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學人Scholar

轉自：高校人文界

大時代和個人命運——學人高考往事

學人君按：一個人的遭遇，反映的是時代的嬗變，在時代的潮流前，個體是微不足道的灰塵。但微不足道的個體的幸運所在，正在其可以在為數不多的境況中，將命運攥在自己手里。作為有著一千多年文官考試制度的國度，高考是我們每個人熟悉的，也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考上大學，改變命運”，對從上世紀走來的他們來說，有著比任何人都深切的體會。

本期學人Scholar整理了部分學人的高考故事，而從這些故事中，即可窺見時代不可抗拒的潮流，又可看見在這潮流下人們未曾停歇的努力和不屈。

賀衛方：嚴重偏科的文科少年

賀衛方，1960年生，山東牟平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1977年，嚴重偏科的“文科少年”賀衛方在高考后填寫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廣播學院，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結果考試結果，數學只考了4分，不出意料地落榜了。1978年，經過一年努力的賀衛方“二戰”總分考到347分（山東省文科重點線為340分）。這次賀衛方沒有填報重點院校，第一志愿報的山東師范學院中文系，但最終他卻被錄取到沒有填的重點院校西南政法大學。

賀衛方后來回憶道，“就像小姐拋繡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腦袋上了。”“拿到通知書，無比激動，杜甫的詩‘漫卷詩書喜欲狂’是怎樣的心情，就是我從郵遞員手里拿到通知書時的心情。”原來西南政法學院是恢復高考后第一年招生，由于宣傳力度不夠等原因，錄取時還差一兩個學生，就從上了重點線的人中調節，結果賀衛方就被調過去了填志愿的時候根本不知道的學校。

摘編自：《賀衛方 高考數學只得了4分的北大教授》，新浪網，2007年5月01日

葛劍雄：考不了大學，就考個研究生

葛劍雄，1945年生，浙江湖州人，中國歷史地理學者、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教授，從事歷史地理、中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

上高中后不久，上大學就是葛劍雄的夢想，他早就把目光瞄準了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但1962年正在讀高二的葛劍雄，在一次體檢中被發現患開放性肺結核。此后他雖然非常努力地進行治療和休養，希望能及早康復，但直到1964年5月高考報名體檢時，他的肺結核還沒有完全鈣化，不符合報考條件。在老師的勸說下，他暫時放棄了繼續報考大學的打算，之后在1965年8月被分配到古田中學當英語教師。

“不過我并沒有放棄上大學的打算，心想即使工作十年，我還符合報考大學的年齡，總能找到機會。所以當年就報名考上了上海外語學院夜大學二年級，進修英語。但‘階級斗爭’這根弦越繃越緊，連我自己都開始懷疑，一心上大學是不是成名成家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在作祟，所以不僅自己公開暴露思想，還一次次進行自我批判。”

▲1983年，葛劍雄（右）被授予博士學位后與導師譚其驤合影，左為同時獲得學位的周振鶴

1977年，高校開始重新招生，葛劍雄上大學的愿望死灰復燃。但當時對考生年齡的規定是30足歲，而當時他已滿31足歲，失去了報名資格。1978年公開招收研究生時，報考年齡放寬到40足歲，而且為了“不拘一格”，對學歷沒有任何規定，稍作考慮后，葛劍雄選擇了復旦大學歷史系譚其驤教授指導的歷史地理專業，“我不知天高地厚，根本沒有考慮或打聽報考哪所大學、哪個專業、哪位教授的難度如何，有多少人報名，反正只是試一試，倒也沒有什么包袱，所以考前還是與平時一樣工作，只是在晚上和星期天稍稍作些準備。”但最終憑著平時的積累，葛劍雄一路順利通過初試和復試，成為了譚其驤教授的研究生。

徐友漁：陰差陽錯進了數學系

徐友漁，1947年生，四川成都人。哲學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領域：分析哲學、政治哲學和文革研究。

徐友漁生于1947年，因父母早逝，他從14歲起就獨自居住，這無疑奠定了日后已成為他突出特點的獨立性和精神力量。1966年，徐友漁高三畢業要考大學時，正好趕上文化大革命爆發。大學夢就在下鄉當知青和招工回城的標準式經歷里耽擱了整整十年。“在那漫長的十年之間，我周圍很多的同伴都已經放棄了學習，但我一直堅持自學。上大學，幾乎是我唯一的希望。”徐友漁回憶說。文革后，1977年秋冬交接之際，徐友漁在充分的準備下，參加了高考，“在考場上自我感覺也是十分良好，比如政治考題之一是解釋‘先驗論’，我從柏拉圖談到康德，再按照要求批判林彪的唯心論，我想，判卷的老師也未見得知道得比我多。” 徐友漁回憶那段歷史時，仍然很自信，他說，“考完兩門時，我就覺得不用考第三門也可以錄取了。”

但是，出乎意外和令人尷尬的是，他落榜了。這次高考和文革前一樣，仍然有“政治審查”這一關，而且標準和文革前一樣，所謂“家庭出身”仍然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此之后，徐友漁強打起精神在車間干活，并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把幾個一起復習功課并考上重點大學的親友送到學校。但到了1978年3月初，徐友漁接到四川師范學院數學系的錄取通知，雖然志愿上沒有填這個學校和這個專業，“知道被錄取了，我心里也高興，但并沒有特別興奮。心里更多的是劫后余生的惆悵。”徐友漁說，“我知道，那些成績可以但‘政治條件’不佳的人如果還有點運氣，其歸宿就是進師范院校，因為當教師在政治等級上屬于低檔，不算進入要害部門。”“至于學數學，我倒是很喜歡。只要能進大學門，路是自己走出來的。”

摘編自：徐友漁：《回憶我在川師大的日子》，網易新聞中心2007年5月2日

《徐友漁憶高考：搭上擴招末班車體驗劫后余生》，新浪新聞，2017年5月30日

鄧曉芒：我要考不取，天理難容！

鄧曉芒，1948年生，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著名哲學家和美學家，主要研究方向為德國哲學、美學、文化心理學、中西文化比較等。

和同時代的許多青年一樣，鄧曉芒也在1960年代初中畢業后即下放農村插隊，70年代返城后，當過臨時工、搬運工。對于他自己的讀書與考研經歷，鄧曉芒在《我怎么學起哲學來》一文中有過詳細的描述：

1970年，我離開了知青點，申請一個人回到我的老家耒陽農村，真正生活在農民當中，成為他們的一員。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決定自己命運的自由選擇。孤獨常常是一種享受，特別是當你的目的不是放在經世濟民、報答某個人或某些人之上，而是要為自己“成人”時，你就可以不依賴于社會或他人對自己的評價，而獨自一人去和歷史、和全人類的精神對話。在老家農村的三年中，我徹底靜下心來讀了一些哲學書，包括西方哲學原著。1976年以后，許多書慢慢開禁了，我如饑似渴地讀書，其效率非常驚人。這主要得益于我的哲學功底，它使我的理解力和分析綜合能力大大提高，能迅速把握事情的本質，看起書來往往一目十行。盡管如此，1978年報考研究生時，我還是很費了一番躊躕，是報考文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是由于對最后這門學科我學得最系統、最有把握，從可能的實際效果考慮，我才選報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專業。記得那天從水電安裝公司下了個早班，一身灰土地去省招辦拿了張報名表，騎車回家的路上，夾在車后的表掉了，后面兩位女士揀起來交還給我，還沒等我走遠就在議論說：“哪里考得取？”我心里想，我要考不取，天理難容！

但畢竟，因父母的“右派”問題尚未解決，盡管我的考試成績已上了錄取分數線，并去北京順利通過了復試，在政審上仍被卡了下來。我的母親十分傷心，但我自己倒并不感到特別遺憾。因為這時，我填報的第二志愿武漢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專業的陳修齋先生收到了我在報考的同時給他寄的信和兩篇論文，給我來了封熱情洋溢的信，充分肯定了我的自學成績。后來知道我因政審落選，并決心明年第一志愿再報考他的研究生，又來信再三勉勵我。他說他不擔心我的專業和基礎課程，但要注意外語的準備，我原來考的俄語當然也不是不可以，但西方哲學用得較多的是英、德、法語，最好能在這幾門中選一語種，打一點基礎。我當時憋著一口氣，瞄準了我認為代表哲學最高水平的德意志民族的語言，找了一位學過德語的老先生請教，用8個月的業余時間苦學苦練，后來居然以高出分數線10分的成績通過了外語考試。

摘編自：鄧曉芒：《新批判主義》，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0-308頁。

莫礪鋒：專長是看“彎彎曲曲”的書

▲莫礪鋒2010年在臺灣貓鼻頭斷崖邊

莫礪鋒，1949年生，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古典文學研究學者，曾拜于程千帆先生門下學習，是新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

1966年，在蘇州高級中學就讀的莫礪鋒很快就要參加高考了，早在那年的5月，他便填寫了高考志愿草表，前三個志愿是清華大學的電機工程系、數學力學系和自動化控制系。到了6月，莫礪鋒正摩拳擦掌準備走上考場，不料高考突然被廢除。之后和那年代的大多數年輕的學生一樣，他開始了“上山下鄉”的十年。下鄉以后，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任何招工、招兵都與他無緣。從1970年開始，部分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但那種“群眾推薦、領導選拔”的招生方式將莫礪鋒徹底拒之門外。由于不肯用辱罵親生父母的舉動來與家庭“劃清界限”，莫礪鋒連報名的機會都沒有。幾年后，莫礪鋒超過了25周歲的招生年齡上限，他的大學夢“他生未卜此生休”。但是莫礪鋒天性喜愛讀書，務農、務工之余仍是手不釋卷。后來他再也弄不到新的中文書了，便設法找些英文書來看。

▲1979年1月莫礪鋒在安徽大學校園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不久便被證實了，報紙上刊登了文章，論述高考制度的重要性。莫礪鋒遇到的最大障礙是報名。他擔心過不了“家庭出身”這一關，便跑到公社里打聽虛實。公社的文教干事告訴他“公社領導認為你是已經被教育得很好的‘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政治鑒定肯定不會有問題！”莫礪鋒緊繃著的心一下子放松了。可是關于年齡的條文成了新的攔路虎：“考生年齡不得超過25周歲，1966、1967、1968屆高中生的年齡可適當放寬，但必須學有專長。”而這時的莫礪鋒已經28周歲了，他雖是1966屆高中生，但除了種莊稼、開車床外，哪有什么“專長”呢？周圍的人七嘴八舌幫著出主意，突然公社生產組長一拍大腿：“你們真是騎驢找驢！小莫不是經常看‘曲曲彎彎’的書嗎？你們有誰認識那些曲曲彎彎的洋字？這英語不是他的專長是什么？”于是莫礪鋒在報名表上填上“專長英語”，并將幾個志愿都填成外文系。至于考試，莫礪鋒覺得根本不需要做準備。他報名后依然天天上班，只是借了一堆報刊來看，算是溫習“政治”。1978年春天，29歲的莫礪鋒走進安徽大學外文系，成為了一名“77級”大學生。

摘編自：莫礪鋒《高考：1977》，《中華讀書報》2017年4月1日。

周其仁：完達山上走出的大學生

▲2018年4月18日，周其仁在北大朗潤園

周其仁，1950年生，上海人，經濟學家。研究領域有產權與合約、經濟制度變遷、企業與市場組織等。長期關注中國經濟改革問題，是中國農村改革方面的重要學者，在北大曾被學生評為“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

周其仁出生于大都市上海，1968年，他響應毛主席發出的“農村是廣闊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號召，乘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車，來到地處黑龍江虎林縣的生產建設兵團850農場。 在那里，他學會了割草、鋤地、扛糧食等各種粗重的農活，不以為苦，反覺得“大有可為”。不過，這個上海來的中學生滿肚子“高見”，喜歡批評這個論斷那個。半年后，他沒能當上人人向往的拖拉機手，反被連隊領導發配到山上打獵。在完達山上，他跟著師傅每天巡查遍布深山老林里的幾十個“陷阱”，誘捕野鹿、圈養、然后割鹿茸。閑暇時，就在窩棚里翻讀著父親從上海郵寄來的書刊，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和《國富論》。

▲1968年—1976年，周其仁作為下鄉知青在完達山打獵、養鹿

在結束七年半的狩獵生涯后，1978年的早春時節，周其仁站在北大荒農場的一只高音喇叭下面，聽著恢復高考的消息。“如果沒有當年恢復高考，我就在黑龍江一直打獵打下去了；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一個人生于斯就基本綁在一個地方了。我是初中畢業，沒上過高中，后來有高考機會，自己再把高中的課拿來學習，等于是自學的。當然我比較幸運，我們農場水利科有位技術員，是1958年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幫我補習高中數學。為什么幫我？他說他那代人的生命就那樣過去了，看到你們有機會，幫一把也高興。要不是考上大學，我可能就永遠沒機會接受更好的教育。”

到了填報志愿時，他回憶道，本來不用任何猶豫，心目中最好的學校就是北大，對于只憑考試成績、不論其他的競爭是向來不怕的。無奈1977年黑龍江省的政策規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學生，其他凡超過25歲的一律不得報考。“那一年我已經28歲了，北京大學要不要我這樣歲數大的學生呢？遠在千里之外，我覺得毫無把握。思慮再三，只好放棄填寫北大，最后按第一志愿被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錄取。”

摘編自：

周其仁：《在江湖與廟堂之間》，《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4月

《周其仁，完達山上走出來的經濟學者》，《環球人物周刊》，2018年6月19日

葛兆光：不是你想學什么，就能學什么

葛兆光，1950年出生于上海，歷史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東亞及中國的思想、文化與宗教史。

1968年上山下鄉時，葛兆光去的是一個緊挨著麻風寨的苗族村寨，孤零零的一個人，在那兒當知青。下鄉的時候，他帶了一樟木箱子書去，那里面有一套石印本的《石頭記》，有《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還有各種各樣的小說，一到晚上，他就在油燈下面捧著這些書翻來覆去地看。后來離開鄉下的時候，這些書差不多都被朋友拿光了，只剩下《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沒人借，還一直留在身邊。1970、1971年貴州開始了大規模的招工，葛兆光因為會做磚做瓦，所以進了磚瓦廠；后來磚瓦廠倒閉，他又到了農藥廠。農藥廠后來也關了門，這樣，他又到了供銷社，常常下鄉跑收購。

1977年冬，關閉10年之久的高考大門重新打開。當時的葛兆光正在貴州一個小縣城的供銷社“戰斗”。從收音機里聽到了恢復高考的消息，他的第一反應是“不敢相信”，直到忙完秋收采購，從鄉下回到縣城，才得到確認，“真的要恢復高考了！”從60年代初跟隨父母從外貿部下放到貴州，“一家人的生活境況很差。那個年代沒有人對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憧憬”，恢復高考，像是晦暗人生里照進一道光。

▲葛兆光和陰法魯先生在頤和園

填報志愿時，時年27歲的葛兆光明白人生可能已沒有太多機會，“數理化完全補不上來，只能學文科，能上北大中文系當然最好。”結果，北大中文系在貴州只有古典文獻專業招生，“沒有那么浪漫，不是你想學什么就能學什么。”古典文獻專業是干什么的呢？當時葛兆光完全不知道，“就知道肯定是讀古書的。”后來，他成功被北大古典文獻學專業錄取。北大古典文獻專業課的教授，個個大名鼎鼎。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創始人之一陰法魯先生、長于唐宋遼金史研究的鄧廣銘先生、專攻甲骨學與殷商史的裘錫圭先生、精于古代歷史文物鑒定的史樹青先生等等，都曾親自給他們上課。因為比別人年紀大，葛兆光很珍惜這個讀書的機會，也因為年紀稍大，老師對他管得很松，讓他隨便看書，這樣他就可以更自由地讀一些書。

摘編自：《葛兆光教授的治學之路》，《書城》，2009年04期

潘綏銘：從歷史學開始研究性學

潘綏銘，生于1950年，中國大陸著名性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主要從事社會學研究方法、性社會學和性別人類學研究，被譽為“中國性學第一人”。

潘綏銘的青春期始于“文革”前，上的又是男校，所以對什么叫“無性文化”頗有些感受。對他來說，下鄉等于白下，并沒有真正了解農民，也沒有增加任何異性交往的知識和經驗，只是記住了一些東北和內蒙農村的口頭性文學。有一次聽一個不太老的老頭唱“十八摸”，大概他學生氣的反應太明顯了，老頭似乎自言自語地說：過去的人太窮了，娶不起媳婦，只好這么唱唱，快活快活嘴。后來他覺得，這才是他的性學第一課。

1975年以后潘綏銘有幸接觸了“社會棄民”，知道不少當時兩塊錢一次的賣淫和解放后始終沒斷過的工礦區“買雞蛋”的故事。所以直到現在也不肯同意“死灰復燃”或“貪圖享受”這一類關于性服務“小姐”的人造神話。而且，當時沒人聽說過“西方性解放”。1981年，潘綏銘以同等學力考上了東北師大歷史系的研究生并最終獲得碩士學位，研究方向為世界中世紀史。“我讀研究生的時候開始接觸到性研究。學世界古代史要從原始時期學起，東北師大又保存了一大批50年代之前的英文著作，所以我一扎進書庫，馬上就迎頭碰上許多記載原始性風俗與性文化的英文書。”“上研究生是一種資格，看書和拜師的資格。導師不經意的一句話一直是我的座右銘：’一個人一輩子能干多少事？‘正因如此，我才該抓緊干，至少把我占據的這點時空染上自己的頗色。正因如此，我才不該期望過高，挨罵或無成果是必然的。”

摘編自：潘綏銘：《在中國發現性革命：一位“自娛自樂”的社會學家的自述》，2011年潘綏銘教授在臺灣“中央大學”研討會上的演講。

羅志田：被“調劑”到了歷史系

羅志田，1952年生，四川樂山人，歷史學家，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學術史、思想史等領域的研究。

1977年是羅志田下鄉的第九年，那一年大隊中學臨時請他代課。農忙放假時，羅志田回到成都家中，得知停止多年的大學考試真要恢復了，他便趕緊開始補習。因上中學不到一年就進入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那是名副其實的“補習”，與今曰高考“復習”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這樣羅志田白天教書，晚上繼續學習，準備即將到來的考試。高考之后，在填報志愿時，他第一志愿填的是成都師范學校的中文高師班，即所謂中專“戴帽”的大專，第二志愿是四川師范學院中文系，到第三志愿需要換專業，才填了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完后已近過年，我也就回到成都家中。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正在城里一老同學家中喝茶，忽然我弟弟從郊區的家里趕來，告訴我錄取通知到了，我被取入川大歷史系。”

▲1977年高考準考證

▲約1979年于四川大學門口

那是長期停招后的第一次，錄取不太看志愿。大學畢業后他才知道，因他的家庭出身有些“問題”，當時錄取他的老師也擔有政治風險，經過爭議，終以“重在表現”的理由錄取了他。“且我本是在農村考試，通知應是寄送到鄉下的。川大招生辦的人竟然査到成都我家的地址，特地寄到家里，讓我們能愉悅地過年。下鄉已九年的我是家中的‘老大難’問題，那次過年的氣氛當然好極了。我會永遠記得這一經辦人的細心周到，我猜其家中或者也有知青，所以很能體會這個通知的重要吧。那時‘文革’尚未完全結束，‘斗爭哲學’之余威尚在，而川大從招生到發通知都相當有人情味。非常不容易，使人難以忘懷。”

摘編自：《往事與隨想：永遠的197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63—66頁。

陳嘉映：成也外語，敗也外語

陳嘉映，1952年生，上海人，當代著名哲學家，著有《海德格爾這學概論》《語言哲學》《無法還原的像》等。

1976 年前后 , 時局急促變化，陳嘉映一再告誡自己 “要在天下滔滔之中坐定書桌”，一邊做些翻譯，一邊讀書。1977 年恢復高考，無數青年學子歡呼雀躍，發奮學習，陳嘉映就是其中一員。

“我為高考做了認真準備，但并不是指望上大學學到什么東西，大學只是比印刷廠更好的混日子的所在。”陳嘉映報考了北京大學西語系德國語言文學專業，琢磨會德語的人少，沒什么競爭。結果不是這么回事兒。考生中有一幫外語專科學校的德語畢業生，人家受過正正經經的訓練，年齡又小。在外語專業，尤其是德語這樣的小語種，當時25歲的陳嘉映算是大齡的了。“更糟糕的是面試，召進考場，回答完Wie geht es Ihnen 就張口結舌說不出整話來。我被要求出門等著。后來聽說幾位考官評議，這個學生筆試考了第一，卻一句整話說不出來，筆試八成是請人代考的。幸虧他們最后還是決定讓我繼續面試，改用漢語盤問了一番，聽了我自學德語的經歷，代考的懷疑打消了，但還是猶豫要不要錄取：老大不小的，口語還能不能學起來?一位韓姓教師力主收留：這個考生在農村吭吭哧哧自學，能夠考成這樣怪不容易的，將來說不定是咱們德語專業最好的學生呢。我就這樣混入了北大。韓老師的期待沒有實現，我的德語口語始終沒有過關；不過我倒也不是成績最差的學生。”

▲青年陳嘉映

進北大沒幾個星期，就傳出恢復研究生的消息。出于與學業全無關系的考慮——插隊八年，一直自己養活自己，如今一把年紀，不宜回過頭來寄生于父母，研究生有三十幾元的收入，夠自己糊口了——陳嘉映決定報考研究生。

研究生考試的筆試順利通過，面試再次出了麻煩。原說面試的內容是現代西方哲學，他自以為在這個領域，考生中沒有哪個會比他知道得更多。誰知考官們一上來先問的是毛澤東《中國革命的策略》等文中關于矛盾、實踐之類的論述。“這些勞什子，多年前也讀過，這時候卻糊里糊涂記不起什么了。后來聽說考官們對我白癡般的樣子頗感惱怒，根本沒心思再提問現代西方哲學。”這一次是熊偉力主留他：學習外國哲學，外語極端重要，這個考生德文差不多考了滿分，還會俄文和英文，棄之可惜，畢竟，矛盾、實踐之類一兩年就可以補上，幾門外語卻不是一兩年就能學好的。于是他便成了研究生。

摘編自：陳嘉映：《無法還原的象》，北京：華夏出版社，2016年，第1-48頁。

陳平原：“學文學應該跟體重沒什么關系”

陳平原，1954年生，廣東潮州潮安縣人，北京大學教授。1987年于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是北大首批的兩位文學博士之一。主要研究現代中國學術史、中國小說史、中國散文史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1977年國家宣布恢復高考時，陳平原正在粵東山村插隊，他是從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上，讀到那篇《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才知道國家政策改變了，可以自由報名參加高考了。當時廣東省高考的考試科目主要有兩門：語文和數學。對于喜歡讀書的陳平原來說，語文的復習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因為靠的是平日積累，而且，那時他在山村學校當民辦教師，正好教初中語文。他將所有的時間都放在重溫數學上。幸運的是，陳平原所在的中學組織了短期培訓班，所有報名參加高考的學生都可以回去復習。就這樣，在培訓班老師的帶領下，陳平原用最快的速度將中學數學溫習了一遍，并開始做各類習題。

然而，從宣布恢復高考到正式開考，只有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復習時間的嚴重不足讓陳平原走出考場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當時不公布分數，事后我也不想打聽。我報了中山大學，還被人家嘲笑，說就你這個樣子，還想考中大？”由于無法預估分數，陳平原在父親的指導下填報了志愿：第一志愿中山大學，第二志愿華南師院，第三志愿肇慶師專。

▲1977年12月，離開山村前夕，陳平原與家人合影

▲1982年中山大學畢業證書

春節過后，不少高校開始給考生寄送錄取通知書。可是陳平原的錄取通知書卻遲遲不見蹤影，這讓他非常著急。“那時我很瘦，不知從哪兒聽說，上大學有體重限制，男的最少50公斤，而我體檢時才99斤，還差一斤，直感嘆，早知道，體檢前應多吃一個紅薯。為這事，父親專門帶我去請教韓山師專的校長，分析了大半天，估計特殊專業才有這樣的要求，學文學應該跟體重沒什么關系。”

直到有一天，他正在給學生上課的時候，傳達室送來一封蓋著郵戳的掛號信，信封上寫著“中山大學”字樣，他知道自己終于如愿以償。

摘編自：江蘺：《陳平原高考回溯：永遠的1977》，《民生周刊》， 2013年第19期

錢穎一：酷愛數學和英語

錢穎一，1956年4月生，北京人，經濟學家，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1972年8月，錢穎一隨父母從貴州回京，插班進了和平街一中，讀了一年半高中。“剛開始1972年的時候，有點想讓這一批直接上大學，所以大家那個時候學習氛圍都很好。1973年，高校招工農兵大學生的時候，張鐵生交了白卷。我們前面那一年半念的還都是挺努力的，突然出了個交白卷，‘嘩’一下子就改了，還是得從工農兵里面招大學生。然后我們所有人73年底畢業，74年4月份就都去插隊了。”

在密云縣塘子公社豐各莊插隊的四年，錢穎一從未放下過書本，尤其酷愛數學和英語。“生產隊是密云縣最窮的隊，在山上，我在那是待了四年，什么活都干過。修水渠、養豬、做飯，挑水抗旱，種菜、割草、種麥子、種土豆、種白薯。我的英語和數學都是田埂上學的，我念英語，聽的就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英語教學節目跟著學。”“學《新概念英語》學到第四冊時就難了，積累了非常多的問題，我兩三個月回城一次，每次都要到梁從誡他們家去一次問這些問題，答疑。梁從誡的太太，我的老師方晶老師，先問她，她不懂了問她丈夫梁從誡，梁從誡英語也挺好的，他們倆都不懂了，說咱們到里屋去問一個人，我們都叫他金爸，他都給我們解答了。金爸就是金岳霖。”

1977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重大消息《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50天后，錢穎一和全國570萬考生一起走進了北京市密云縣塘子中學的考場。報志愿時，錢穎一分析過自己的優勢，必然是數學和英語，他心目中的最佳志愿是北大的數學專業，遺憾的是，當年只有清華的數學專業招生，這便成了他的第一志愿。1977年的高考，考試的具體時間各地有差異，卻是唯一一年冬天考試，第二年春季入學。當年高考，四門課總分400分，錢穎一考了360多分，被清華大學數學專業錄取。清華大學的數學專業和北京大學的物理專業，集中了恢復高考第一年各省最高考分的學生。在39人組成的清華“數七班”里，學生年齡從16歲到31歲不等，數學家華羅庚的女兒、丁石孫的兒子都在“數七班”。

摘編自：《錢穎一：我們這一代人就是高考改變命運》，央廣網，2017年6月6日。

許紀霖：人生是不斷的“錯過”

許紀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主要從事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和知識分子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許紀霖高興壞了，他很快就報名參加。復習的時候也是從從容容的，后來接到華東師范大學的通知書，成為恢復高考后第一屆大學生。在填報志愿時上海的文科生只有兩個大學可以選擇：復旦大學和上海師范大學（那個時候華東師范大學和上海師大合在一起），許紀霖填報志愿的時候都是與新聞、中文、歷史有關，“為什么要考文科呢？實際上，我的理科成績也不錯，考試時數學還是滿分。但我對文科有一種偏愛。我很喜歡文學，和那個時代的很多年輕人一樣，對文學十分感興趣，作家在那個時代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所以當時很想從事文學創作。”

但最終他卻偏偏被華東師范大學政治教育系錄取了。在大學的時候許紀霖也并不知道自己該學什么，興趣很廣泛，很難說有一個明確的專業方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選擇專業，有三個方向可供選擇：哲學、經濟和政治，他選擇了政治專業。大學畢業論文做的是關于蘇聯改革的研究。但是畢業留校后，組織上分配他到中共黨史教研室，與陳竹筠老師一起從事中國民主黨派史研究。

摘編自：許紀霖《在刺猬與狐貍之間——我的知識分子研究之路》，《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序言。

張維迎：想學文學的經濟學家

張維迎，1959年生，陜西省榆林人，北京大學教授、經濟學家。在中國經濟學界，張維迎以產業組織和企業契約理論等方面的研究見長，并著有博弈論等方面的學術著作多部。

張維迎出生在中國西北黃土高原的偏遠山村。他的童年與少年印象最深的是計劃經濟帶來的貧窮與饑餓。1977年，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鄧小平下令恢復高考，使他的命運與千百萬人一起出現轉機。1977年，張維迎填寫高考志愿，第一志愿是西北大學中文系；因為給縣里的廣播電臺寫過通訊，第二志愿報的是北京廣播學院新聞采編；第三志愿是延安大學中文系。填完這三個志愿，看到志愿表上還空了一格，他隨手寫下了北京大學中文系，作為“第四志愿”。在體檢、政審后，由于長期沒有收到通知，張維迎以為已經沒有錄取希望。結果在3月底，母親告訴張維迎，村里接到省里的電話通知他考上大學了。

原來，一位年齡偏大沒有被錄取的“老三屆”考生給鄧小平寫了封信，中央立即下發了擴大招生的文件，主要從大齡和政審有問題的高分考生里招生。張維迎雖然不是“老三屆”，但搭了他們的“便車”而被錄取到了西北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這個專業是何煉成教授利用擴招機會申辦的，因為本來沒有這個專業，也就沒有人報考。當時有八大金剛——也就是八個老師去招生辦把所有剩下的文科生檔案攤了一地，一個一個挑，最后張維迎被挑了進去，由此張開始了經濟學研究的歷程。

朱光潛：家貧只好讀師范

▲青年時期的朱光潛

朱光潛（1897年9月19日－1986年3月6日），中國現代美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致力于文藝思想硏究和批評、美學研究，翻譯、論著美學的著述極為豐富，代表作有《西方美學史》《美學》(譯)。

朱光潛幼年雖出身于書香門第，但家境并不好。1916年冬天，19歲的朱光潛從桐城中學畢業，在離家不遠的桐城大關鄉北峽小學當小學教員。然而，朱光潛志存高遠，不甘心就在桐城的一所偏僻小學里待下去，想到大城市去闖蕩接觸外面的世界，也可以更多地了解新的文化思潮。

于是，他投信上海商務印書館，想去當學徒，但當時商務印書館招學徒，實際也需要有力的推薦人，像朱光潛這樣只是自己一封書信，是很難成功的，因此他沒有被錄取。當然，他最渴望的是能夠上大學，尤其是能夠上北京大學，在國學方面繼續深造。可是北京離家遠，連考試和上學的路費，家里都很難負擔，何況入學時還要其他費用。于是教了半年小學后，他報考了才創辦幾年的武昌高等師范學校——這里不僅實行公費教育，不要學費、寄宿費，而且還發給伙食費和雜費。但武昌高等師范的環境令他非常失望，教員水平之差，甚至不如桐城中學。幸運地是，在武昌高師待了約一年以后，他得到了去香港大學學習的機會。在港大的五年里，朱光潛博覽群書，不僅熟練地掌握了英語，而且還廣泛學習英語文學、西方哲學、教育學、心理學等多方面知識，也是在這期間，他對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摘編自：王攸欣《朱光潛傳》，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27頁。

錢念孫：《朱光潛：出世的精神與入世的事業》，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年，第1-24頁。

季羨林：清華還是北大？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著名東方學家，語言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

1930年夏天，季羨林高中一年級畢業了。他和幾十個舉子聯合“進京趕考”。當時北京的大學五花八門，國立、私立、教會立，紛然雜陳。水平極端參差不齊，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樣，是北大與清華，兩個“國立”大學。因此，全國所有趕考的舉子沒有不報這兩所大學的。這兩所大學仿佛變成了龍門，門檻高得可怕。往往幾十人中錄取一個，被錄取的金榜題名，鯉魚變成了龍。季羨林去投考的那一天，有一個山東老鄉已經報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孫山。這一年又同他們報考，也就是第六次，結果仍然榜上無名。山東老鄉神經失常，一個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帶漫游了七天，才清醒過來。他從此斷了大學夢，回到了山東老家，后不知所終。

季羨林也報了北大與清華。但與別的高中同學不同的是，他只報這兩個學校，仿佛極有信心，“其實我當時并沒有考慮這樣多，幾乎是本能地這樣干了——別的同學則報很多大學，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報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輩子考試的次數成百成千，從小學一直考到獲得最高學位；但我考試的運氣好，從來沒有失敗過。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華我都被錄取，一時成了人們羨慕的對象。”

但是，北大和清華，對季羨林來說，卻成了魚與熊掌，何去何從？一時成了撓頭的問題。他考慮許久，總難以下這一步棋。而當時的“留學熱”不亞于今天，從留學這個角度來考慮，清華似乎有一日之長。于是季羨林最終選擇了清華，入的是西洋文學系（后改名外國語文系）。

摘編自：季羨林：《季羨林 真實人生》，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67-76頁。

齊邦媛：傾慕哲學的文學少女

齊邦媛，1924年生，臺灣作家、中國文學學者，專長為中國文學、英國文學和美國文學，被部分學者譽為臺灣文學之母，代表作《巨流河》。

1943年聯考結束后，齊邦媛考取了當時位于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哲學系。當時，齊邦媛填了三個志愿：西南聯大哲學系，武漢大學哲學系，西南聯大外文系。“之所以選擇哲學系，乃是幼稚地想向父親挑戰：你到德國讀哲學，我至少也可以遠赴云南昆明去讀哲學，探索人生深奧的意義。”靠著英文和國文遞補了奇慘的數學，齊邦媛考上國立武漢大學哲學系。第三志愿西南聯大外文系竟在發榜后不久，通知她說她英文分數高，歡迎前往就讀，但是齊邦媛執意“追求真理，思考人生”，決心讀哲學系。

▲ 1947年，齊邦媛（右一）與母親裴毓貞（中坐者）、大妹寧媛（左二）和小妹星媛

一年后，時任武漢大學外文系主任的朱光潛勸其轉系：“我已由國文老師處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沒有鉆研哲學的慧根。外文系的課程必須有老師帶領，加上好的英文基礎才可以認路入門。你如果轉入外文系，我可以作你的導師，有問題可以隨時問我。”齊邦媛在自傳《巨流河》里寫到：這最后一句話，至今縈繞我心頭。隨后，齊邦媛轉入外文系，師從朱光潛，開始了她一生的文學之路。

摘編自：齊邦媛《巨流河》，三聯書店，2011年，第91-109頁

余英時：家學影響深遠

余英時，1930年出生于天津，原籍安徽潛山，史學家，漢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院士。

1947年夏天，余英時考進了父親余協中在沈陽創辦的中正大學歷史系。他回憶：“我選擇歷史為專業，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的數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親的影響。我家所藏英文書籍也以西史為主，我雖不能閱讀，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讀西史的強烈愿望。我課外閱讀則由梁啟超、胡適的作品開始，種下了愛好中國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學一年級的中國通史由一位青年講師講授，用的是錢穆的《國史大綱》，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錢先生的學術。因此，我在這所新辦的大學雖然僅僅讀了三個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卻大致決定了。”

▲余英時（前排右四）于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典禮（1952年）

1949年8月底到12月底，余英時成為燕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插班生，在這里留下了美好的回憶。2008年余英時為巫寧坤的《孤琴》作序，便以《回憶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學》為題。1950年元月初，余英時到香港探望父親和繼母，父親說：“錢穆先生現在這兒辦新亞書院，我送你去念書吧。”當時新亞書院就是一個普通樓房的兩層。余英時去考試時，錢穆親自出來主持，只叫余英時用中英文各寫一篇讀書的經歷和志愿之類的文字。交卷以后，錢穆當場看了余英時的中文試卷，接著又看英文試卷，馬上決定錄取。

摘編自：李懷宇：《余英時——知人論世的歷史研究》，《時代周報》， 2012-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