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在抖音上看到一則煽情視頻，一位罪犯父親被允許探望重病的兒子，成為最后的永別。這位父親家境貧寒，為給生病的兒子湊醫療費鋌而走險，因盜竊罪被判刑。視頻沒有時間和地點，不知道是什么時間發生的。視頻播出后引起網友廣泛同情，有的網友建議寬恕這位父親，法外施恩。由此提出一個沉重的靈魂拷問：當苦難叩門時，文明社會如何安放人性的重量？

同樣的故事也曾發生在美國。在1935年的大蕭條時期，一位老奶奶因偷盜面包被面包店老板告上法庭，她偷面包的動機，是因為三個失去父母的孫子好幾天沒吃東西了。最后法官宣判老太太有罪，處以10美元的罰金或者10天拘役。但同時這位法官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在法庭上帶頭給老太太捐款，為她湊齊了10美元的罰金。他說出了一句十分震撼人心的話：“這是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面包來喂養孫子的城市。”。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法官是當時的紐約市長拉瓦蒂亞。要知道美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啊，那是一個人人自私、人人講極致利己主義的社會。我們生活在崇尚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講的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但也發生了同樣的案件，這難道不是我們的恥辱嗎？我們的醫療體制還不如一些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還不如一度被稱為“水深火熱”的中國臺灣省，新聞上曝光的“因病返貧”事件，曝光的“大病等死”事件，曝光的看不起病“自鋸大腿”事件，還有為給孩子看病鋌而走險犯罪湊錢案件，這當然是我們的恥辱。不要說“窮是活該”的，不要說窮是智商低、沒有本事。一個對弱勢群體冷嘲熱諷的社會，與現代文明是背道而馳的。

放在個人身上，窮就可以走上犯罪道路嗎？“逼上梁山”是不是正義之舉？當生存本能與文明法則激烈碰撞，當個人苦難遭遇公共秩序，我們該如何在人性溫度與社會理性間尋找平衡？這是靈魂的拷問，每個人都有責任尋求答案。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為大丈夫。這樣的訓誡穿越千年，在當代社會引發新的回響。明代醫書《普濟方》記載，某藥商在瘟疫中堅守平價，終因虧損破產卻保全了萬人性命。這種道德選擇如同精密的鐘表齒輪，維系著社會運轉的基本秩序。法律作為文明社會的基石，本質上是對人性弱點的制度性防范，正如古羅馬法學家西塞羅所言："法律是植根于自然的最高理性。"。

是“造反有理”還是“維穩正確”？要知道，若因個體苦難而突破法律邊界，就像推倒多米諾骨牌，將引發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崩塌。固然東漢名士管寧"割席斷交"的故事彰顯了知識分子的氣節，固然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但我們也要反思，弘揚這種“大丈夫精神”是需要制度支撐的，不然就會發生顏回三十多歲“窮死”的悲劇。“顏圣”窮困潦倒年紀輕輕就死了，有什么可稱道的呢？那是一個吃人的社會啊！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塑造的冉阿讓故事告訴我們：救贖之路既需要個體的向善努力，更離不開主教寬容的社會溫度。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在醫療救助領域得到充分驗證。北歐國家建立的"從搖籃到墳墓"福利體系，將個人風險轉化為集體責任。深圳"兒童醫院愛心基金"十年間救助三千貧困患兒，展現了制度性慈善的力量。這種社會安全網不是施舍，而是文明社會對公民權利的莊嚴承諾。一個文明的社會，要使人們不必在生存與尊嚴間做出殘酷抉擇。當我們為那個偷盜救子的父親揪心時，更應該思考如何讓醫保體系更健全、讓慈善機制更透明、讓司法裁量更人性。唯有構建起制度保障與道德自覺的雙重防線，才能真正實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大同理想，這或許就是對"貧賤不能移"最深刻的現代詮釋。

當社會價值觀在倡導人們要做尊法、守法的良民時，我總在想我們的法律規則是不是正確，是不是完善。法律應該是與道德相向而行的，那個被槍斃的罪犯張扣扣，在網絡上卻被網民稱為“零差評”的好漢，這難道不是對當前我們構建的法治社會敲響的一記警鐘嗎？我讀《水滸傳》，是一直對“逼上梁山”有很深刻的反思的，好制度能把壞人變成好人，壞制度能把好人逼成壞人，法學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應該“不改初心”致力于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讓它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有溫度，更能避免因貧富差距釀成的悲劇，才是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