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1年，興藩世子朱厚熜以外藩入繼、嗣皇帝位后，要求尊崇本生父母，開始了“大禮議”的禮教論爭。“大禮議”表面上是嘉靖皇帝尊崇本生父母的禮儀之爭，但實質上卻是君統與宗統、繼統與繼嗣、政統與道統、皇權與禮法之間孰高孰低的政治文化之爭。長達24年的“大禮議”可分為兩個階段，其尊親行動雖各有不同，但其性質卻一樣是皇權凌駕于禮法之上，讓嘉靖皇帝不但掌控了朝政，提高內閣首輔的權力，也取得了話語權，重新詮釋官方政書與儒家經典的相關定義，讓后人對“大禮議”的歷史解釋只剩下官方的片面敘事，并破壞了宗法原則，終于實現“獻皇帝正名化”的目的，得以奪大宗之宗統，尊本生父興獻王朱佑杬為睿宗、入祔太廟，甚至祧遷仁宗、躋武宗的廟位之上，直接破壞宗廟制度的昭穆原則。通過嘉靖朝政治權力、儒家經典詮釋及國家禮制三者關系的分析，可知“大禮議”不只觸動嘉靖朝的人事安排與權力斗爭，也涉及皇帝制度的正當性問題，并連帶改變皇權的公私性質，使皇帝的個人性得以展現，皇權無限擴大，不再受阻于儒家禮法、洪武祖制、官僚體制的限制之下，為研究傳統中國政治文化史提供了典型案例。

從正德十六年朱厚熜受命即位至嘉靖三年的左順門事件是“大禮議”第一階段。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早上，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病逝，他沒有子嗣、也沒有兄弟，皇位虛懸，所以由楊廷和為首的內閣暫時掌握政權。楊廷和等人面臨著極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不但要防范江彬等人擁兵自重，發動政變，也要盡快確立皇位繼承人，避免各地藩王叛亂，禍起蕭墻。為了盡快穩定局面、除去隱患，楊廷和等人根據《皇明祖訓》“兄終弟及”的規定，選定興藩世子朱厚熜為皇位繼承人，并在三月十六日向全國頒布《武宗遺詔》，使其成為內閣行使權力的法源依據，得以爭取時間、一舉鏟除江彬等人。正是在先皇駕崩、新君尚未嗣位的君權交替的空隙中，楊廷和一暢其志，革除正德朝的敝政，穩定北京城的內外秩序，立下定策擁立之功。明太祖朱元璋曾寫下《皇明祖訓》，提到皇帝無子絕嗣時，應按“兄終弟及”的條件來決定皇位繼承者。為了根除各地藩王覬覦皇位的妄念，楊廷和直接在《武宗遺詔》與迎立冊文里寫著“嗣皇帝位”字樣，等于賦予朱厚熜得位的正當性，避免有人質疑朱厚熜得位不當。問題是，《皇明祖訓》的“兄終弟及”如何認定呢？這里容易出現分歧，而且楊廷和在《武宗遺詔》與迎立冊文也未能清楚說明朱厚熜是明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的嗣子身份，導致朱厚熜與楊廷和兩方人馬對“兄終弟及”的認定不同，埋下“大禮議”的導火線。

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朝世系表

根據《武宗遺詔》，朱厚熜本以為自己以興獻王長子的身份嗣皇帝位，但當他率興藩人馬即將進入北京城時，卻發現禮部擬定的入門禮不但不符合皇帝身份，還以皇太子身份準備即位禮，等于讓朱厚熜先承接孝宗一系的宗統，再即皇帝位、接續君統，引起朱厚熜等強烈不滿。內閣首輔楊廷和認為，只要朱厚熜接受弘治皇帝嗣子的身份后，便能根據《皇明祖訓》“兄終弟及”的規定，承接正德皇帝留下的皇位，并延續弘治皇帝一脈的君統與宗統。嘉靖皇帝朱厚熜認為，弘治皇帝一脈已絕嗣，若按照“兄終弟及”的原則，應由弘治皇帝的弟弟興獻王朱祐杬繼承皇位，但因朱祐杬已去世，遂由其長子朱厚熜繼承君統。嘉靖君臣從“兄終弟及”的解釋是什么，連帶討論嘉靖皇帝到底要認誰為“皇考”：如果朱厚熜過繼大宗、認明孝宗為“皇考”，生父興獻王朱祐杬便斷子絕孫，興藩承續怎么辦；如果朱厚熜尊認興獻王為“皇考”，又要如何尊稱明孝宗與明武宗，大宗宗統的承續怎么辦呢？為了解決這些禮法問題，內閣首輔楊廷和等人建議朱厚熜采納宋代“濮議”的尊親方案，接受弘治皇帝嗣子身份，改稱明孝宗為“皇考”，稱生父興獻王為“皇叔考”，才能承接宗統與君統。嘉靖皇帝拒絕楊廷和的“濮議論”，并贊同張璁主張緣情制禮、尊崇本生的“人情論”，堅稱興獻王為“皇考”，又要尊興獻王為“興獻皇帝”，引起許多官員的抗議。嘉靖君臣相持不下，矛盾日益尖銳，直到生母興獻王妃蔣氏居住的清寧殿失火時，嘉靖皇帝擔心自身安危，又懼于毛澄提出“上天示戒”的說法，只好勉強接受“濮議論”，承認孝宗嗣子的身份，卻伺機削弱內閣首輔楊廷和等人的力量，暗中培植興藩人馬，將其安排到太常寺、光祿寺、錦衣衛、司禮監等機構，還得到了南京六部官員的支持，逐漸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

隨著楊廷和的致仕，南京六部官員張璁、席書、桂萼等人卷土重來，再次提出“人情論”，引起朝堂上“大禮議”的論爭。此時，嘉靖皇帝不只提拔席書、張璁、桂萼等人，使其進入翰林院，還罷免了內閣首輔蔣冕等人，使“濮議論”勢力為之一衰。楊廷和之子楊慎串連多名翰林院年輕官員呈上《乞賜罷歸疏》辭職，不愿與張璁、桂萼等同在翰林院共事。吏部尚書何孟春更率文武百官力爭“大禮議”，楊慎也糾集多名言官、翰林學士及六部主事等200多人，跪伏左順門哭喊，形同逼宮。嘉靖皇帝派人好言相勸，請其先行離宮、改日再議，但楊慎等人不聽，反而放聲大哭，使嘉靖皇帝大怒，遂命令錦衣衛強制驅散這些跪伏在左順門的官員們，并逮捕、廷杖五品以下的180多位官員，甚至杖死王相等17名官員，令文武百官為之股栗。“左順門事件”是明朝歷史上一個很血腥、很悲劇的事件，成為明朝政治文化的轉捩點。過去明朝皇帝雖廷杖大臣，但僅在羞辱他們的士大夫體面，不會真的取其性命，但自“左順門事件”之后，凡有官員被逮、下錦衣衛獄者，必行拷打，明朝皇帝廷杖大臣不再手下留情，使其重傷，如非奉特旨、或與司法官有交情者，始得幸免。

明代紫禁城的左順門位置

“左順門事件”發生后，嘉靖皇帝秋后算帳，幾乎將主張“濮議論”的骨干成員罷斥殆盡，奠定“人情論”獲勝的基礎，也成為嘉靖皇帝重塑皇權的契機，引發其制禮作樂、為所欲為之野心。通過“人情論”的理論依據與“左順門事件”的暴力手段，嘉靖皇帝壓制群臣，成功確立“繼統不繼嗣”的原則，強調自己是繼承“君統”的嗣皇帝，而非以孝宗嗣子的身份繼位，自然不必繼承“宗統”，使其能推翻“濮議論”，尊崇生父興獻王為“皇考”，稱孝宗為“皇伯”。當時很多人雖認同嘉靖皇帝崇敬父母的孝心，但無法掩蓋其暴力手段，使嘉靖皇帝與官僚集團的沖突變得非常尖銳，皇權與官僚體系徹底地對立起來。面對皇帝施加的暴力，官員們也逐漸地分裂成兩個極端，造成了嘉靖朝政治文化的變質：一派見到皇帝的威勢，以為“法爾如是”，無不股栗，遂不敢直言進諫，變成一味附和皇帝、阿諛奉承的媚君之臣，卻得到了政治的資本；一派見到皇帝的威勢，以為“法不仁不可以為法”，并認為象征士人氣節的“道統”凌駕于皇權的“政統”之上，利用“天下公論”的道德資本，借以避免皇帝濫用權力。既然皇帝不尊重“道統”，士大夫也會反抗“政統”，逐漸變成一味反抗皇帝、直言犯上的抗君之臣。在“皇帝寵信”與“天下公論”之間，兩派越來越沒有調和的余地，流于黨同伐異，爭搶資源，不再關注廣大百姓生活、需求及其痛苦。為了防止臣下得窺君心、揣摩旨意，皇帝故意獨斷專行，徹底壓制反對者，或故意駁斥正確的建議，以示君威難測，造成君臣更尖銳的沖突，演成君子與小人之搏斗，排激動蕩，不傾不止。當皇帝怠政或決策失誤時，內閣、六部及言官群體難以糾正，只能應和，加速了明朝的衰敗。

《明倫大典》書頁

從嘉靖三年九月興獻王尊稱議定至嘉靖二十四年睿宗祔廟是“大禮議”第二階段。在“左順門事件”強行鎮壓下，嘉靖皇帝成功尊朱佑杬為“皇考”、“恭穆獻皇帝”，但士人們腹誹心謗，未必認同“人情論”，可知嘉靖皇帝的勝利只是動用了錦衣衛的暴力手段，無法讓天下臣民心服口服。因此，方獻夫編纂《大禮會章》，收錄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九月十五日有關“大禮議”的奏疏，使天下臣民能了解“大禮議”的是非曲直，也能洗刷議禮諸臣的惡名，打破朝堂的門戶之見。當何淵請求“立世室”后，嘉靖皇帝要求禮部尚書席書收錄何淵的意見，并在《大禮會章》的基礎上，重新刪選那些“人情論”的奏疏，確保新修《大禮集議》的質量。《大禮集議》修成后，席書、張璁等人都獲得封賞，但因禮部尚書席書不愿收錄何淵請求“立世室”之議，引起嘉靖皇帝的不滿，遂追回《大禮集議》，并由翰林院負責重編《大禮全書》，間接疏遠了張璁等人。席書不得不抱病上疏，向嘉靖皇帝解釋其不收錄“立世室”之議的原因，又批評翰林院諸學士曾是“左順門事件”的參與者，不可承擔《大禮全書》的編纂工作。席書的解釋，讓嘉靖皇帝又想起張璁等人的昔日功勞，也成功引發嘉靖皇帝厭惡翰林院的情緒，于是特旨安慰席書，并命令張璁等人擔任《大禮全書》的編纂任務，扭轉了原先對議禮諸臣的不利情勢。嘉靖六年八月十五日，《大禮全書》修纂完畢，但嘉靖皇帝不甚滿意，要求增錄歐陽修在“濮議”中主張“尊親”的觀點，并仿照《永樂大典》之模式，改易書名為《明倫大典》，用以垂法萬世，以明人倫、正綱紀。

《明倫大典》是嘉靖七年由明朝刊布的官方政書，收錄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七年有關“大禮議”的奏疏與君臣之間的相關討論，不但在嘉靖朝有其特殊政治意涵，也是后人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重要資料。《明倫大典》不只是整理“人情論”的理論體系，重新檢討諸位參與者的功過是非，并統一官方說法，打壓異論，為“大禮議”定下歷史論調，呈現現實政治與歷史評價的有機結合。當《明倫大典》被抬升到國家政書的地位后，確立“大禮議”的評論標準，也肯定“人情論”緣情制禮的主張，朝廷得以控制輿論的走向，加強了對思想文化的控制，異論者無法推翻“大禮議”的結果。尤其是《明倫大典》的“史官曰”代表嘉靖皇帝認可的官方敘事，并誣指“濮議論”的支持者都是目無君上、破壞人倫的不忠不孝之人。如此一來，看過《明倫大典》的讀書人或史學家的立場可能會更傾向于嘉靖皇帝和“人情論”，影響了歷史書寫的導向，使明代士人無形中受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例如明人撰寫的《皇明嘉隆兩朝聞見紀》、《皇明肅皇外史》、《世廟余識錄》、《皇明永陵編年信史》及《萬歷野獲編》等書都批評楊廷和意氣用事，失事君之體，呈現了政治力量介入士人思想領域的情形。這些明代私史和筆記小說又會影響清代編成史書的歷史評價，如《明史紀事本末》、《明史》、《明通鑒》等史書，多少采用了《明倫大典》的官方敘事。即使是同情楊廷和、批評張璁等人的談遷，在《國榷》里也不免批評楊廷和等人不知變通，流于意氣之爭。由此可見，《明倫大典》決定明朝官方意識形態的立場，也左右了明清史家對“大禮議”的敘事傾向、人物評價及其歷史定位。

《明倫大典》的編成，讓天下臣民很難撼動“人情論”的理論基礎，“大禮議”也成為明朝政治文化的一部份，難以割裂。然而，嘉靖皇帝仍不滿足，因為此時朱佑杬的身份只是嘉靖皇帝的“皇考”與單獨立世廟的“恭穆獻皇帝”，尚未能升祔太廟，所以嘉靖皇帝需要進行禮制改革，為朱佑杬制造進入太廟的理論基礎。嘉靖皇帝的禮制更定，主要聚焦于廟制改革與郊祀改制。自西漢文帝行郊祀禮開始，天地分祀的郊祀禮逐漸成為儒家倡導的國家典禮，并在政權頻繁更替之際，郊祀禮成為異姓間更替皇位的正當化手段。武則天當權后，改“天地分祀”為“天地合祀”，借以制造女主當政的理論根據。洪武初年行“天地分祀”，但到洪武十年時，洪武皇帝感于災異之說，將“天地分祀”改為“天地合祀”。為了改易郊祀禮，先改革社稷禮，罷德祖配享，打破“左祖右社”的平衡原則，確定宗廟祭禮的重要性高于社稷祭禮，提高了皇帝的地位，奠定了“天地分祀”的儀式基礎。為了證明郊祀禮改制的必要性，嘉靖皇帝先指出“天地分祀”合于《周禮》，又論證“天地分祀”才是洪武皇帝認可的祖制，并改配享天地的對象為明太祖朱元璋，將其推向受命祖的地位。可以說，嘉靖朝廟制改革的契機實為郊祀改制的影響。一旦始祖和受命祖不符合宗廟昭穆位序時，禘祫制度受到連帶影響，宗廟位次就必須重新安排，否則就會出現禮秩紊亂的問題。這樣一來，嘉靖皇帝便有理由行廟制改革。

嘉靖九年（1530），嘉靖皇帝決定天地分祀，在大祀殿南建圜丘。圜丘作為明清皇帝舉行祭天大典的神壇，每年冬至在臺上舉行祀天大典，俗稱祭天臺。圜丘四出陛，各層出陛臺階俱九級。圜丘的兩重壇墻內墻為圓形，外墻為方形，今位于北京市天壇公園內。

議禮諸臣張璁他們雖支持嘉靖皇帝崇敬本生父母，將興獻王尊為獻皇帝，卻反對興獻王入祔太廟，因為興獻王沒有做過一天皇帝，是不能進太廟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嘉靖皇帝只好退讓，說不進太廟，而是另設世廟(獻皇帝廟)，等于是嘉靖皇帝個人的家廟，用以祭祀獻皇帝的神主。嘉靖皇帝改革廟制的動機，表面是崇敬列祖列宗。實則是讓獻皇帝廟的規制符合新太廟建筑群，盡可能地消弭獻皇帝廟與太廟群列的不同之處，進而加強獻皇帝在帝系上的正統性，以提升獻皇帝的政治地位。過去明代歷代皇帝神主牌都在同一個太廟里，現在把太廟恢復成“都宮別殿制”——把神主牌全部分散，分別放入一個一個的小房子，這樣就可以讓原本祭祀興獻王的家廟混在里面了，只要不特別去提說這是家廟，看起來與九間太廟沒有區別。魚目混珠之后，又出現了影子戲法，把太廟與家廟的隔閡拆掉，也就是把原本一間一間小的太廟全部打散，再回到太廟的同一個堂子里面，興獻王便以睿宗身份入祔太廟了。嘉靖皇帝借獻皇帝稱宗祔廟的契機，建立了新的宗統，終于達成了皇權重塑的目的，鞏固了嘉靖一脈獲得帝系的正當性基礎。由此可見，嘉靖皇帝雖宣稱敬天法祖，但其依據《周禮》、恢復“洪武初制”等話語，卻很難洗刷私心作祟的嫌疑，備受史家批評，更甚者指責其為篡統之君。

安葬興獻王珠佑杬的顯陵，位于湖北鐘祥

通過顯陵改制、建立世廟，分祀天地、改定郊禮、分建九廟、明堂復古、獻皇稱宗、睿宗祔廟等改革，突顯禮制變更與政治權力的關系，如將天地合祀改回天壇、地壇分祀，提升“太宗”為與太祖并列的“成祖”，甚至將儒家經典斷章取義，改動太廟布局與神主排序等措施，使嘉靖皇帝成為禮制的主導者，向天下臣民展現皇權的至高無上，使禮制更好地服務于皇權。此外，“大禮議”引發的禮制改革影響了社會風氣，江南、華南宗族力量也越來越強大，甚至改變了土地持有的形式，加速了社會基層組織的變化。嘉靖皇帝尊崇父母的孝親之舉，又有《明倫大典》肯定私情的重要性，讓明朝官民普遍接受“大孝以尊親為本”的觀念，默許官民百姓可以祭先祖、建宗祠、立家廟、寫族譜，逐漸出現了可以歸屬的“大宗族”，許多土地可以由宗族組織代持或由祠堂管理，無形中增強了江南、華南等地宗族的勢力。這樣一來，新的宗族秩序在民間誕生了，宗法制度名存實異，原有的大宗小宗、嫡庶等級、宗廟家廟等概念都偏離了儒家經典的定義，人們也質疑禮法規范與名分秩序，服飾、禮儀等僭越現象增多，社會風氣變得更功利浮躁。隨著宗族力量的擴大，地方官不得不依賴宗族，鞏固基層組織與地方秩序，并設置族正，監督宗族，限制宗族勢力太大，避免架空政府。

廣東梅州下營余氏永思堂祭祖儀式

支持或主張“人情論”的很多官員，他們欣賞陽明學的“致良知”之論，或和王陽明私交甚好，或和王陽明是互相有書信往來的師友、學友及筆友的關系，多少吸收或認可了陽明學的思想。可以說，陽明學在江南地區的發展，有助于出身江浙、兩廣、湖廣地區的士大夫支持“人情論”，并進一步肯定個人價值之重要性，也能正視個人的情感與欲望，在思想上有推進“大禮議”之功。但“大禮議”不純粹是學術思想之論爭，更多是一個皇權與官僚群體的政治斗爭，也是皇權內部重塑的過程，使小宗能取代大宗，使嘉靖皇帝一脈獲得宗統，鞏固君統，不再會被其他藩王取代。關于陽明學與大禮議的關系，敝人覺得王陽明基于“緣情制禮”的原則，很大可能會支持嘉靖皇帝去崇敬本生父興獻王，但當涉及綱紀倫常的宗法原則與宗廟制度時，王陽明未必會支持嘉靖皇帝更定廟制，甚至會反對興獻王以睿宗身份、進入太廟之舉。通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去觀察“大禮議”與嘉靖君臣的話，可以在很赤裸的權力之爭中，再看到屬于“人”的欲望，而這些欲望不完全是邪惡的權謀，也可能出于善意的同理心，只是在權力的誘惑下，讓嘉靖皇帝原本孝親的初衷逐漸變質成了壓制群臣的野心。

“大禮議”激起的君臣沖突與禮教論爭，不但打破了閣部之間原有的權力平衡，也破壞了官場上默認的晉升途徑與君臣相處之道，使朝堂上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別，加劇了黨派斗爭，明朝持續內耗，難以形成有效的決策和施政合力，為后世埋下了隱患。為了壓制反對者，嘉靖皇帝擴大內閣首輔的權力，凌駕于六部九卿之上，由內閣首輔作為皇帝與官僚集團之間的協調者、白手套或替罪羊，等于侵奪吏部與都察院的權力。內閣首輔獲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后，似乎成為了實質性的宰相，但他的權力來源永遠是曖昧和模糊的，這讓其他大學士有空間去挑戰內閣首輔的地位，或發動官僚集團與言官群體的力量，反對內閣首輔的執政；或拋棄氣節、逢君之惡，建立與皇帝的私人關系，獲得皇帝的寵信。此后，內閣權力的來源更依賴于皇帝的個人喜好，內閣首輔權力時大時小，與皇帝的態度密切相關。嘉靖皇帝看似提高內閣首輔的權力，實則剝奪相權，也蔑視相權，以楊廷和定策擁立之功，卻不能對“大禮議”有所主張，終于被黜；以夏言的首輔地位，罷官之后，竟不能保全性命；以徐階之賢明，卻多年屈于嚴嵩之下。從內閣首輔楊廷和、張璁、夏言、嚴嵩的權力更迭，可見內閣傾軋之因，在于嘉靖皇帝通過“大禮議”，將皇權、禮制及權力斗爭結合在一起，不但大張閣權，使內閣成為皇權的工具，利用內閣首輔箝制言路，逐步掌握官僚體系，還挑起閣臣之間的矛盾，頻繁更換首輔，分而治之，讓內閣爭權奪利、互相牽制，不至于威脅皇權，遂能壓制群臣，將朱佑杬以“睿宗”之身份、入祔太廟，甚至升祔仁宗、躋武宗廟位之上，達到宗統轉移、建立了自身世系正當性之目的。

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或許認為“大禮議”只是嘉靖君臣爭論“皇”、“帝”、“考”、“”的文字游戲。實則不然。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以“禮”為基礎，依其身份，決定其權利義務，而嘉靖君臣在“大禮議”爭辯的這些稱謂、尊號及其相應禮儀，不只是嘉靖皇帝孝心的展現，更多決定其皇權正當性的來源依據。傳統中國皇權正當性的來源是“天命”，開國皇帝承接“天命”才能是被上天認可的“天子”。承接開國皇帝留下皇位的子孫們，其天命來自于他與祖先的連接性，才能證明“天命”的傳承關系。“大禮議”的這些爭論，不只是為了彰顯嘉靖皇帝繼承皇位的正當性，也要向天下臣民證明“天命”轉移到嘉靖一脈的合法性問題。正因為“大禮議”涉及君統與宗統的傳承問題，所以參與“大禮議”的官員們不完全是出于利害的算計或權力的斗爭，也想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與學術思想，所以楊廷和、張璁、夏言、嚴嵩四人都曾堅持自身對儒家禮法的敬仰，不惜舍棄官位、以去就爭，或當面駁斥嘉靖皇帝的尊親方案，或以一人之力舌戰群臣，被貶為奸佞小人。另一方面，嘉靖皇帝不是一個只會用權力去壓制官員的暴君，他有孝順柔軟、畏懼天命、崇敬禮法的一面，但隨著君臣之間不斷唇槍舌戰的過程，嘉靖皇帝也學會利用儒家經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大臣勸諫他的話來反駁他們，甚至能動用暴力去隨意擺弄“禮法”。這會帶來很可怕的后果。在皇權越來越專制的局勢下，士大夫們本來用儒家文化的“禮法”束縛皇帝的個人性，遏止其欲望擴張，避免其滋意妄為，但在“大禮議”的禮教論爭下，皇帝卻能“制禮作樂”，反過來用“禮法”來束縛士大夫們，使其完全俯首，再也無法用“道統”遏制“政統”的無限擴張。可以說，“大禮議”連帶引發的禮制改革，嘉靖一脈由小宗變大宗，雖轉移宗統、重塑皇權，卻動搖了以“禮”為主的政治文化體系，天下臣民喪失了一客觀理性的共同規范，士人堅持“道統”的政治理念也遭到摧折，不再追求“敢為天下先”的“公義”，更多地為了一己私利而卷入政治斗爭之中，甚至突破人臣的底線，樂于逢君之惡，怯于為萬民爭福祉，直到大廈將傾、明朝滅亡為止。

此外，“大禮議”也影響明朝周邊的藩屬國，例如朝鮮王朝、琉球王國、安南王國，還有隔海相望的日本都注意到“大禮議”及其造成的禮制改革與政局動蕩。在“大禮議”的刺激下，這些國家的統治者發現“禮法”可以被解構，儒家經典與宗法原則也不是鐵板一塊。東亞諸國礙于儒家文化的接受程度不同，或限于情報搜集的能力，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或士人未必完全了解“大禮議”的來龍去脈，也很難充分理解“大禮議”的禮學理論與禮教論爭，但這不妨礙這些君主利用“大禮議”充當自身逾禮的理論基礎，或利用廟制改革的論點，加以穿鑿附會，或將“繼統不繼嗣”的說法，刻意斷章取義，進而滿足自身的私欲，或擴張其個人性。尤其是“君統”與“宗統”竟可以分開對待，這導致了東亞諸國若干從旁支入繼、或政變篡位的國王，可以像嘉靖皇帝一樣，通過立家廟尊崇本生父，再將本生父的神主送入宗廟，使其轉移宗統。以朝鮮仁祖李倧為例。1623年，綾陽君李倧以光海君叛明親金為理由，發動宮廷政變，篡奪光海君的王位，史稱“仁祖反正”。相較于光海君傳承的大宗，仁祖李倧是小宗，光海君被廢黜而排出王統之外，仁祖是奉仁穆大妃而繼位，故直接繼承祖父宣祖的宗統。為了尊奉本生父定遠君，朝鮮仁祖學習嘉靖皇帝的故智，不斷加封其尊號，還駁斥朝鮮群臣，強行冊封定遠君的廟號為“元宗大王”，并想方設法將定遠君移葬于金浦章陵，其神主入祔朝鮮宗廟，更扭轉了明朝對其惡劣印象，獲得了明朝的認可，強化了朝鮮仁祖的王權。朝鮮仁祖的所作所為，可說是“大禮議”的簡單版。由此可見，“大禮議”開了一個壞頭，不只松動了中國的禮法原則，引發《朱子家禮》的變化，也讓東亞諸國的統治者們有樣學樣，以孝親名義去伸張自己的個人性，達到王權擴張的野心，并解構了傳統中國代表“中華”的必然性，間接推動東亞諸國的儒學、禮法及其思想開始了自主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