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解手電影

2025年清明檔，馮小剛執導、趙麗穎主演的《向陽花》以“刑釋女性困境求生”的尖銳議題高調登場，卻在首映后遭遇票房與口碑的雙重冰火兩重天：豆瓣開分6.6，票房首日僅3200萬，次日排片驟降至20.4%。這部標榜“女性互助”“向陽而生”的影片，究竟是現實主義力作，還是男性視角下的“苦難奇觀”？

一、從“母愛救贖”到“符號堆砌”的割裂敘事

影片以趙麗穎飾演的高月香為核心，鋪陳了一場“為女犯罪”的極端困境：女兒因失聰需20萬人工耳蝸費用，迫使她鋌而走險鋃鐺入獄。這一設定本可成為叩問社會結構性壓迫的切口，卻在后續敘事中淪為“苦難展覽”——殘疾親屬、代孕勒索、暴力催債等標簽化事件被密集堆砌，底層女性的掙扎被簡化為“奇觀化”的戲劇沖突。

更致命的是，影片試圖以“姐妹互助”對沖個體悲劇，但女性情誼的構建卻充滿男性臆想：聾啞黑妹與高月香的羈絆源于手語技能，獄警鄧虹的援助被塑造成“圣母式救贖”，高潮的“結拜關公”橋段更被詬病為“水滸式江湖義氣移植”。當苦難淪為獵奇符號，互助淪為形式口號，影片標榜的“真實”便成了空中樓閣。

二、趙麗穎的“狠”與“裂”

趙麗穎為塑造高月香這一角色可謂傾盡全力：提前三個月體驗生活，指甲縫留污漬、暴雨中撕毀歧視通知書等細節被觀眾盛贊“毀容式演技”。然而，角色的行為邏輯卻頻頻“自打臉”：前一秒為錢擦邊，下一秒因“善良”放棄交易；窮到買不起衛生巾卻斥資假扮警察行騙。這種矛盾暴露了創作者對底層生存邏輯的誤讀——將“掙扎”簡化為“瘋爽”橋段，用暴力反抗掩蓋結構性困境。

此外，趙麗穎甜美的外形與角色所需的“江湖風塵氣”存在天然割裂，方言臺詞的生硬更放大了表演的懸浮感。盡管她貢獻了“撕碎偶像包袱”的突破，但劇本的先天缺陷讓這份努力顯得悲壯而徒勞。

三、馮小剛的“傲慢與偏見”

作為導演兼編劇，馮小剛對《向陽花》的崩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影片前半段以冷色調手持攝影營造現實質感，后半段卻突轉為廣告級光鮮畫面，價值觀從“關切底層”滑向“諂媚成功學”。這種割裂暴露了導演對現實主義的理解偏差：將苦難堆砌等同于深刻，將戲劇沖突等同于社會批判。

更引發爭議的是，馮小剛對女性互助的刻畫充滿男性凝視。片中女性角色的聯盟本質是生存策略，卻被包裝成“江湖義氣”的性轉版本；高潮的“拜關公”儀式，徹底暴露了導演對女性情誼內核的誤讀。當一位以《芳華》聞名的導演試圖詮釋女性覺醒，卻只交出這份“何不食肉糜”的答卷時，觀眾的不買賬早已注定。

四、現實題材的勇氣與投機

盡管存在硬傷，《向陽花》的探索仍值得肯定。影片撕開“刑釋人員再就業難”的社會傷疤，推動相關話題登上熱搜，全國237個“高月香合作社”聯名求加映。其“不完美真實”擊穿了觀眾心理防線：高月香們“站直了別趴下”的生存哲學，比主旋律的“偉光正”更具沖擊力。

然而，影片對結構性壓迫的簡化處理（如靠個人奮斗逆襲）、對苦難的消費化呈現（如代孕勒索橋段），也讓其陷入“用雞湯掩蓋現實裂縫”的批評。當藝術表達與社會認知存在鴻溝時，《向陽花》注定成為一面棱鏡，折射出中國現實題材電影的困境與希望。

6.6分的背后，是現實主義的未竟之路

《向陽花》的豆瓣6.6分，恰如其分地映照出其“半成品”狀態：它既有撕開社會傷疤的勇氣，也有堆砌苦難的投機；既有趙麗穎的破釜沉舟，也有馮小剛的力不從心。對于觀眾而言，這部電影的價值或許不在于它“講好了什么”，而在于它“試圖講什么”——當“女性互助”“刑釋困境”等議題被搬上銀幕，討論本身已是一種進步。

正如片尾所言：“生活以痛吻我，我卻報之以歌。”若中國電影人能真正扎根現實土壤，而非臆造溫棚，《向陽花》或將成為下一朵真正向陽而生的希望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