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是一夜之間，美國的關稅稅率就回到了1930年代的水平。

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了一系列對等關稅，這份稅率遠超各國政要和投資者的預期。

在對華、對日、對歐盟、乃至許多東南亞國家加征的關稅都遠超預期后，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警告稱，各國不應該對特朗普剛剛宣布的關稅實施報復。

貝森特表示：“任何魯莽的舉動都是不明智的，如果你進行報復，只會導致事件升級。”

美國之所以敢憑借一己之力挑戰全球，其背后無非有兩大法寶。

第一，就是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3億多人口，人均GDP還高達八萬美元，這是美國的第一底氣；第二，就是美元。

因為美元是貨幣儲備貨幣，因此理論上美國必須要向全球各國提供貿易順差，創造流動性。

但這，絕對不是各國不應該報復的理由。一開始美國加征關稅，就注定是錯誤的。

按照貝森特的說法，由于美國是貿易逆差國，歷史經驗表明在爆發貿易戰期間，順差國通常處于劣勢，“因此作為一名經濟史學生以及經濟史教授，我建議不要這樣做。”

貝森特的這一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貿易順差國也不會因為處于劣勢之中，就放棄報復。

畢竟從特朗普的對等關稅來看，最大的受害方，仍然是我國。

從上圖來看，我國在美國對等關稅中只有34%的稅率，不是最高的；但考慮到特朗普此前已經兩次對華加征了20%的關稅，如果算上這20%的關稅，那么美國對華總關稅已經高達54%，這不僅僅是歷史上美國對華最高關稅，同時也是美國對等關稅最終的目的，那就是遏制我國出口。

美國的狼子野心已經昭然若揭，那么我們也不會坐以待斃。

按照貝森特的說法，貿易逆差國在歷史上總是占據優勢，而順差國則會在貿易摩擦中處于劣勢，這一表態看起來好像是呼吁克制，但實則是暗含威脅，試圖通過單邊關稅策略重塑全球貿易規則，以鞏固美國的經濟霸權。

從特朗普公布的一系列對等關稅來看，名義上是為了追求貿易平衡，但實際上是通過系統性征收關稅來收割全球。

對等關稅也并非真正對等，而是美國自身定義的關稅、增值稅、外匯等為借口，單方面提高稅率。

貝森特的這番警告，實際上有三層含義。

第一是為了維護美元霸權，通過削減貿易逆差緩解美元超發壓力，減緩對美元地位的沖擊。

第二是推動美國的再工業化。提高關稅可以迫使貿易伙伴對美國投資，同時還可以通過美元來轉嫁成本。

最后一點，特朗普以關稅為談判的籌碼，迫使印度、韓國等國家在安全、軍購等問題上讓步，從而形成對華包圍圈。

根據搜狐財經的測算，目前美國對華關稅稅率已經從特朗普第一次上任初期的3.1%飆升至64.66%，最終這會導致我國對美出口下滑31%，并拖累2025GDP增速約1.5%。

特朗普的高關稅，不僅僅打擊我國傳統制造業，還會波及上下游供應鏈。

從長期來看，這件事的影響也會非常大。

美國對“最惠國待遇”原則的背離，會迫使全球貿易從多邊框架轉向雙邊或區域協定。我國作為WTO最大受益者之一，可能也會面臨著“去全球化”的沖擊。

最可怕的一點是，如果歐盟、日韓等國效仿美國采取差異化的關稅的話，那么我國出口市場將進一步碎片化。

對等關稅，最大的損失方一定是我國，而我國采取反制措施，也是必然的。

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國仍然可以在很多地方采取報復性措施。例如針對美國農業、高端消費品等行業加征關稅，以擴大特朗普在“鐵銹帶”和農業州的壓力。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的對等關稅也給了我們進行多邊合作的機會。我們可以降低東盟國家關稅、擴大基礎設施投資的方式，來對沖美國對東南亞國家加稅的影響。

除此之外，利用美歐在鋼鋁稅、數字稅等問題上的矛盾，也可以推動中歐投資協定重啟，形成跨大西洋制衡。

從長期來看，我們也是時候擺脫對美國的依賴了。

因為宏觀經濟長期依賴美國市場，才會導致特朗普加征關稅，對我國經濟影響深遠。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再次發生，我們也必須要依賴內需，靠內需來消化產能，推動經濟增長，降低外貿依賴度。

歷史經驗也表明，貿易保護主義必然會反噬自身。1930年美國的《霍利關稅法案》導致全球貿易萎縮66%，美國GDP下降了30%，當前美國如果要執意升級關稅，大概率也會重蹈覆轍。

這不是貝森特所謂的不要報復，就可以避免的。

高關稅之下，美國經濟自己就會率先承壓。這會導致美國進口商品價格上漲，最終推高CPI，迫使美聯儲在滯漲中艱難平衡貨幣。

另外，隨著歐盟等傳統盟友的反對，美國也勢必會在G7國家中被孤立。

總的來說，貝森特的“不許報復”論調，本質上還是美國單邊霸權的垂死掙扎。對我們來說，也就更需要通過系統性反制和多邊主義來破局。

我們是全球化的捍衛者，美國是全球化的破壞者，特朗普妄圖收割全球，最終也必然會自食其果。

不許報復，更像是可笑且滑稽的自我安慰。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