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民國時代，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內憂外患、軍閥混戰、民不聊生。

而在這段不堪的歲月中，卻亦是中華文化崢嶸的時代。一如魯迅、胡適、梁啟超、蔡元培、梅蘭芳、齊白石、錢穆、黃賓虹等有思想、敢說敢做的大學問家和藝術家是數不勝數。著名的歷史考古學家、教育家傅斯年亦在此列。

傅斯年青年得志，早早便走上人生巔峰，然而晚年卻是歷經坎坷。他的家人還因為他，不是被批斗挨整就是被迫自殺，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還要從清末傅家說起。

晚晴時期，朝政腐敗，民不聊生，面對八國聯軍等西方列強的侵略，清朝也已經貧弱不堪。不過相比于大多數人，傅斯年無疑是幸運的，他出生于山東聊城的一個書香世家，祖上不僅出了好幾位官員，而且還出了好幾位文化界名人，所以很有社會地位。

他的祖父還曾經提攜過清末名臣李鴻章，傅家富裕的家境給傅斯年創造了良好的生活環境，從小接受了系統教育。再加上他非常好學，頭腦聰慧，所以他小小年紀就有了很高的才學，寫文章水平很高，成為了華北地區公認的青年才俊。

后來他考入了北京大學，而即便是在北大他也成了拔尖的存在。

當時北大教授胡適也十分贊賞他，但因為胡適提出了很多非常前衛的思想，超越中國社會太多，因此胡適的一些言論引來了一些爭議，甚至有學生組團揚言要趕走胡適。

傅斯年得知這些情況后，反復思考了胡適一些先進思想的深層次哲理，于是公開站出來對所有人講：“胡適走的這條路是不錯的，你們不準胡鬧。”

因為他在學生中的影響力比較大，他說了這番話后，那些試圖趕走胡適的學生也就慢慢的偃旗息鼓，不再找麻煩。

胡適也因此更加欣賞傅斯年，兩人年齡差了很多，但依然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這種朋友不是社會上那種“利益朋友”或者“酒肉朋友”，而是精神層面上的學術戰友。

后來北洋政府賣國，傅斯年十分憤慨，直接帶領北大學生們上街喊口號，提出自己的主張。在五四運動時期，他被推舉為北京13所高校學生的總指揮，帶領大家火燒趙家樓，就此載入了史冊。這也足見傅斯年的人望。

但后來學生被鎮壓，面對殘酷的現實，他決定出國尋求救國之路，陸續在英國和德國接受了深造。

回國后，他先后在中山大學、北大擔任教授。抗戰期間，北京高校被迫南下，他繼續擔任西南聯大教授，在逃難路上堅持教學和寫作，撐起了中國文史界的半壁江山。

在南方期間，他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史學者，例如著名的大學問家陳寅恪和趙元任。

抗戰勝利后沒多久，解放戰爭打響，國內的教育環境依然十分惡劣。到了1949年，隨著國民黨軍隊的潰敗，國家走到了十字路口。

可能在普通人看來，誰能結束戰爭讓百姓休養生息，誰就是偉大的一方。但對于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思考的顯然不只是當下，他們想的顯然也更深遠，尤其是那些有追求的知識分子。

他們希望國家能夠走上一條新路，徹底解決唐宋元明清的歷史規律問題——那就是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就會逐漸腐敗，最終導致內外交困，民不聊生。但這要從根本的問題上入手，走上一條新路。

傅斯年和胡適經過反復思考，最終還是決定離開大陸（1949年1月，傅斯年隨遷至臺北）。畢竟他們兩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堅持自己的主張，認為個人的主張不應建立在某一個權威定的基礎之上。胡適先生還留下了聞名的“面包論”。

在走上了南渡之路后，傅斯年在臺灣擔任了臺灣大學校長。在臺期間，他也經歷了一些坎坷和麻煩（因為他要求嚴懲貪官污吏，整飭政風），但總體上日子還過得去，由于多年疲勞工作，他在1950年因病逝世。

16年后他的家人也因為他遇到了大麻煩，特殊時期到來后，因為傅斯年去了臺灣，所以他的家人也成了“罪大惡極”的人。

當初拒絕傅斯年建議，不愿意去臺灣的侄子傅樂煥，在特殊時期遭到反復批斗，最終選擇自殺。

傅斯年的叔叔傅昕安被送去接受多年的勞改，傅斯年的族弟被迫辭去公職，一家人只能躲在小屋子里勉強生活，傅家的祖宅也被搗毀，傅家的近百座墳墓也被刨開。

或許這一切早就在傅斯年的預料之中，畢竟他是一位文史大師，通過借鑒很多過去的東西，就能推測出未來可能會如何。但他無論多聰慧，畢竟只是一個學者，他改變不了什么，每個人也都是獨立的個體，人生也只有自渡。

對了，胡適留在大陸的兒子胡思杜早已于1957年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