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Grok, Block unicorn

文章編譯：Block unicorn

引言與背景

《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是 Stephen Miran 于 2024 年 11 月發布的一份學術性報告，當時他尚未被提名為特朗普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這份報告并非直接的政策藍圖，而是作者基于個人觀點對美國貿易和金融政策調整可能性的分析，旨在為決策者和投資者提供一個理解全球貿易體系重塑的框架。Miran 明確表示，該報告不代表 Hudson Bay Capital 或特朗普團隊的官方立場，而是反映了他對美國經濟結構性挑戰的診斷和解決方案的探索。報告的背景是特朗普在 2024 年 11 月勝選，其政策方向備受矚目，但美國民眾對全球化及其經濟后果的不滿情緒在過去十年中顯著加劇。這種不滿推動了兩黨在貿易政策上的轉變，從自由貿易轉向更注重提升美國地位的保護主義措施。

Miran 認為，特朗普長期以來希望改革全球貿易體系，以使美國產業在國際競爭中獲得更公平的地位。這種愿望可能在其第二任期內引發一次“代際變革”。報告的目標是通過分析全球貿易體系的經濟失衡，列出可用的政策工具，并評估其優缺點，為潛在的經濟和市場后果提供洞察。這份文件的發布正值美國選民對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不滿達到頂點，而特朗普的連任進一步放大了這一趨勢。因此，盡管報告是學術性的，其內容被視為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經濟戰略的重要參考，尤其是在 Miran 隨后被提名為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后，其影響力更加凸顯。

理論基礎——美元高估與經濟失衡

報告的核心論點建立在美元持續高估的理論基礎上，Miran 將其視為全球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他引用“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來解釋這一現象：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美元必須為世界提供流動性，但這一角色導致其匯率被高估，使美國出口競爭力下降，進口價格低廉，從而損害了制造業等可貿易部門。這種高估源于全球對美元作為儲備資產的“非彈性需求”——各國為持有安全資產（如美國國債）而持續購買美元，導致美元價值超出其經濟基本面決定的均衡水平。Miran 指出，這種失衡在經濟衰退時尤為顯著，因為美元作為避險資產會進一步升值，削弱美國出口競爭力，而其他國家的貨幣則往往貶值以刺激出口。這種不對稱性使得美國制造業就業在經濟下行時大幅下降，且在復蘇期難以恢復。

他進一步分析，隨著全球 GDP 增長，美國為提供儲備資產和維持全球安全傘（如通過國防支出）所付出的成本日益增加。這些成本主要由制造業和可貿易部門承擔，而非金融或服務部門。這種結構性壓力不僅削弱了美國經濟的競爭力，還引發了國內的社會問題，例如工廠關閉導致的地方經濟萎縮和工人家庭的經濟困境。Miran 認為，美元高估不僅是技術性經濟問題，也是特朗普政策傾向背后的政治驅動力。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將制造業衰退歸咎于不公平的貿易規則，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降低美元價值或調整貿易條件，以減輕美國經濟的結構性負擔。這一理論框架為報告后續的政策建議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全球貿易失衡的根源與美國的不滿

Miran 深入探討了全球貿易失衡如何在美國國內引發廣泛不滿。他指出，美元高估導致的貿易逆差和制造業衰退是民眾對現有經濟秩序不信任的根源。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美國的經常賬戶從 1960 年代的順差轉為持續逆差，至 2024 年已達到 GDP 的數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制造業就業比例顯著下降，這些變化與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密切相關。盡管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制造業就業下降是全球生產率提高和技術進步的自然結果，但 Miran 強調，在政治領域，這種經濟后果被放大為對全球化的普遍抵制。這種情緒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尤為強烈，他們將工廠關閉、就業流失與不公平的貿易體系掛鉤。

報告中提供的數據顯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在過去幾十年中愈發嚴重，而美元高估使得美國在全球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其他國家可以通過貨幣貶值或出口補貼抵消美國的競爭優勢，而美國卻因美元的強勢無法采取類似措施。Miran 認為，這種失衡不僅是經濟問題，還帶來了深刻的社會影響。例如，制造業衰退導致的地方經濟萎縮使工人家庭依賴政府援助，部分地區甚至出現了社會問題，如阿片類藥物成癮的流行。這些現象加劇了美國民眾對現有貿易體系的不信任，也為特朗普的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礎。他在競選中反復強調要通過重塑貿易規則恢復美國經濟的“公平性”，而 Miran 的分析表明，這一目標需要從根本上解決美元高估的問題。

政策工具箱——從關稅到貨幣干預

報告的第四部分是其核心內容，為重塑全球貿易體系提供了一個詳細的“工具箱”。Miran 列舉了多種政策選項，并逐一分析其優缺點。首先，他討論了關稅，認為這是特朗普政府可能優先采用的工具。以 2018-2019 年對華關稅為例，他指出，盡管這些措施提高了進口成本，但并未引發顯著的宏觀經濟后果，因為人民幣匯率的調整部分抵消了關稅的影響。為增強效果，Miran 建議未來關稅可以采取“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的方式，例如每月逐步提高關稅稅率（如增加 2%），以向貿易伙伴施加持續壓力，迫使其在談判中做出讓步。

其次，他提出通過貨幣政策削弱美元價值，包括與貿易伙伴達成類似“馬阿拉歌協定”（Mar-a-Lago Accord）的多邊貨幣協議，通過集體干預降低美元匯率。此外，他建議對外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征收“用戶費”，或強制外國政府延長其國債持有期限，以減少對美元的短期需求。這些措施旨在降低美元價值，同時盡量保留其儲備貨幣地位。他還提到其他輔助工具，如減稅以刺激國內投資，或利用美國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的優勢，在貿易戰中占據上風。然而，Miran 也坦承這些工具存在風險：關稅可能引發報復性措施，導致全球供應鏈中斷；削弱美元可能推高美國借貸成本，影響財政穩定性。他強調，政策組合的設計需平衡貿易再平衡目標與對美國經濟的潛在負面影響。

金融市場影響與政策實施的挑戰

報告第五部分探討了這些政策對金融市場的潛在影響及實施中的挑戰。Miran 預測，關稅和美元貶值政策可能引發短期市場波動，尤其是在外匯和債券市場。如果美元顯著貶值，外國投資者對美元資產的需求可能減少，導致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進而推高借貸成本。然而，他認為這種影響可以通過貨幣協議或資本管制加以緩解。在股市方面，制造業相關企業的股價可能因關稅保護而上漲，但依賴進口的企業可能承壓。若貿易戰升級，全球供應鏈中斷可能引發通脹壓力，盡管 Miran 相信匯率調整可以部分抵消這一效應。

在實施層面，他指出政策需要精心排序和協調。例如，關稅應優先于貨幣干預，以避免過早削弱美元導致資本外流。他還提到，特朗普政府可能利用緊急權力（如《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強制執行這些措施，但這可能引發法律爭議和國際關系緊張。Miran 特別強調，美國作為全球需求大國的地位使其在貿易博弈中更具耐力，但若其他國家轉向歐元或人民幣作為替代儲備貨幣，美元的主導地位可能受到威脅。這種不確定性使得政策的成功高度依賴外部反應和內部執行能力。

觀點與現實驗證

2025 年 4 月 7 日，特朗普宣布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產品征收 25% 的關稅，以在販毒和非法移民問題上向兩國施壓。這一舉措與 Miran 的關稅策略高度一致。媒體報道指出，根據安德森經濟集團的數據，此舉可能使使用墨西哥和加拿大零部件的美國汽車價格上漲 4,000 至 10,000 美元，體現了 Miran 利用關稅轉移經濟負擔、激勵國內生產的設想。然而，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肯·羅戈夫估計，這將使美國經濟衰退概率升至 50%，呼應了 Miran 對金融市場波動的擔憂，如美元走弱可能推高借貸成本。

媒體還提到，特朗普將關稅合規與國防承諾掛鉤，要求盟友購買美國債務以換取軍事保護。這直接反映了 Miran 工具箱中的安全杠桿策略，即通過安全工具支撐美元穩定。有文章指出，盡管市場對這一激進政策表示擔憂，且 2025 年 4 月 8 日美國股指期貨下跌 2%，但隨后出現反彈，也驗證了 Miran 預測的短期波動與市場適應性。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也在加劇，同時強調，若貿易戰升級，可能會影響全球供應鏈，也與 Miran 對通脹壓力的分析相符。

總結與展望

《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提供了一個雄心勃勃且具爭議性的框架，試圖通過貿易和貨幣政策解決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結構性挑戰。Miran 從美元高估的理論出發，診斷了貿易失衡的根源，并提出從關稅到多邊貨幣協議的創新性工具，旨在增強美國產業的競爭力，同時保留美元儲備地位。他坦承這些政策的潛在風險，如報復性關稅、通脹壓力和金融市場動蕩，但認為精心設計和協調可以減輕負面影響。特朗普 2025 年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關稅政策表明，Miran 的部分設想正在轉化為現實，其后續影響將進一步檢驗這一框架的可行性。

最后，這些提議的實施也面臨多重考驗：國內政治支持、國際合作意愿和市場反應將決定其成敗。盡管報告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選項，但全球化背景下單邊行動是否足以重塑全球體系仍存疑問。對于投資者和決策者而言，這份指南既是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經濟戰略的窗口，也是一個需要審慎評估風險與回報的起點。Miran 的分析與特朗普的實際政策結合，預示著美國可能迎來一場深刻的貿易體系變革，但其結果仍充滿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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