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惠

2025年3月，中國紅十字會青浦分會及青浦分會醫院創始人徐熙春的傳記《遇見徐熙春：在江南與上海之間》（作者陸軼雋）由現代出版社正式出版，而徐熙春也是文史作家十年砍柴所著《尋找徐傳賢：從上海到北京》（十年砍柴，2022年4月版）一書主人公徐傳賢的父親。同時，《遇見徐熙春：在江南與上海之間》與《尋找徐傳賢：從上海到北京》、《歸來徐家良：貴州到上海有多遠》（十年砍柴，即將出版），完整地呈現了一個上海家族百余年歷史，也間接呈現了上海從近世開埠以來的百余年歷史發展和社會變遷。

十年砍柴《尋找徐傳賢：從上海到北京》（2022年4月版）

徐熙春，名正章，字六根，號熙春，青浦思葭浜徐氏后人。1885年，徐熙春出生于青浦城廂鎮一個世代儒生、兼而行醫濟世的“耕讀之家”。祖父徐元龍是一位傳統的儒生，“文詞淵富。弱冠后食餼，有聲庠序。在家設教，門下士之成名以去者指不勝數”，作為秀才的他既是私塾的教書先生，又充當著鄉紳的角色。父親徐公勉是徐氏家族最后一代參加科舉考試的人，他是一位有秀才功名的醫生，一邊繼承父業“傳道授業”，一邊在讀書之余勤勉于研習醫術。

1920年左右，35歲的徐熙春（ 中）與長子徐傳賢（右，時年12歲）、 次子徐渭江（ 左，時年10歲）

由于“五口通商”以來西風東漸，開埠后的上海迅速發展為亞洲最大的工商業大都會，而活動于上海遠郊青浦縣城的徐氏家族無疑也感受到了。因此，到了徐熙春這一代，徐氏家族“耕讀傳家”的傳統有了根本的轉變，由“耕讀傳家”而變為“商讀傳家”并成為其家族最大的轉折點。應該說，上海的開埠，不僅改變了徐熙春的命運，也改變了徐氏家族的命運。

1898年，徐熙春和哥哥徐桂舲離開青浦縣城，一起到上海法租界永安街的煙絲店當學徒，開始學做生意。經過多年經營，徐氏兄弟于1915年在上海永安街上開了自己的煙絲號信孚泰，專營福建永定地區生產的水煙絲——皮絲。1928年，由于皮絲行業衰落，徐熙春轉行將自己的商業擴展到出版印刷業，在公共租界山東路開設了專門經營油墨和印務的美新公司。彼時，正是所謂“黃金十年”期間，上海的新聞、出版、印務和發行行業正風生水起，如商務印書館、《申報》、《新聞報》等報刊雜志更是如火如荼，而這一切對于轉行印刷業的徐熙春來說正當其時。

民國時期，徐熙春經營的信孚泰煙號地址為上海民國路380號（上圖，位于右下角），美新印刷公司的地址為上海山東中路63號（下圖，位于左上角）

當徐熙春在上海站住腳并成為一個在法租界、南市擁有店鋪的企業主時，他的社會聲望也隨其資產的增加而上升，而“富而行善”則成為其最自然的選擇。1917年，徐熙春被推舉為青浦旅滬同鄉會會計員，開始參與慈善事務。1920年，徐熙春成為上海民國路商業聯合會會員，進一步參與到社會公義事務中。1924年，北洋直系、皖系兩派為爭奪淞滬而兵戈相見，浙江督軍盧永祥與江蘇督軍齊燮元在上海附近的江浙一線對戰，史稱“齊盧戰爭”。隨著戰事愈演愈烈，躲避戰亂的難民不斷涌入青浦縣城和上海市區，其時不但難民救濟難以為繼，而且戰爭中的死難者更是不計其數甚至無人掩埋。當時，作為在旅滬青浦同鄉中頗有美譽的徐熙春，遂與青浦旅滬同鄉會的商紳們商議，決定發起成立中國紅十字會青浦分會，既為賑濟難民、救護傷員，也為掩埋死難者。在徐熙春的生命里，青浦紅十字會的成立于他而言是一生的高光時刻，他不僅被選舉為成立大會的會議主席，還被選舉為第一屆青浦紅十字會的副會長，并于1925年青浦分會改選時擔任會長直到1949年后。

實際上，基于徐熙春在上海經商時超強的社會活動能力，不僅與當時中國紅十字會的主事者熟悉，而且受到當時上海的著名企業家、大慈善家王一亭（1867—1938）的感染和影響，可以說徐熙春在此時機走上現代慈善之路就是必然的，也正可謂是得了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在徐熙春擔任青浦紅十字會會長后，青浦紅十會不僅發展會員、聚集資金、救護難民齊頭并進，而且徐熙春本人還按照《中國紅十字會青浦分會簡章》規定帶頭捐錢并成為正式會員，有效地對發生在青浦家鄉的戰爭中的傷兵與難民進行了救助。青浦分會在收容安置難民外，組建了救護隊并頒布了《中國紅十字會青浦分會救護隊要則》，要求在救護中要貫徹“受傷兵民，不論何方，皆應一律待遇，不得歧視”的原則，同時還負責協助地方維持治安、掩埋尸體、調查損失等善后工作。在處理青浦紅十字會各項事務的同時，徐熙春編寫了《中國紅十字會青浦分會大事記》，詳細記錄了青浦紅十字會參與的各項大事，尤其是“齊盧戰爭”（又稱“江浙戰爭”）等戰時急需救護期間的重要事件。在后來的1932年“一·二八”抗戰（又稱第一次松滬抗戰）、1937年“八一三”抗戰（又稱第二次松滬抗戰）期間，徐熙春又先后兩次率領青浦紅十字會投身于戰場救護，幫助和救治了無數的傷員。尤其是在“八一三”抗戰中，徐氏家族也遭受了財產的巨大損失，而且還有人員傷亡，但徐熙春仍然以堅毅和沉穩的處世風格“一聲不響”地處理好了所有的事務。

1947年11月，青浦紅十字舉辦烈士孫子揚殉難十周年紀念追悼會（圖中后排最高者為徐熙春，右五）。其時，徐熙春和同仁在縣城中山公園（曲水園）為孫子揚舉行了盛大的追悼儀式，青浦縣各界人士亦派代表前來參加追悼會。自1924年青浦紅十字會成立以來，孫子揚便追隨徐熙春從事慈善事業且擔任救護隊長，并在每次戰亂中率員冒著槍林彈雨救助災民，但最終以盛年死于日寇轟炸之下

當然，徐熙春雖然是青浦紅十字會的會長，但其主營業務還是經商，尤其在沒有戰事的和平時期更是專注于美新公司的業務發展，同時繼續盡職盡責地履行著青浦紅十字會會長的職務和積極參加社會公共事務。例如，1928年，“一·二八”抗戰后，徐熙春帶領青浦紅十字會在疏浚清理了青浦城廂鎮前河河道，同時還不忘河岸改建及橋梁修建以便于鄉里；1929年，上海法租界商界聯合會抗拒租界公董局不當收稅，徐熙春擔任了聯合會的主席團成員，并直接領導了抗稅運動。到了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展開，上海在“八一三”抗戰后淪陷，整個中國有半壁江山都處在戰火之中，而處在前線的江浙滬一帶更是籠罩在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統治之下。其時，由于徐熙春的極高聲望，日本侵略者在青浦成立維持會后則聲言徐熙春參與其中，但徐熙春不顧安危立即登報聲明嚴詞否認和堅決拒絕，而基于此青浦紅十字會的活動也不得不被迫停止。與此同時，為了安全起見，徐熙春只好設法回到上海租界，繼續開展紅十字會的相關工作，并維持大家庭的運轉和悉心培養正在讀書的三個女兒（徐珠英、徐毓英、徐傳珍，其時長子徐傳賢、次子徐渭江已經成年）以及撫養照顧年幼的孫子孫女（主要是長子徐傳賢的兒女徐家善、徐家良、徐家敏等，其時徐傳賢被中華郵政總局派駐越南海防、緬甸臘戍等地主持抗戰后方的郵務工作，后回到重慶又赴美留學）。

抗戰勝利后，青浦紅十字會于1946年恢復正常活動，這也是徐熙春慈善事業最后的輝煌。

1947年，在青浦紅十字會救護隊長孫子揚殉難（死于日寇轟炸）十周年之際，徐熙春和同仁在青浦縣城中山公園（曲水園）為其舉行了盛大的追悼儀式，各界人士亦派代表前來參加紀念追悼會。1948年，在上海及江南地區的戰后重建中，徐熙春變賣私產籌錢購買房屋籌建了中國紅十字會青浦分會醫院，這是一所當時在江南地區少見的現代醫院，不僅擁有內科、外科、婦科等科室，還聘請了青浦籍著名醫師顧學箕（1911—2007，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教授，著名公共衛生專家）擔任醫院院長。與此同時，徐熙春領導的青浦紅十字會還參與了江南地區的血吸蟲病的防治，并為青浦分會醫院確立了“公益立院”的理念。對此，一位青浦同鄉人士稱道徐熙春，“謀事之忠，任事之勇，在其字典上無一難字，無一私字”。

1948年4月4日，中國紅十字會青浦分會醫院開幕，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各醫師到青浦參加典禮下車時在青浦中山公園（今曲水園）留影（前排左一為青浦分會醫院首任院長顧學箕）。其時，青浦紅十字會醫院成立大會由青浦紅十字會會長徐熙春主持，大會邀請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辦事處主任馮子明，以及上海醫界的一些著名醫師、教授，如圣約翰大學外科教授徐崇恩、上海肺病中心診所肺科專家靳寶善等，同時青浦縣長劉勁以及青浦紅十字會理事吳克昌、呂允等也蒞臨大會

1949年后，徐熙春在上海繼續經營美新公司的印刷業務，同時繼續擔任青浦紅十字會會長職務并從事他念茲在茲的慈善事業。與此同時，徐春熙的長子徐傳賢北上調入郵電部，并由周恩來總理簽署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郵電部國際關系處副處長，同時兼任郵政總局聯郵處處長，并先后隨同郵政總局蘇幼農局長出席在瑞士蒙特羅、埃及開羅舉行的萬國郵政聯盟執行及聯絡委員會會議，以及萬國郵政聯盟執行及聯絡委員會與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聯席會，而前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第一次出席國際組織會議。1951年，徐熙春被青浦縣人民政府評為“開明紳士”，青浦紅十字會完成改組并由徐熙春繼續擔任會長。

1950年，徐傳賢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郵電部國際關系處副處長并兼任郵政總局聯郵處處長的命令書

1951年，中國紅十字會青浦分會改組后的徽章

1950年5月， 徐熙春長子徐傳賢（右三）出席在瑞士蒙特羅舉行的萬國郵政聯盟執行及聯絡委員會會議，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第一次出席國際組織會議

1954年4月，中國紅十字會青浦分會醫院由青浦縣人民政府列為國家編制的全民醫療單位，改名為青浦縣紅十字會醫院。其時，徐熙春將用個人財產購買的原青浦分會醫院院址和院舍也一并無償地捐獻給政府，后又在1956年主動交出了自己的店鋪和印刷公司美新公司參加“公私合營”，徐熙春被留用為經理。1958年，徐熙春辭去青浦紅十字會會長職務，同年美新公司并入上海油墨廠。1965年，徐熙春因胃出血等病癥不治，在上海廣慈醫院（今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瑞金醫院）去世，享年80歲。

在徐熙春一生的八十年里，他經歷了從清朝到中華民國，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歲月，近世中國終于從亂世走到了治世。這一時期，中國從傳統的王朝國家逐漸走向了現代國家，其時站立潮頭的長三角地區尤其上海無疑是當時中國的標桿和亞洲的中心，也是受到全球化影響最大的亞洲大都市，無論是工業化、城市化還是現代性都是可圈可點的。在此期間，中國經歷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北洋軍閥混戰、抗日戰爭等重大事件，不禁受到了西風東漸的空前挑戰和影響，也遭受到了列強和侵略者的肆掠、踐踏和蹂躪，但是中國人民依靠堅韌的性格和不屈的毅力堅持到了走向勝利，而見證和參與了這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以徐熙春為代表的普通市民和商人，他們亦各自在自己的領域和崗位上都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成為歷史的創造者、推動者和建設者，而這也體現了中國大歷史從傳統到現代的艱難轉型歷程。

1989年12月，上海青浦縣紅十字會、青浦縣紅十字會醫院共同在醫院內為創始人徐熙春先生塑像以示紀念

當然，在晚清近世這個中國社會的轉型時期，所涉及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中國人的思想觀念、言語行為、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而其反饋到日常里除了時代的形勢外則更多地體現在家庭和家族的作用上。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家庭和家族在中國社會轉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如十年砍柴在《尋找徐傳賢：從上海到北京》一書中通過徐熙春、徐傳賢父子倆的人生經歷所反映的清末民初大變局中傳統家族的選擇和作用，以及其之于時代、社會和個人的影響。十年砍柴說：“徐熙春先生是這個家族承前啟后、變舊為新的關鍵人物。上海開埠后，工商業勃興，上海周邊地區的青年有了更寬廣的就業機會，再加上1905年清廷廢科舉后給傳統耕讀家庭子弟的人生道路帶來了巨變。徐熙春先生在十三歲的時候和胞兄一起到上海灘的店鋪里當學徒，數年后頗有積累，然后再自己開設店鋪，使家庭漸漸地富足起來，并有了足夠的認知和經濟實力供兒女在上海接受開放的、與世界文明接軌的教育——徐傳賢先生即受惠于此——而徐家也由傳統的鄉紳變成紳商。徐熙春先生事業成功后，回報故鄉和社會，積極參與公益事業。中國傳統社會以宗族為依托的慈善公益機構如各姓‘義田’‘義學’，轉變為基于工商社會、以契約調整的現代慈善公益機構，而徐熙春先生創辦中國紅十字會青浦分會是一個恰當的佐證。”

2024.9.13于北京

2025.3.25修改題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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