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過很多批評國內問題的文章，以至于有讀者問我：為什么你只批評國內，不批判美國？

熟悉我的老讀者都知道，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第一屆任期，我沒有少批評這位反科學總統帶來的社會亂象。

當然，我一直認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是一個終將被民主機制糾錯的偶然錯誤，所以也不會因此把所有美國人一棒子打死，正如我不會因為某些國人迷信中醫而否定所有同胞。

然而特朗普的第二次當選然我意識到，部分美國人的理性程度和科學素養，大大低于我以往的認知，以川普粉絲為例，其群體比例之龐大，絲毫不遜色于國內的中醫粉。

說起川普粉和中醫粉，兩者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無知且自信。

新冠疫情期間，比爾·蓋茨被很多川普粉絲指控為“新冠病毒創造者”與“人口清除計劃者”，而中醫粉則認為千年前的古方可以防止新冠病毒——同樣缺乏科學素養。

川普粉常常把特朗普政策的批評者一律當作民主黨支持者，而中醫粉也喜歡給中醫批評者扣上“漢奸”“間諜”的帽子——同樣只講立場不講事實。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這樣無知且自信的群體呢？

透過現象看本質，其中一個典型因素，叫做達克效應。

達克效應的發現源于一樁荒誕的犯罪案件。

1995年，一個名叫麥克阿瑟·惠勒的美國匹茲堡男子搶劫了銀行，讓查看監控錄像的警察感到驚訝的是，惠勒沒有像大多數劫匪那樣給自己戴上頭套，而是“素顏出鏡”，以自己的真實面目實施了搶劫。于是，警察異常順利地找到并逮捕了惠勒。

在審訊過程中，惠勒堅決否認自己“素顏出鏡”，他表示自己用檸檬汁涂抹面部后搶劫銀行——檸檬汁中含有檸檬酸和維生素C等酸性成分，這些物質會與紙張纖維發生化學反應，生成類似透明薄膜的化合物，當被火烘烤時，被檸檬汁浸潤的部分會被碳化而顯現棕色字跡，因此，檸檬汁常被人們用作書寫秘密信件的“隱形墨水”。

惠勒堅定地相信，檸檬汁的“隱形效果”能讓他避開監控攝像頭的監視。

在這個荒唐案件中，惠勒的無知與自信被社會大眾引為笑柄，然而這一案例卻引起了康奈爾大學研究者鄧寧與克魯格的注意，他們隨后展開一系列心理學實驗。

在實驗中，鄧寧與克魯格讓被試者完成邏輯推理、語法測試等任務，隨后要求他們預測自己的表現排名。結果顯示：得分最低的25%人群普遍認為自己的排名在前50%左右，而得分最高的群體反而低估自身排名。

1999年，鄧寧與克魯格把他們的實驗研究結果發表于《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雜志》，論文提出了著名的“鄧寧-克魯格效應”（The Dunning-Kruger effect），簡稱“達克效應”（D-K Effect）。

達克效應——指個體在完成某項任務時對自己能力的評價產生的偏差，特別是那些實際能力相對弱的人，往往傾向于過高估計自身的能力水平，以至于其自我評價可能超出平均水準，相反，實際能力高的人卻會做出較低的評價。

這種認知偏差的規律性，使達克效應成為心理學領域的里程碑發現，并于2000年獲得“搞笑諾貝爾獎”。

根據達克效應，研究者把人類的認知能力劃分為四個階段：

愚昧山峰：處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狀態，自信度達到頂峰。典型如剛接觸新領域的初學者，誤將碎片化信息當作系統認知。

絕望之谷：通過系統學習意識到知識體系的龐大，自信度斷崖式下跌。許多研究生在文獻綜述階段經歷此階段，發現自身研究與前人成果的差距。

開悟之坡：通過持續實踐重建認知框架，形成“知道自己知道”的理性自信。例如醫生經歷數萬例臨床診斷后形成的專業判斷力。

平穩高原：達到“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大師境界，如愛因斯坦晚年仍保持對宇宙奧秘的敬畏。

顯然，川普粉和中醫粉，仍處于“愚昧山峰”的巨嬰階段。

美國有線新聞網（CNN）曾經做過民調：在2020年，擁有大學學位的選民占選民總數的41%，其中支持拜登約55%，支持特朗普有43%。與此同時，特朗普得到了大約三分之二沒有大學學歷的白人選民支持，但他在接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選民中并不受歡迎。

而2024年9月公布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沒有學士學位的選民對特朗普和哈里斯的支持率分別為53%和44%，而在擁有4年本科或以上學歷的選民中，哈里斯則以57%對41%的成績領先。

顯然，川普粉的受教育程度在美國人中相對較低，而國內雖然沒有針對中醫粉這個群體受教育程度的調查研究，但從他們混亂的邏輯思維與可愛質樸的日常言論中可以發現，其認知水平不容樂觀：

時間先后=因果關系：將“服藥后病愈”等同于“藥效”，忽略自限性疾病自愈、安慰劑效應或其他干擾因素（如飲食作息改變）。典型案例：用“吃中藥后感冒康復”證明中藥有效性，但普通病毒性感冒本屬自愈性疾病。

軼事證據替代實證：以個人或親友經歷替代大樣本隨機對照試驗（RCT），例如“我二叔喝中藥治好了腎虛”。此類案例無法排除個體差異、誤診或安慰劑效應。

訴諸傳統：認為“中醫傳承千年必有效”，忽略歷史時長與科學性的非必然關聯（如放血療法同樣歷史悠久但被現代醫學淘汰）。

訴諸權威：引用《黃帝內經》或古代醫書作為不可質疑的真理，忽視古代醫學受限于認知水平（如中醫曾認為心臟是思維器官）。

滑坡謬誤：將質疑中醫推導至極端后果，例如“否定中醫會導致中華文明崩潰”。

虛假兩難推理：制造“非中即西”對立，否認中西醫互補可能性，例如“西醫治不好就必須信中醫”。

認為“某中藥有效”即證明中醫理論（如五行、經絡）正確。例如穿山甲通乳被歸因于“鉆洞特性”，卻忽略現代藥理學可能發現的活性成分。

將中醫術語強行對應現代科學概念（如稱“外邪=病毒”），掩蓋古代理論缺乏實證支撐的本質。

將“邏輯自洽”等同于科學驗證：誤認為理論內部自圓其說即證明其正確性，忽視實證檢驗的必要性。例如用陰陽五行解釋病理，卻無法通過可重復實驗驗證。

反科學傾向：部分支持者將現代醫學等同于“西方霸權”，拒絕接受循證醫學標準（如雙盲試驗），甚至將科學方法論污名化為“文化自卑”。

將中醫與民族認同綁定：批評中醫常被曲解為“否定傳統文化”或“不愛國”，例如質問“中國人為何不信自己的醫學？”。

幸存者偏差宣傳：僅強調成功案例（如名老中醫長壽），忽略無效治療或不良反應的普遍性，形成片面認知。

“真正的中醫”謬誤：將無效案例歸咎于“假中醫”，例如聲稱“莆田系醫院代表不了西醫，但民間庸醫卻代表不了真正的中醫”。

國家政策背書：以“國家支持中醫藥”作為有效性證明，忽略政策決策可能受文化、經濟等非科學因素影響。

最后的話

我寫這篇文章不是為了“比爛”，相反，在民粹化與反智化席卷世界的今天，科學與理性更顯得彌足珍貴。

我相信，誰掌握更多的科學與理性，誰就能率先從這個“絕望之谷”中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