凝聚，葡萄牙語能讓所有莫桑比克人都認同嗎？葡萄牙人的語言從來都沒有成功地成為莫桑比克的國家語言，或者是與國民有關的母語。

從這個方面來看，在獨立后和革命后時期，莫桑比克的語言政策出現了一系列引人思索的不同問題。葡萄牙殖民語言確立了語言政策，這些政策引起了審查和當地語言的消除（Orlandi, As Formas 15）。政策還引起了班圖語在思想上對葡萄牙語的服從。反過來，革命性語言初步建立了針對創造全新團結的莫桑比克社會中新的語言政策。這么做，在不抹黑當地語言的基礎上，將葡萄牙語定為官方語言。

20世紀70年代，由于莫桑比克解放陣線的政策干預，政府試圖對莫桑比克人的語言使用進行規范，但政策不能消除精英和普通人對這些語言賦予含義的特殊方式。簡單來說，莫桑比克解放陣線黨和政府認定葡萄牙語是國家團結要素為整體方向是不夠的。像這樣新興的多民族國家的政治聲明并沒有消除殖民斗爭的記憶。這些斗爭主要是因為葡萄牙人普遍依附于班圖語和莫桑比克人所說的葡萄牙語。莫桑比克人說的葡萄牙語被俗稱為pretoguês（這是一個雙關語，preto的意思是黑人，pretoguês是葡萄牙語）。作為殖民者的語言，葡萄牙語增加的是關于所謂的莫桑比克人口語不好的記憶。革命者打算如何重寫這樣的記憶，從而使葡萄牙語成為莫桑比克的官方語言呢？他們相信這樣有可能使葡萄牙語“莫桑比克化”。如果要通過其他語言政策將班圖語確立為國家官方語言，并建立起相應的雙語教學系統，也許需要30年時間。

歷史和語言互相影響，并且顯示了后革命時代的矛盾。這說明不可能對無可行性的行政語言規劃進行立法。總有些事物會超出規劃的范圍，總有些事物無法做到。

反思

在巴西和莫桑比克，葡萄牙語的歷史性在語言的表達方式上仍存在矛盾。葡萄牙語在歷史上是殖民者和教理主義使用的語言，是獨立運動的語言，是官方語言和不代表國籍身份的語言。對這兩個殖民地的語言殖民雖然是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的，但都將葡萄牙確定為官方語言。葡萄牙語官方化的過程主要依靠法令、語言語法化的過程，以及依靠學校的語言教育。如果語言殖民消滅了當地語言，那么去殖民化在兩個前殖民地至少推進了兩個進程：一個是關于當地口頭語言的名稱和含義的討論；第二是旨在使土著語言語法化的語言政策，以期能真實反映兩個國家的社會狀態。

語言是一項社交功能。正如奧蘭迪提醒我們：“國家的統一是通過體制或是在體制中表現出來的。”（Língua Brasileira 175）培養真正的本土語言的政治代表，是認識語言的不平等性和開始真正的雙語教育系統的必要步驟。

當語言政策制定后，語言價值幾何？從殖民化到非殖民化，“語言價值”之間變化極大。在20世紀，特別是在這個經濟發展優先于政治和語言的新自由時代，語言政策被淘汰是趨勢。在消費者市場中，語言組織已實現了新的意義配置，從而推進了一個奇特的語言市場：要捍衛多樣性嗎？如何捍衛？

在過去的幾年中，有很多將語言學與經濟學相關聯的書出版。經濟學家布魯姆（David E. Bloom）和格勒尼耶（Gilles Grenier）將1965年以來的多本著作的發行看作是這項全新研究領域的起點：將語言作為經濟變量。如果語言被視作為經濟變量，應該由誰來進行確定呢？語言學家還是經濟學家？這將使他們在實際或預期的經濟情景中被當作附加因素，并計算成本和收益。將語言認定為經濟變量的政治實施和思想結果是什么？

接下來的問題在之前已經提過了：在財經領域討論語言的含義是什么？需要注意的是：語言都是有人使用的，將經濟價值歸屬于語言時是否會從母語或是第二語言的角度來決定其社會價值和使用價值？作為民族象征元素的語言意味著什么？語言偏見會存在于國家之間嗎？

有一種特殊的政治經濟話語在傳播。它通過統一的貨幣和通用的語言，在單一全球化市場中宣稱全球化的優點和必然性。極權主義者夢想回到幾個世紀前發明“基礎英語”的想法。他們夢想著語言單一化，希望減少語言多樣性和維護語言不平等性，而忽略了差異性是人們和他們所使用的語言與生俱來的。

注釋［Works Cited］

［1］在葡萄牙語中，單詞 Fé 意為信仰，Rei 指國王, Lei 則表示法律。這三個單詞分別以F, R, L為首字母。［2］例如：1823年政客們的話，關于國家語言名稱的爭論，文學領域的爭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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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于《外國語言與文化》雜志2020年第1期，第3-14頁）

責任編輯：羅輝

《6-20歲能夠熟練使用方言人群比例》，作者：神樣胡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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