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發現沒有，在國產劇里，“窮人”住在市中心，那里有精裝的公寓；而且他們還在吃自嗨鍋，甚至竟然還是獨棟別墅，請問，這還是“窮人”嗎？

比如，《生活家》里的主角月租6000元的上海兩室一廳，《我的真朋友》中一頓晚餐60元，《甜蜜暴擊》里更是直接住進深圳市中心的獨棟別墅。

這些情節，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極為巨大。

2024年，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僅僅41314元而已，而一線城市合租單間的均價卻超過了3000元。

而在現實當中，泡面以及打折菜才是真實拮據狀況的一個縮影。要知道，在農村，很多老人一年的生活費才幾百元。而城市里的貧困戶，辛辛苦苦一個月，不過才掙兩三千元。

那么，這些編劇是真的“何不食肉糜”嗎？

其實，編劇宣稱要刻畫“底層掙扎”，但是卻讓角色享受起了中產生活，形成了一種“薛定諤的窮”——他們既窮得需要時不時地去蹭超市試吃，而且還富得能夠非常輕松地支付高額的房租。

這種失真敘事，恐怕不只是創作者的懶惰，必然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其一，創作者的階層隔離是這種現象的重要根源。

多數編劇出身于中產及以上階層，王傳君曾經稱“銀行卡里僅僅只剩100萬的時候，內心便開始發慌”，這與真正的貧困狀況（比如月薪僅有3000元，醫療費用就足以壓垮一個家庭）完全相互脫離。

其二，影視工業的浮華濾鏡也加劇了這一問題。

資本一般而言更傾向于那些光鮮且奪目之場景，不過窮人卻居住在簡陋的毛胚房之中，身著破舊之衣物。此種情形被稱作“欠缺美感”，于是，為了演下去，他們竟也只能無奈地演化成了所謂的“精致窮”。

其三，消費主義的敘事綁架，也在其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廣告植入方面的妥協，使得角色需要用名牌手機，而且需要喝星巴克，不然就無法吸引品牌贊助。而“貧窮浪漫化”這種流量密碼，更是讓觀眾深深地沉迷其中。觀眾喜歡看“逆襲爽文”，所以窮人被包裝成了“暫時落魄的潛力股”，比如《歡樂頌》中樊勝美背著名牌包卻在哭窮。

其四，社會焦慮的轉移與美化，這確實是一大原因。

創作者規避真實矛盾，比如外賣員猝死、流水線工人職業病等那些真正的貧困議題，其風險較大，卻用“偽貧困”來營造安全話題。劇中窮人借助小聰明去處理問題，這意味著“窮是由于不夠機靈”，而不是結構性問題。

這種失真敘事帶來了嚴重的社會代價。

它扭曲了公眾的認知，年輕人誤以為“月薪5000住豪宅”是一種常態，這加劇了消費攀比，甚至通過網貸來購買輕奢產品。

它還弱化了精英階層的共情能力，類似田北辰曾經認為“窮人因為懶所以才窮”，而且直到他親身去體驗了清潔工的生活之后，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觀。

文化批判因此而失去效用，本應當去反映社會問題的影視劇，卻變成了“階層雞湯”。比如說《安家》里母親張口就索要100萬，不過卻沒有對于重男輕女現象的深入反思。

這種失真貧困敘事弊遠大于利。

它不僅加劇了社會的分裂，造成了銀幕與現實之間的差異，更讓底層觀眾稍感被觸犯。

文藝作品的使命本來就應該去反映時代，可它卻用虛假的敘述，把矛盾給藏起來了。這種做法，真的讓人特別失落。其實文藝作品就應該老老實實地，反映出社會的真實樣子，不能躲避存在的問題。

總體而言，國產劇遍地的“精致窮”已經大行其道。這種失真既是創作者的失職，也是社會認知危機的縮影。

我們需要推動行業下沉，比如說建立編劇采風的這種制度，與此同時鼓勵現實題材的創作。不然的話，國產劇將會徹底地淪為那種“空中樓閣”一般的存在。

當熒幕上的“窮人”都需要卡里剩100萬才能登場時，我們是否正在失去講述真實苦難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