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吃人”的歷史與盲從的“奴性”

魯迅透過一個“狂人”的日記，指出中國歷史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但字縫里卻都寫滿了“吃人”兩個字。顯然這里的“吃人”是封建統治者對老百姓自上而下的治理手段。其實我想說的是，在“吃人”的背后是老百姓對封建統治者自下而上的奴性和盲從，二者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閉環。這種奴性從秦漢經唐宋至明清，傳承兩千余年，朝代更迭，奴性卻從未改變。而法家根據商鞅變法的思想編著的《商君書》，被視作是國人奴性的來源，人民噩夢的肇始。

《狂人日記》書影

二.《商君書》的歷史影響與商鞅變法的兩面性

有人說商鞅就像是中國歷史長河中陰魂不散的幽靈，是誤闖人間的惡魔。商鞅變法雖使秦國走上強國之路并實現大一統，卻也成了秦朝二世而亡的禍根。偌大秦國，沒有一個百姓因商鞅變法獲得真正幸福，包括商鞅自己。《商君書》作為一本禁書，它暴露了中國兩千年來封建專制體制的隱秘，歷代君王憑借它將百姓治理得服服帖帖。《商君書》的核心思想可概括為 “農戰” 理念，即 “農業與戰爭”。在商鞅看來，“圣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他堅信在春秋戰國的戰亂時期，唯有發展農業保障民眾溫飽，才能為國家提供持續的物質基礎，為開疆拓土保駕護航。為此商鞅提出了著名的 “馭民五術” 和 “強國五術”。

《商君書》

三.《商君書》“馭民五術” 解析

所謂“馭民五術”，包括愚民、弱民、疲民、辱民和貧民。

1）愚民：愚民并不是不讓老百姓受教育，而是要通過教育讓他們只知道如何種地和打仗，不容許有挑戰統治者權威的多余思想。《商君書》“算地篇”中提到：“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意思是只會耕種的人往往思想單純，而這種單純實則也是一種愚昧。人們被束縛在土地上，只能從事農耕，個人天賦和發展空間被壓制，最終淪為生產工具。

2）弱民：顧名思義，商鞅認為 “有道之國，在于弱民”。秩序井然的國家需要削弱民眾力量，國家要能戰勝并壓制民眾，讓百姓時常處于焦慮不安之中，如此百姓才會對君主產生強烈依附感，全心全意為君主效力。

3）疲民：即讓百姓疲于奔命，無暇他顧。《商君書》規定父子兄弟不得同居一室，成年后必須分家。商鞅此舉強制分家，既減少了某些道德風險，又加重了百姓負擔。秦國按戶口征稅，分家后戶口增多，稅負自然加重。為維持生計，家中勞動力只得早出晚歸，忙碌于自家土地，無暇思考其他問題。同時，分家后為增加勞動力，百姓往往生育更多子女，國家兵力也得以增強，可謂一舉多得。

4）辱民與貧民：是指不讓百姓擁有充足糧食和財產，剝奪他們體面工作和尊嚴生活的權利。商鞅還強調 “重刑輕賞”，對犯錯者嚴懲，對立功者輕賞。這看似荒唐，實則與心理學中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類似。百姓生死掌握在統治者手中，一旦統治者略施恩惠，百姓便會感恩戴德，心甘情愿為君主效力。

四.《商君書》“強國五術” 剖析

與“馭民五術”相對應的是商鞅的“強國五術”，它是對“馭民五術”的補充與強化。

第一術是 “以弱去強，以奸馭良，施行流氓政治和小人政治”。《商君書》“去強篇” 提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 從統治者角度看，百姓可分為易控制的弱民和思想頑固的強民。商鞅認為以弱民消滅強民，國家才能穩定。因為若以部分強民消滅另一部分強民，剩下的仍是強民；若以多數弱民消除少數強民，留下的便是無獨立思想、易于統治的弱民。“以奸馭良” 是以奸民統治良民，因為善良之人永遠斗不過奸詐之徒，一個部落若讓奸詐之人管理，才能安穩。

第二術是 “壹教”，與 “愚民” 相呼應。向百姓灌輸 “農戰” 思想，國家掌控所有資源，戰時為國家征戰，平時為國家種地。

第三術強調剝奪百姓個人資產，絕不讓百姓富足。商鞅認為，無恒產則無恒心，百姓生計完全依賴國家分配，從而加深對統治者的依附。

第四術再次強調 “馭民五術” 的重要性，只有通過愚民、弱民、疲民、辱民和貧民，才能有效控制百姓，確保國家強大。

第五術是 “殺力”。簡單來說，就是發動戰爭，對外誅殺強敵，對內鏟除強民。通過對外征伐壓制敵國，同時在戰場上消耗國內強民，以此釋放國內潛在矛盾，維持國家穩定。

五.商鞅變法的后果與歷史啟示

由此可見，在商鞅變法的治國理論中，百姓福祉不在統治者考慮范圍之內。國家唯一目標是不擇手段增強國力、擴張領土。商鞅法令雖在短期內增強了國家軍事和經濟實力，但過度壓榨民眾的政策使秦國社會矛盾積累到了不堪重負的程度。秦孝公死后，商鞅沒了靠山，因變法得罪太子秦惠文王而被五馬分尸，他死后無人同情，天下人皆冷嘲熱諷。商鞅雖死，但其法家思想卻流傳下來，秦惠文王處死商鞅后，并未廢除商鞅法令，秦國繼續著沒有商鞅的商鞅變法。高壓統治下的秦國，人人敢怒不敢言，正所謂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不在沉默中滅亡，就在沉默中爆發。最終，陳勝吳廣喊出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起義軍紛紛響應，秦朝暴政就此終結。

有人說，《商君書》對古代帝王而言是偉大創造，對百姓卻是噩夢開端。秦朝之后，盲從和奴性如種子在百姓心中生根發芽，直至清末溥儀退位。從北洋時期到民國，再到新中國，我們逐漸明白，唯有民族獨立、民權平等，民生自由，才能告別 “吃人” 與盲目聽從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