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十年（1860年）五月初三日，安徽宿松。

夏至，天極熱。辰時的日頭就已經灼燒起來，將清晨的余涼一驅而盡。

此時，曾國藩已出城巡營完畢，頭戴涼帽騎馬而回。涼帽絲毫抵不住烈日的炙烤，他眉頭擠在一起，眼睛瞇成一線，身上衣服濕了干、干了濕，浸出道道鹽漬。走到一片樹蔭下時，曾國藩駐馬小停，略舒眉頭，心想幾日高溫難作一事，但今日務必強行做事，把謝恩折發出去。

樹上蟬鳴倏然而起，葉間噴灑出些汁液，曾國藩略感清涼，促馬再行，他要趕回署內閱核謝恩等折片，未刻必須拜發。

曾國藩要謝什么恩？

……膺（yīng）九陛之殊恩，畀（bì）兩江之重寄……

咸豐皇帝命他署理兩江總督。署理為代理之意，但曾國藩清楚以目前情勢而言，“署理”只是走過場，實授兩江總督的任命很快會下來。

他終于得到“夢寐以求”的督撫之位，成為一名總督。今年他已五十歲了，還是第一次擔任有地方實權的總督。

曾國藩，這位晚清風云人物，二十七歲中進士，入翰林，之后循著大多數文官所走之路，按部就班在京城六部任職、流轉、升遷。然而太平天國運動打破了他的循規之路，四十三歲他在湖南創辦湘軍，湘軍將在日后成為對抗太平軍的一支勁旅。

湘軍并非朝廷的經制兵，而是招募的練勇，曾國藩雖有指揮權，卻無地方實權，無法調用地方資源輔助作戰。六七年過去了，太平軍沒有被平定下去，仍然占據金陵等重地，曾國藩感覺他的軍隊就像無根之萍，“客寄虛懸”，他意識到非位任督撫之位，絕不能以治軍。為此，他甚至曾以辭職威脅，向皇帝討要一個督撫之位。

督撫制度是清代管理地方的政治制度，總督和巡撫都是封疆大吏。簡要來說，巡撫負責一省內的刑名、錢谷、文官任選和部分軍事事務，總督品級略高于巡撫，一般綜治二三省的軍政大務，在某些方面可節制其轄內的巡撫。總體來說，總督“掌厘治軍民，綜制文武，察舉官吏，修飭封疆”。

曾國藩就任的兩江總督，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掌理軍政、鹽務、漕運、河工等諸多要務，號稱“東南第一要缺”。兩江地區地大物眾，一直都是清朝的財賦匯聚之地、人文薈萃之所，而太平軍起事以來，金陵等處被太平軍占據，這里又成了戰爭的風暴眼，因此兩江總督之位極為重要，僅次于八大總督之首的直隸總督，其歷任人選尤被朝廷重視。

嘉慶朝之前，兩江總督多由旗人擔任，尤其是康熙朝和乾隆朝，更是多派滿人親信出任此缺。嘉慶朝以來，漢人擔任兩江總督的情況才逐漸變多，到了道光朝，翰林出身的南方漢人擔任江督的人數和任期都超過了旗人。兩江總督的人事變化反映著清朝歷代的滿漢關系、央地關系、南北關系等時局的變化。

如今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不僅是他個人努力的結果，更是時局發展至此的產物，是整個湘系集團在與太平軍戰斗中被朝廷認可或重用的體現，當然也是江南大營被太平軍打垮時朝廷的不得已而為之。可想而知，此時兩江總督處于多重勢力角逐的夾縫中，所涉關節重大，是個燙手的山芋。

太平天國運動以來，歷任兩江總督者皆未得善終，陸建瀛戰敗革職，最后在金陵城破時與其繼任者祥厚，雙雙殉城；接下來的楊文定兵敗革職，遣戍軍臺；其后的怡良，以病解職；何桂清棄城而逃，遭革職，被斬于市；接任者徐有壬防衛蘇州，城破身死，全家殉難。曾國藩也會步之后塵嗎？

其實就在他收到署理江督消息的當天，他就為一項決策占了一卦，得“解”之“師”。卦相篆辭預示著什么？曾國藩沒有在日記中透露，但那一晚他睡不成寐。他可能沒有料到成為總督后第一項決策竟然讓自己深陷難熬的生死困局中。

19世紀五六十年代風云動蕩，兩江地區就是彼時的暴風眼，清軍與太平軍，綠營與湘勇，朝廷與督撫……一種勢力擠壓著另一種勢力，一個派系排擠著另一個派系，它們相互纏繞、斗爭，擠出一道道夾縫，把兩江總督夾在其中，為中年曾國藩制造出險象環生的生死局。

其實這不是曾國藩第一次應對生死局，也不是他最后一次。此前有兩次：四十四歲，兵敗靖港，跳河自裁；九江又敗，二度投湖；此后還有兩次：五十歲時，兵困祁門，生機渺茫，懸劍帳中，隨時自裁；五十六歲，北上剿捻，河遇風暴，險些身溺。

歷經種種困局，太平軍終于被平息下來，曾國藩功成名就。同治七年（1868年），五十八歲的他又被調任直隸總督。直隸地處京畿要地，其地位較他省尤重，直隸總督號稱“八督之首，疆臣領袖”，提督軍務、糧餉、管理河道并兼巡撫事，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其轄內的天津成為長江以北最主要的通商口岸，涉外事務也極其重要。

很多學者認為曾國藩移任直督，是因為朝廷擔心他在江南坐大，故意將其調離長期經營的地盤。因此，曾國藩在直督任上，步步小心。六十歲時，天津教案爆發，他又被拽入中外交涉的繁重事務里。他疲于應付，自感年老體衰，大限將至，無奈寫下遺囑，再一次經歷生死煎熬。

細數下來，曾國藩擔任總督之前與之后的二十年間，陷于生死困局的次數不下五次，僅自殺就不少于兩次，而有輕生念頭的次數就多了。

為何曾國藩屢屢陷困于生死呢？不得不說，這是由他身處時局的夾縫中所致的。

每次生死局都由他所遇各種情勢相逼相夾而成。擔任總督之前，他率孤軍迎敵，不但得不到同僚友軍的協助，反而受到君王中樞的猜忌，常陷戰陣之危的困局。擔任兩江總督后，隨著權力的增大，他肩上責任和面對的壓力陡然增加，不僅要想御敵之策，更要協調各戰區的關系，處理復雜的人事糾葛和權力糾纏，常因心緒焦慮而陷入迷茫絕望的困局中。

而到了直隸總督后，他又面臨處理中外事務的難題，處在“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的夾縫中。每次生死局都煎熬著曾國藩的肉體和精神，也牽扯著他所處時局中的各種勢力。

目前以曾國藩為主題的學術研究和通俗著作眾多，僅其傳記優秀者就不下數本，如蕭一山、朱東安、董叢林、張宏杰等學者所著的。同時，朱東安的《曾國藩集團與晚清政局》、邱濤的《咸同年間清廷與湘淮集團權力格局之變遷》、董叢林的《晚清“三集團”關系及走勢研究》等著作，都將曾國藩置于晚清政治大格局中進行考察，涉及曾國藩與各種勢力集團的關系。韓策的《江督易主與晚清政治》一書中涉及曾國藩以湘系集團首領就任兩江總督與當時政局的關系，揭示出晚清時期各派勢力圍繞江督的爭奪。此外，對于曾國藩的研究，學術界還從其他角度進行了充分嘗試，成果可謂“浩若繁星”，不再贅述。

然而，關于曾國藩生死經歷和態度的研究著作并不多，僅有一篇文章以“曾國藩到底緣何自殺”為題，且只討論了曾國藩的第一次自殺；其他傳記雖也提到曾國藩自殺，但是多以諷刺和調侃為主?！吧朗麓蟆?，曾國藩兩度自殺，五陷生死局，這些生死經歷不僅煎熬著他的肉體和精神，也牽動著其所處時局的各種勢力。無論是研究曾國藩個人，還是追溯那段晚清史，五大生死局都是很好的切入點。這正是本書的寫作緣起。

本書以五次生死瞬間切入，還原每次生死局形成的過程，以及曾國藩在此過程中的所做作為、所思所想，探索他如何在各種勢力夾縫中掙扎以求立身、立命，并以其為原點向外發散，進一步考察局中所涉的人與事，試圖回答到底是什么一再把曾國藩逼入生死絕境，又是什么讓他死而不亡？每次絕地逢生如何改變他的生死態度，改變他處世做事的方式，進而影響歷史發展？

全書核心視角聚焦于曾國藩身上，通過奏折、日記展示他的日常作息，通過與家人、友人及同僚部屬的信件來探索他的內心狀況；第二視角由曾國藩而向外，以他的視角去觀察周圍的人與事；第三個視角從上而下，鳥瞰歷史全局，厘清曾國藩生死局所處的歷史脈絡。

因此，你在書中會看到各位湘軍大佬，如王錱、羅澤南、塔齊布、胡林翼、李元度、李鴻章、沈葆楨等人，與曾國藩同心互助共謀大事，以及他們之間出于各種目的而明爭暗斗；會看到曾國藩和他的兄弟們，曾國華、曾國荃、曾國葆（曾貞干）等人，互勉互助、共歷生死；會看到咸豐皇帝、慈禧太后、恭親王奕?等朝廷勢力對曾國藩的拉攏與打壓，還會看到他的敵人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等太平軍杰出將領與曾國藩的斗智斗勇?？傊?，你看到的是圍繞曾國藩展開的君臣制衡、同僚斗爭、朋友協助、兄弟情義以及謀略斗智和戰場拼殺，這是對他中年及其以后人生的考察，也是對他所處的晚清史的考察。

說起晚清史，我們就不能忽略它的“變”性。我的導師曾說，讀晚清史要謹記“變”字，大約以十年為單位，中國社會為之一變。

時局如此，身處時局中的人更是如此，曾國藩一生也在不斷變化。他自己曾總結：“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p>

戊午年（咸豐八年，1858年）是曾國藩四十七歲左右，被稱是他的“中年變法”，確實是曾國藩人生中明顯的轉折點，不過在其他時期，尤其是他在歷經生死前后，他也在“變”。從四十多歲帶軍東征，到五十多歲功成封爵，再到六十歲蹣跚赴津辦理教案，曾國藩的年紀、容貌和處世做事的心態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對生死的態度也自然不同。

因此本書緊抓住“變”字，考察曾國藩應對不同的生死局的不同做法和心態。不過，無論如何變化，他還是曾國藩，他內心的某種堅守從沒有變過。因此，本書所要探討的不僅是他的“變”，更是他的“不變”。

那他不變的是什么？堅守的是什么？是立志做圣人的志向？是對天命的敬畏之心？是“堅忍持之”的做事態度？還是能達能立、不怨不尤的處世態度？到底是什么讓他頑強渡過數次生死劫難的呢？

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十七夜，曾國藩偶得一聯，其下聯是“死中求活，淡極生樂”。那時他六十一歲，距離他去世僅剩一年零十七天。

我們就先從他去世的那一刻講起吧。

（本文為《夾縫中的總督：曾國藩的生死局》序言，今天晚上濤哥俺視頻號將邀請該書作者做客直播，歡迎大家預約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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