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文 讀城記：開封型與蘇杭型

傅衣凌在《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一書中，將中國古代城市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開封型”，一類是“蘇杭型”。

下面，我們通過兩幅圖——《清明上河圖》與《姑蘇繁華圖》，來看與之對應的文化景觀及其資本主義萌芽的表現。

這兩幅圖，一幅是開封圖即《清明上河圖》，一幅是蘇州圖即《姑蘇繁華圖》，從地理位置上看，他們分別位于中原與江南，本來應該成為人文地理特征鮮明而迥異的文化景觀，但它們又都處于縱貫南北的大運河帶上，開顯了運河文化樣式的統一性。

此二圖，分屬于不同的歷史時期，一為北宋徽宗時期，一為清朝乾隆時期。在這兩個時期內，中國都處于歷史的轉折點上，承受著不同的歷史周期來自不同方向的歷史的運勢，宋為南北運勢，面對北方沖擊的馬力，清為東西運勢，面對西方的船堅炮利。

真的不容易，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不但遭受了草原風暴的一次又一次的席卷，還經受了一輪又一輪西洋潮的拍打，這個大的歷史周期，經歷了好幾個朝代，好幾百年的時間，可結果呢？朝代一個個倒了，而萌芽還在發展，發展出自己的道路。

作為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城市畫卷，兩圖分別描繪了宋代汴京（開封）與清代蘇州的商業盛景，展現了商品經濟從坊市制向街市制的轉型，以及不同階段的市場形態與文化特征。

以下，從城市商業結構、行業多樣性、交通與市場網絡、廣告與品牌意識、政策與社會影響五個維度對比分析。

我們先來對比一下兩座城市商業結構的演變。

從《清明上河圖》中，我們看到了北宋時期坊市制的突破與街市繁榮，宋代汴京沿運河分布，打破了唐代“坊市分離”的格局，允許沿街開設商鋪，形成“街市合一”的開放市場。

圖中，汴河兩岸，商鋪鱗次櫛比，酒樓、茶肆、藥鋪、布店等臨街而立，甚至出現“香豐正店”等豪華酒樓，其彩樓歡門設計，極具視覺沖擊力，夜市與早市興起，燈箱廣告——如“正店”“腳店”的使用，顯示對商業活動的時間限制有所松弛。

從《姑蘇繁華圖》中，我們看到了專業化市鎮與行業集聚，清代蘇州的商業布局更趨專業化。畫中，詳細描繪了絲綢、棉布、染料、錢莊等行業的分布，有絲綢店鋪14家、錢莊典當14家、洋貨業2家，顯示了行業分工細化與國際化貿易的萌芽，木瀆鎮、山塘街等市鎮沿運河分布，形成“前店后坊”的產銷一體化。

再來看看兩座城市的行業多樣性與商品流通。

從《清明上河圖》看汴京民生，可見其日用品與奢侈品并重，既有滿足日需的肉鋪、糧店、茶攤，也有專營弓箭、書畫、珠寶的店鋪，其于餐飲尤盛，既有門面大店，如“孫羊店”等，也有沿街叫賣的小吃攤，遍布于街市各角落。汴河行船，南來北往，川流不息，其貨運之物，不但有糧食，還有絲綢和瓷器。

而從《姑蘇繁華圖》中，則可見清代蘇州手工業與金融業聯動，絲綢、棉紡業同錢莊、典當行攜手，金融資本刺激商品經濟，圖中，還出現了洋貨店鋪，如皮貨行、洋貨業，蘇州已然介入全球貿易網絡，通過大運河下南洋、下西洋，對接國際市場。

所以，還要有交通與市場網絡確保商品流通。

在《清明上河圖》中，汴河是北宋商品流通的主流通道，圖中船只密集，纖夫拉船，商賈卸貨，可見其樞紐南北，水運繁忙，使之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成為了全國的物流中心。

從《姑蘇繁華圖》中，我們看到了蘇州的經濟動脈——大運河與市鎮網絡，清代蘇州依托大運河與太湖水系，形成“木瀆—山塘—閶門”的商業軸線及其物流。圖中，船只、橋梁、碼頭交錯，近400只船、50余座橋，水陸聯運，支撐了“百貨駢闐”。

消費主義趨勢的廣告意識和品牌文化隨之興起。

在《清明上河圖》中，“王家紙馬店”“飲子”“香飲子”等招牌清晰可見，商家通過招牌吸引顧客，夜間使用的燈箱廣告（如“正店”“腳店”等），類似現代霓虹燈，顯示品牌意識萌芽。

看《姑蘇繁華圖》，圖中260余家店鋪，如“綢緞行”“布號”“銀樓”等，或以招牌標志其營業，或以姓氏、地名前綴為店號，如“陸稿薦”醬肉、“雷允上”藥鋪等，形成“老字號”雛形。另有木瀆鎮、山塘街等市鎮，通過運河與蘇州城內連接，以市鎮聯動與跨區域貿易，形成專業化分工，如木瀆以米市、木材交易為主，其品牌突出“漕運”“倉儲”功能，山塘街聚集絲綢、書畫，故其品牌多稱“雅集”“墨韻”，還有14家錢莊、典當行，為跨區域貿易提供信用支持，商號通過“會票”結算貨款，促進品牌連鎖化經營，可見品牌文化中的金融資本效應。

若欲深度考察，還得從市場管理上來看一下。

《清明上河圖》，其背景為北宋汴京，市署管理，由官府設“市易務”等機構，監管物價、稅收和交易秩序，難免留有坊市制殘余，雖然打破了唐代嚴格的坊市分隔，但仍有區域劃分，如御街為商業主干道，不過，行會已初露端倪，商以行聚，已有“正店”“腳店”之分，但其力量較弱，主要靠官府直接管理。

而《姑蘇繁華圖》，其背景為清代蘇州，市場管理為官民協作，以行會為主導，由絲綢、棉布、錢莊等行業行會制定行規，控制質量、價格和用工，且由市鎮自治，依托宗族與商會，如“洞庭商幫”等，形成半自治的商業網絡管理，而官府則通過“牙行”來間接征稅，減少對市場的直接干預，重大糾紛由地方官裁決。

驅動力：消費驅動與市場驅動

我們還可以將這兩幅畫作中的市場管理元素——官方、行會、市集、稅金等，分別提取出來，做進一步的對比。

先來看官方元素，在《清明上河圖》中，我們不但可見官署，如“市易務”等，還可見城門衛兵檢查貨物、漕船集中卸貨等，顯示官方對糧食、鹽鐵等戰略物資的壟斷。然而，在《姑蘇繁華圖》中，官府存在感較弱，僅少數衙役巡邏，稅收通過“牙行”代理。畫中，可見“牙人”——中介，協調交易的場景。

再來看行會，在《清明上河圖》中，我們可見商販按行業聚集，如“孫羊店”酒肆、“趙太丞家”藥鋪等，但無明確行會標志，缺乏統一的行業標識，而在《姑蘇繁華圖》中，則行業標識清晰，“綢緞行”“典當行”等，由行會制定統一招牌，以“公所”確立質量標準，圖中出現了行會建筑，如“錢業會館”。

還有市集元素，在《清明上河圖》中，市集沿街自發形成，流動性強，存在占道經營，如攤販擠占橋梁的現象，糾紛由官府調解，如圖中可能存在的“訟師”場景等，然而，我們看《姑蘇繁華圖》，則可見市鎮分明，如木瀆米市、閶門絲街等，道路規整，行會自主調解糾紛，如“踹布工匠”工資爭議由行會仲裁。

之于稅金方面，從《清明上河圖》里，可見漕運稅糧由官兵押運，商業稅由市易務直接征收，貨幣以銅錢為主，然于《姑蘇繁華圖》中，則改以牙行代收，以“會票”信用交易。

若去問一問，導致它們管理差異的深層原因，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政治，由于王安石變法，北宋政府以市易法管理市場，國家干預的弊端，被畫家張擇端抓住了，將其一一揭示出來，呈現在畫面里，似乎有提醒宋徽宗引以為戒的意思。

清代中央集權，雖不亞于宋，且專制尤甚，但民間社會卻因為走西口、下西洋，而分享了白銀時代的紅利，而有鄉紳與行會崛起，官府間接治理，形成“皇權不下縣”的格局。

還有，就是經濟，北宋經濟結構，以漕運經濟為核心，其商業帶，分布于汴河兩岸，依附于政治中心——汴京。

因此，《清明上河圖》里的街市場景，不僅帶有明顯的“開封型”的城市化特征，而且其本身就是“開封型”的原型與本尊，其標志就是在官府治理下由權力支配的消費驅動型城市。

從《清明上河圖》到《姑蘇繁華圖》，它們分別代表了中國古代城市的兩種類型——“開封型”和“蘇杭型”，代表了中國古代經濟趨于近代化的兩種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消費驅動”與“市場驅動”，不但顯示了中國經濟地理的南北特征，而且反映了中國經濟從古代走向近代的歷史進程，前者以政治中心的貴族消費為其動力，后者以民間工商業網絡的市場擴張為發展引擎，其消費主體、市場結構、產業形態及經濟邏輯四方面均有不同。

消費主體的不同，表現為貴族需求與市民經濟不同，《清明上河圖》就表現了這種以貴族需求為中心的消費驅動。

官僚與軍隊消費，可以說是消費驅動的主力，畫中“正店”“腳店”等高檔酒樓集中服務于官員、士紳及禁軍，其彩樓歡門設計彰顯身份區隔，漕運碼頭的糧倉，如“汴河漕船”，主要為宮廷與軍隊儲備物資。還有消費的奢侈品導向，珠寶行、書畫鋪、香藥局等店鋪，多沿御街分布，商品以奢侈品為主，如“劉家上色沉檀揀香”，依賴貴族階層的文化消費主義的購買力。

而《姑蘇繁華圖》則向我們展示了民生導向的市場驅動，不僅表現為市民日常消費，體現大眾消費的普惠性，如以畫中“布號”“染坊”與小吃攤、茶館混雜服務于“百姓日用”，而且表現為跨區域貿易的國際化需求旺盛，以錢莊、銀號、典當行14家支撐其天南地北、東來西往的大宗商品交易，洋貨行、皮貨行的出現，顯示蘇州融入全球市場，消費需求來自國內外多層次客戶。

產業形態的不同，在此二圖中，表現為中心化的服務業集中與去中心的市場化導向的產業分布式擴張的不同。

于《清明上河圖》中，可見汴京的服務業集聚，以漕運經濟為主導，整個汴京的商業，都圍繞漕運展開，如搬運工、腳店、倉儲業依附于糧食、鹽鐵運輸等，圖中手工業均以零散化方式呈現，雖有弓箭鋪、鐵器店，但其規模小，缺乏產業鏈。

而在《姑蘇繁華圖》中，則可見蘇州對產業鏈的整合，形成上下游產業的生產一體化，如在絲綢業中，就形成了“蠶桑—繅絲—織造—印染”全行業的生產鏈條，機戶與機工通過雇傭關系協作，形成了新的生產方式，以踹布坊、染坊等產業集聚提升其生產效率。還有金融與實業聯動，讓錢莊資本流向生產領域，如放貸給機戶，以此推動技術升級（如對提花機的改良），實現規模化擴張。

而經濟邏輯的不同，則表現為對分配優先還是效率優先的選擇，選擇消費驅動的分配邏輯或市場驅動的效率邏輯。

汴京的帝都地位，是通過財富再分配來維系的，汴京繁榮依賴于江南稅糧與北方邊疆軍事需求的財富轉移，其本質，乃以政治權力主導“分配型經濟”，這就必然導致其技術停滯。

而蘇州則采取資源優化配置的方式，通過運河整合江南資源，如湖廣糧食、松江棉布等，形成其全國性的分工網絡，并對技術進行適應性改良，以應對市場需求，如棉紡業改進“三錠紡車”，絲業優化染色工藝（如“一染十色”技術），顯著提升了效率。

這兩種模式的興衰，給我們以啟示，汴京型消費驅動，因其過度依賴政治權力與外部資源輸入，故其繁榮的本質是“寄生性增長”，缺乏內生動力，若帝都失落，便繁榮不再。而蘇州型市場驅動，是以民間資本與專業化分工為基礎，即便遭遇戰亂，被太平天國運動席卷，它仍能依托其地理與產業的韌性復蘇，成功體現了“生產性增長”的可持續性。

兩圖，揭示了中國經濟的雙重面相：消費驅動，雖能在行政權力的加持下，創造短期繁榮，但受制于政治周期。而市場驅動，則以自發性的經濟成長，為經濟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類型化：彈性社會的城市縮影

“開封型”與“蘇杭型”，分別代表了中國古代城市的兩種典型的類型，在中央集權的統一治理下，居然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發展模式——“開封型”政治經濟復合中心與“蘇杭型”工商業市鎮網絡。這在體制內，是以源源不斷的財富轉移換來的發展空間，即便專制制度，有時也要默認“自由補償”的原則。

于是，我們看到了兩種不一樣的城市功能：一個作為政治中心——“開封型”，一個作為經濟樞紐——“蘇杭型”。

開封作為北宋都城，是國家軍政漕運中心，體現了政治主導功能，商業活動依附于政治需求，商鋪營業多沿御街分布，服務于官僚階層與軍隊，市場繁榮其表，官方管控其內。

而蘇州作為一座由市場驅動的工商業城市，以絲綢、棉布、金融業為核心，依托運河與太湖，形成木瀆、山塘等專業化市鎮，以其市鎮網絡聯動，經濟輻射長江三角洲乃至海外。

城市的空間結構也表現出兩種類型，一種是中心化的，基于頂層設計而成就的軸線規整的都城，一種是去中心的，由水網縱橫，水陸并行，順其自然而形成的“水陸雙棋盤”格局。

汴京，以御街為中軸，宮城、官署、市集依次排列，體現“前朝后市”的傳統禮制，城墻與坊市分隔，盡管打破唐代坊市制，但仍可見城墻、坊門遺跡，商業區集中于汴河沿岸。

蘇州，以河道為城市骨架，街巷沿水展開，以小橋流水串聯運河，浮現水鄉肌理，流通水城地脈。城中橋梁密布，船只穿梭，碼頭裝卸繁忙，市鎮散點分布，市集隨運河擴散，如木瀆鎮以米市聞名，閶門以絲綢貿易為主，表現為多中心結構。

還有不一樣的經濟，作為了城市的集中表現。“開封型”經濟，由官方主導，以官商結合，形成漕運經濟，而“蘇杭型”經濟，由民間自發，民生主導，自主經營，形成市場經濟。

汴河作為漕運經濟生命線，運輸江南稅糧與官營物資，如以“綱船”運鹽，街市運營，由官方授予特許經營權，一些酒肆、茶坊，需經官方授權方能成為“正店”，商人依附權貴，竟然成為招牌，如“趙太丞家”藥鋪，顯示其有官商背景。

而在“蘇杭型”市場網絡中，則不但可見民營手工業集群式發展，絲綢業“機戶出資，機工出力”形成雇傭勞動關系，棉布業以“放料收布”模式連接城鄉，還可見金融資本活躍，錢莊、典當行支持跨區域貿易，推動信用經濟，如以“會票”交易。

文化的表現，也呈現出了不同的景觀，“開封型”的文化是官文化，矗立起官本位的禮制威嚴，“蘇杭型”為民文化，在市場經濟里，以其市民文化，如流水載舟，載以民生。

開封城建筑恢弘，城門、鐘鼓樓等，一一彰顯皇權，即便“瓦舍勾欄”，談天說地于市井間，說的也是忠義，作為國際都會，在御街上，亦可見駱駝商隊，留下一路朝貢的話語。

而蘇州，則出現了市民審美的新文藝，園林、評彈、昆曲，煙雨般彌漫于江南的民生里，玉潤于水磨調式的詩畫長河中，淡淡地化為了一種市民悠然的“浮生”雅趣，加以商業化的新樣式，店鋪賣點綴以“蘇樣”“蘇意”，萌芽了“陸稿薦”“雷允上”等品牌意識，加以市招、燈謎、廟會成就其浮世繪。

這兩幅圖，不僅記錄了中國古代城市的多樣性，更揭示了不同發展路徑的歷史命運——政治中心的榮耀易逝，市場經濟的活力長存。如此對比，也為當代城市規劃提供了啟示：可持續的城市生命力，根植于民間經濟的自發性與文化的在地性。

傅衣凌的“開封型”與“蘇杭型”城市理論，不光是對中國傳統城市經濟的類型學劃分，更是對中國傳統社會“彈性結構”的城市化解讀，成為了“彈性社會”濃縮的一個縮影。

傅衣凌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個“彈性社會”，其具體表現為經濟結構的“膠著性”和階級關系的“彈性捆綁”。

總起來說，有“三個膠著”，有“兩大捆綁”。

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存在三對“膠著”關系：

一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膠著，商品經濟發展兼容自然經濟——“以末求富，以本守之”，讓“死的拖住活的”。

二是土地運動的相對自由與穩定性膠著，土地雖可買賣，但受鄉族與國家共同體制約，導致私人所有權不完整。

三是區域發展不均衡膠著，先進地區與落后地區，通過國家政策與人口流動，維持其動態平衡，抑制整體突破。

而“彈性社會”運行，也以“膠著”方式，表現為“公”與“私”的“膠著”。“公”為國家政權，“私”為鄉族勢力，其互動——中央集權與鄉族自治，也“膠著”在一起，既合作又分離，在大一統的政治追求中，又不得不采取“公私共治”。

其階級性與鄉族性并行，帶來“兩大捆綁”：

一是鄉紳與農民利害捆綁：鄉族勢力既維護地主利益，又以義莊、族田緩和階級沖突，形成“溫情脈脈的剝削”。

二是身份流動與制度固化：科舉制引導階層流動，但官僚體系卻與土地權力結合，使商人依附舊體制，難以獨立。

國家與鄉族共治，具有多元權力結構的韌性，形成“政權、紳權、族權、神權”綜合體，超經濟強制與經濟強制交織，地租剝削與人身依附并存，抑制了資本主義萌芽，使之陷入“夭折機制”，既受制于技術停滯，又被制度反制，且以政策限制，讓資本回流于土地，回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蓄水池，進入一個制度化和社會化的“寄生性資本循環”，走不出“彈性社會”。

傅衣凌指出，這樣的歷史表現，就是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長期延續的根源。這一理論，雖被人稱之為“自梁啟超‘近世’概念后，是對中國近代史最精辟的詮釋”，但我們認為，這還不夠，還應當把“彈性社會”放到王朝中國與文化中國的互動關系中來解讀，把它當作王朝中國與文化中國的“結合部”來看。

我們認為，傅衣凌的“彈性社會”說，本質上揭示了王朝中國與文化中國的對立統一，作為“結合部”，它不但依附于王朝中國的制度安排，而且附著于文化中國的機體成長，因而，既是傳統社會長期穩定的根源，也是近代化轉型滯后的關鍵。

在此語境下，“彈性社會”理論，不僅為理解中國道路提供了歷史縱深，也為制度與文化協同創新指引了可能性的路徑，正如費孝通所言，中國社會結構，如“差序格局”般層層推衍，而“彈性社會”正是這一格局中權力與文化交織的動態呈現。

（作者近著：《走進宋畫——10—13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李冬君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

獨立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