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影視劇里都看到過這樣的場景：空曠地方搭建了一個粥棚，滿面饑色的災民，排著隊拿著破碗走到粥桶前，施粥人員從桶里舀出一瓢粥倒進碗里， 饑民迫不及待邊走邊喝。

古代用施粥的方式賑災已經有很長歷史了。

《禮記·檀弓》記載，春秋時代，衛國發生饑荒，魏國貴族公叔文子煮粥救濟災民。齊國大饑荒的時候，貴族黔敖制作食品，放在路旁，等待饑餓的人來吃食，結果有人不吃“嗟來之食”而餓死。

那么，古人為什么要熬粥給災民喝，而不是直接發糧食呢？主要有這幾個原因。

首先，施粥節約糧食。一旦發生饑荒，到處都缺糧，熬粥所需的糧食又比較少，粥可以滿足人的基本熱量，所以，施粥的方式可以用有限的糧食救濟更多的人，還可以避免養靠施舍生活的懶漢。

其次，直接發糧的話，容易被貪官和經手人員截留，到不了災民手中。施粥還可以避免另一個惡性后果：在饑荒年代，人們的道德底線是非常低的，發糧食的話，瘦弱者領到的糧食容易被其他饑民奪走。

再次，發糧食的話，災民在領到糧食之后，還有準備炊具，柴火。饑民在逃難時往往沒有帶炊具，柴火也很難找到，出現了饑民拿著米活活餓死的事情。相比之下，煮粥是最省事的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饑民的消化系統都很差，吃硬飯的話不好消化，還是粥比較合適。

那么，古代是怎么保障施粥能夠順利進行呢？

古代施粥分為兩種，民間施粥和官府施粥。

發生饑荒時，第一波施粥的往往是民間的富戶。因為官方賑災需要一定的程序，正式實施的時候，往往已經有饑民餓死了，所以民間施粥往往搶先進行。

這些財主施粥主要出于幾個因素：相信行善有福報，積陰德；眼界開闊鄉紳擔心饑民過多會沖擊自己的莊園，不如主動施舍；官府給予施粥的民間人士一定獎勵。

比如，清朝的時候，浙江省對開粥棚施粥的鄉紳和富戶給予以下獎勵：

清代的一石是180斤，一斤相當于現在586克，所以，一旦糧食大約是105公斤。捐42000公斤糧食，才能獲得一個頂戴，代價也不算小了。

前面說了，饑荒年代，人們的道德水準是很低的，因此，為保證施粥能順利進行，官府也形成了一整套施粥的管理措施。

明朝嘉靖年間形成“粥廠制度”，規定選址原則（災民集中地、分散布點）、管理人員（總管、常簿、司積）及施粥流程（審戶、標識、排序、散粥），確保秩序和公平。

明朝萬歷年間，王士性寫了一篇《賑災十事》,專門講了施粥的注意事項。對于本地的饑民，各鄉里正提前預告施粥的時間和地點。每二十里設一個粥棚，災民不準跨界領粥。里正指揮本村人打著旗子，拿著票據和花名冊入場。饑民以村為單位，按照先來后到的原則，先排好隊，背靠背就地坐好以后，才由兩人抬著大粥桶，另外兩人拿著瓢開始依次施粥。每次每人施粥一碗，在所有人喝完第一碗粥之前，不得發放第二碗粥，免得多寡不均。家里有餓得走不動的，按照花名冊，給一瓦罐粥讓親屬帶回。 放粥時炊具要用蒼術、醋碗熏燒消毒,以防疫病,并禁止向粥內倒生水,以防瀉痢。施粥官員要自帶口糧，不得增加鄉里負擔。

為了防止有人貪污賑災糧，王士性還發明一種“賑災小票”。饑民領取小票后，貼在自己家門口，州縣派人挨家挨戶核實后，在小票上填寫“食粥”或“領賑”字樣，并蓋上官印。村民去“食粥”或“領賑”時，官府憑小票供應，并回收小票。州縣官吏施粥完成后，需向督糧道上交小票對數。督糧道再派人至饑民家抽查核實，有無喝到粥，或者領取到糧。這一套手續下來，貪官要想從中撈油水就很困難了。

王士性還指出，本地饑民與外地饑民要分開施粥，以免外地饑民聚集鬧事。外地饑民只發粥，不發糧，以免冒領。外地饑民超過百人，則不發粥，讓他們散開到別處找粥喝。外地饑民吃完粥以后，官府指派里正等人押送出境，第二天不得再來同一地點吃粥。出現外地饑民聚集的情況，各地里正要立即報備，官府派人驅散到各地就食，不得聚集一起。

那么，饑民一天能吃到多少粥？施粥 以“稠粥”為主，每名災民每日約獲1-2升粥（約合現代0.5-1公斤），具體數量依糧食儲備而隨時調整，盡量保證不餓死人。

這個 “稠粥”的標準是什么？清朝有一句很經典的話：“筷子浮起，人頭落地。”筷子插入粥中，需直立不倒塌，才算合格，如果筷子傾斜，負責賑災的官員需要負責。

有人會問，既然有施粥，為什么還會爆發大規模的流民暴動？

施粥只是自然災害時的一種短暫性救濟措施，無法改變王朝的深層次矛盾。施粥不可能長時間進行，一旦施粥結束，沒有生產資料的農民又陷入了饑荒和生存困境，看不到一點希望的情況下，只能選擇暴力來進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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