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的歷史焦點，做錯了選擇，只能留給后人吸取教訓了。”

文丨曾夢龍 編輯丨黃俊杰

來源｜晚點LatePost

封面｜公眾號AI生成

4 月 2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對全球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加征關稅。之后五天，全球所有主要股指開始自由落體，跌 8 個點已經不算突出。光美國股市就蒸發了超過 6 萬億美元，兩日下跌幅度僅次于大蕭條、2008 年金融危機、新冠疫情等歷史性災難。

一些與對美貿易基本無關的企業股價也在暴跌。比如騰訊和蜜雪冰城都在 4 月 7 日單日大跌 12% 左右。投資者擔心關稅對全球貿易的沖擊，但更擔心新一輪全球貿易戰將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

特朗普對關稅的態度已經延續幾十年，但此次關稅政策依然遠超所有人預期，因為力度，也因為受波及的不但包括美國的競爭對手，還包括了它的傳統盟友，甚至兩個僅有企鵝和海豹的小島。沒人能判斷他的邊界在哪里。

在宣布新關稅政策前一天，已經 94 歲的著名保守派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罕見批評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在反對貿易戰的同時，他格外對特朗普的捉摸不定表達了擔憂：當人們無法預判制定規則的人接下來怎么做，只會緊握現金，減少投資和消費。“如果人們都握著現金，我們就會嘗到 1930 年代大蕭條的苦果。”

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在 4 月 4 日的講話中也提到了 1930 年代。他認為，美國的最新舉措標志著全球秩序發生重大變化，基于規則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時代已經結束，如今進入一個更專斷、更顯保護主義，以及更危險的階段。類似情況發生在 1930 年代，當時貿易戰加劇大蕭條并最終升級為世界大戰。“沒有人能夠預測當下局勢在未來幾個月或幾年的走向，但人們必須明白這個世界目前種種危險正在積累。”

4 月 4 日，中國宣布多項反制美國措施，包括對美國產品加征 34% 關稅；對 7 類中重稀土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措施；在 WTO 爭端解決機制發起起訴，等等。歐盟稱在準備反制措施，越南希望與美國達成關稅降至零的協議……各國具體反應仍在醞釀中。

為了更好理解特朗普此次關稅政策及其影響，《晚點 LatePost》訪談了兩位學者。一位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孝松。他的研究方向是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著作包括《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決策機制和形成因素》《貿易摩擦的屬性、影響與對策》《全球貿易保護史》等；另一位是上善資本首席經濟學家夏春。他博士畢業于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曾任香港大學金融學教授，現在是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

兩位學者在與我們的對話中各有側重，王孝松主要從國際貿易的視角出發，解讀了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他說：“只要特朗普的理念（如減少逆差）還在，他也不可能單方面取消關稅，所以在短期內，關稅一旦加起來之后，就很難取消或者削減。”

夏春則更多從金融和宏觀角度，分享了對當前和未來局勢的感受與判斷。他說：“未來一兩個星期，我相信各國都要做一個艱難的選擇，會有很多溝通和交流。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的歷史焦點，做錯了選擇，只能留給后人吸取教訓了。”

以下是《晚點 LatePost》與王孝松、夏春的對話。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既是談判策略也是最終目的

晚點：你得知特朗普公布的關稅計劃后，第一反應是什么？好像沒誰準確預料到他的加稅范圍和力度？

王孝松：震驚，但也在情理之中。他上一個任期就對中國加征關稅，也對其他貿易伙伴有小幅、零星加征關稅的行為，但那時他主要針對中國。這一個任期，從他競選時，就公布了一些關稅方案。上臺之后的兩個月里，他也多次加征關稅，但都是針對特定國家，比如給中國加了關稅；或者針對特定產品，例如鋼、鋁、汽車，加征了關稅。

但我沒想到他會全面地對世界所有貿易伙伴無一例外加征關稅。因為這既引起了世界關稅大戰，也對美國自身不利。

他去年競選時，說對所有國家征 10% 的基準關稅，還說對中國征 60% 的關稅。但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不按套路出牌，沒想到他真的在短時間全部落實。

夏春：非常不合理，計算方法沒有什么理論根據，與所有國家征收的關稅稅率都無法匹配，第一反應是對等關稅肯定會對市場造成巨大沖擊。因為市場過去都低估了特朗普的做法，對等關稅設定如此之高，超出幾乎所有人的預期，。

后來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特朗普展示的對等關稅稅率圖表是在演講前三個小時才確定的，他決定使用自己的簡化公式，這個應該最接近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的思路。

晚點：一般而言，關稅征收權歸國會，而非行政部門。此次特朗普借助《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賦予總統的權力，繞過國會直接行使關稅征收權。你怎么看這次關稅政策的形成過程？

王孝松：按照美國憲法，國會是主管關稅的部門。當然，總統有些權力，比如美國《1974 年貿易法》規定了 “快車道”，意思是總統如果想和其他國家達成協議，可以先談判。達成協議后，國會必須在 90 天之內給出最終裁定結果。從實踐來看，總統跟國外達成的協議很少被國會推翻。

但 “快車道” 需要經過國會 90 天內的裁定，這對特朗普來說不可接受。他現在上臺還不到 90 天。所以他就宣布國家進入 “經濟緊急狀態”，可以不受約束直接加征關稅，不需經過立法和司法機構的許可。

其實特朗普重返白宮之后，對于權力集中好像非常熱衷，在逐步削弱立法機構的權力。這一屆，國會參眾兩院都是共和黨占多數席位，都會支持特朗普。另外，他成立了政府效率部，讓馬斯克做部長。美其名曰是提高政府效率，其實是加強對政府部門的控制。如果哪個政府部門不聽話，那我就說你效率不高，把你撤掉。

從第二個任期來看，特朗普加強了權力集中和對權力的隨意使用，所以這次他才能通過宣布國家緊急狀態而迅速提高關稅。他是有一定積累和準備的。

晚點：特朗普在演講中稱，美國征收的是打了約 5 折的 “對等關稅”，所以美國對貿易國是友好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隨后公布了 “對等關稅” 稅率的計算方法。你覺得這個計算方法有合理性嗎？

王孝松：不合理。因為它拿貿易伙伴對美國的順差除以對美國的出口，相當于貿易伙伴的順差率，然后再把順差率除以二，所謂打 5 折。按照經濟學的道理，關稅應該是矯正扭曲，削減對方額外的貿易壁壘。也就是說，兩國如果公平、正常做生意，貿易壁壘應該一樣。比如假設中國的平均關稅是 7%、美國是 3%，中國比美國高 4%，那美國可以多征 4% 的關稅。

但他的意思是說，我要綜合考慮一系列貿易壁壘。除了關稅之外，還有一些隱形的非關稅壁壘、國內稅收等，把這些都考慮進去之后，最后拿順差率作為征收關稅的基準。

這個計算隨意、不科學，但也不是完全拍腦門，它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貿易扭曲。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還是商人思維。經濟學模型也好，稅率、彈性這些基本常識也好，特朗普都不考慮，他最后看的是結果。對商人來說，就是賺錢與賠錢。他認為，我跟你做貿易，賠了錢，那就要用關稅找補回來。

晚點：有人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一種 “談判策略”，未來其他國家會報復、談判，最終各方達成新的貿易規則。但特朗普政府的官員又說沒有興趣就稅率討價還價，呼吁其他國家不要報復。也有人分析，從時間上看，特朗普政府也不太可能與 180 多個國家地區迅速談妥。你如何判斷這次關稅政策的實質？

王孝松：我覺得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一個是目的，一個是手段。從表面上看，它是目的。因為他想通過關稅來平衡貿易逆差，增加財政收入。但很多時候他不真正實施，就像墨西哥和加拿大在邊境移民、藥品管制等方面屈從美國，比如墨西哥增派 1 萬士兵在美墨邊境巡邏，于是美國就不對墨西哥加關稅了。

這說明他不是為了加關稅而加關稅，而是為了達成其他目的。那么這次他對所有國家都加征關稅，對于一些成員來說，很可能也是手段，逼迫這些國家屈從于美國，作出對美國有利的政策調整。

夏春：這樣的做法既是談判策略，比如他希望其他國家在關稅上讓步，很可能要求其他國家向中國加征關稅，來換取關稅減免；這個做法也是他的目的，因為他的確希望通過關稅籌集足夠的錢，對沖將來的企業減稅。

實際上，大量學術研究都顯示關稅大部分是美國人支付，或者由消費者直接支付，或者進口商支付但不轉嫁給消費者，但特朗普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就認為，2018-2019 年的關稅由中國出口商支付。

2018 年貿易摩擦時，美國在加息，美元相對人民幣升值，所以有人產生錯覺，覺得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價格低了。但關稅是美國人支付，中國以本幣計價的商品出口價格并沒有降低。米蘭把貨幣政策和關稅政策混到一起了。

但這次并不一樣，美聯儲處在降息周期，美元是在貶值。并不是說加征關稅就會直接帶來美元升值。實際上，米蘭也擔心這一次美國人要承擔關稅帶來的高價商品。

因為特朗普做這件事情考慮了很久。現在他的內閣成員也都是順從他的觀點，幾乎沒人挑戰他錯誤的做法，這跟第一任期有巨大差別。接下來雙方的談判拉鋸可能要持續 1-2 個月。

加關稅不能實現讓制造業回流的目的

晚點：特朗普在幾十年前接受采訪時，也明確反對 " 自由貿易 "，認定貿易逆差是美國被占便宜。這次他致敬并效仿前總統麥金萊（麥金萊在 1890 年將平均關稅率提升至 48%，被認為助推了 1893 年的市場恐慌。他在 1901 年遇刺身亡），認為關稅會繁榮美國經濟。你怎么理解特朗普的思路？

王孝松：不同時代，關稅的目的、手段、效果不一樣。簡單地說，從美國建國到南北戰爭之前，美國采取貿易保護，關稅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財政收入。因為那時政府稅收來源有限，對于國外產品征稅能使財政收入明顯增加。

南北戰爭之后，美國依然采取比較高的貿易保護水平，一直到 1930 年代，也就是我們知道的大蕭條之后。南北戰爭到大蕭條之間，美國制造業開始發展起來，但它不如英國這樣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實力強，所以它征收比較高的關稅是為了保護本國產品，不讓歐洲的制造業產品進來。第二階段的保護可以認為達到了預期效果。

第三階段，1934 年之后，美國雖然采取了一定的貿易保護，但開始走向自由化，不斷削減關稅。這時它的目的是為了互換市場。按照美國政府的邏輯：美國對你開放市場，你也應該對我同等開放。美國逐漸降低關稅，再加上二戰之后全球化盛行、全球貿易保護勢力越來越弱，美國就走上了堅持互惠且逐步自由化的道路。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崛起、美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不復存在，美國工人大量失業、美國在貨物貿易上出現高額逆差。特朗普看準了這些現象，想讓制造業回流，于是采取了保護主義措施。

但時代不同了，美國的逆差也好，失業也好，并非因為別國竊取美國利益，也不是美國在國際貿易中吃虧，而是美國的發展階段已經不是依靠制造業出口賺錢。它依靠的是自身強大的金融體系和美元霸權。它不用辛苦從事制造業，就能享受整個世界帶來的豐厚成果。

美國高端服務業發展得非常好，順差非常大，但特朗普好像對這些視而不見，光盯著貨物貿易逆差。我覺得這一方面是競選的需要。他不說自己維護失業工人利益，很可能得不到鐵銹州的支持，沒辦法勝選。二是他商人的思維，看到逆差過大，就覺得要加征關稅，但這是個錯誤的決策。

夏春：“貿易逆差是美國被占便宜” 是完全錯誤的。他相當于把公司層面的事情擴大到國家，但國家跟公司有很大區別。比如公司今年虧錢，說明經營失敗，但從國家來講，美國有逆差不代表美國吃虧。

因為美國從中國換到了質優價廉的商品，如果自己生產或者從其他國家進口，成本都會更高。特朗普的思想學術上叫 “重商主義”，流行于 17 世紀的歐洲，早就被證明錯誤。

而且這種觀點只考慮了經常賬戶的貨物貿易逆差，沒有考慮服務貿易的順差。美國享有服務貿易的順差，兩者合并考慮。美國經常賬戶的逆差會大大減少。

特朗普也沒有考慮美國資本賬戶的順差。比如中國對美國有貨物貿易的順差，但中國會用盈余資金買美國國債，意味著貨幣回流到了美國，美國的資本賬戶是順差。

還有，美國現在很多企業到中國直接設廠，這些企業在中國賺的錢，實際上也屬于美國。但因為錢沒有轉回國（要納稅），沒有被計算在賬戶里。

晚點：法國一位部長在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前說，" 我們不能每四年都把歐洲的安全交給威斯康辛州的選民。" 特朗普的此次政策會帶來哪些超越任期的深遠影響？

王孝松：對美國自身，特朗普確實改變了很多，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可能一直會延續。讓美國再次偉大、讓制造業回流美國的理念深入人心，特別是普通老百姓，對特朗普的支持呼聲很高。

在國際關系上，他不想當領導者，不重視跟盟友之間的關系，未來會不會真的變成孤家寡人，還不清楚。但這一傾向對美國的國際關系和國際形象都產生了比較大的負面影響。

夏春：特朗普肯定希望 “我讓美國制造業回流、讓美國實力全球第一、美國不被中國超越”，是他將來的遺產。他現在在想辦法連任，也選擇了很多相對年輕的人加入內閣。這些人都是非主流派別，特朗普希望培養他們，接他的班，保護他的家族利益。民主黨也在反思過去這些年的政策失誤，兩年后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在國會占多數的情況很可能改變。

從更大的人類歷史來講，我們現在處于一個十字路口，101 年前是 “一戰” 爆發，96 年前是大蕭條開始，類似這樣的周期是各個文明都重復經歷過的，我們不能低估人類重復歷史錯誤的可能性。因為有時事件發生與否掌握在少數人手里，他們不一定能理性抉擇。

但從好的方面想，特朗普討厭戰爭，不想走到這一步。現在股票市場反應我想也超出他預期，雖然他嘴上不會承認或者假裝一切都在預料中，自己有能力掌握局面。

上周末美國發生了許多游行集會示威，反對他的政策。接下來如果股票市場有更激烈的反應，也許有一些轉機。

晚點：高關稅能讓制造業回流美國么？

王孝松：美國的資源稟賦不能提供制造業回流所需的勞動力。短期內，美國也不可能重塑健全的制造業產業鏈并重新開始生產。因為這么多年美國都在發展服務業， 特別是高端服務業。

也不能說美國完全沒有制造業，只是說聚集在高端，比如生物醫藥、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半導體。美國這些方面都有優勢，因為它聚集了世界最頂尖的高等教育機構、最頂尖的科研人員，研發密集型制造業發展得非常好。

但如果想讓制造業全面回流，它現在不具備基礎。這么多年，美國制造業吸引就業的人口早就低于 10%。你現在想讓不到 10% 的勞動人口支撐起全產業鏈？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一些傳統制造業，美國的生產效率比中國，甚至比越南還差。

比如特斯拉在美國的工廠生產效率比在上海的工廠差很多。這些都表明目前美國的發展階段、要素稟賦，還有國內的基礎設施、工資水平等，都不可能支撐制造業全面回流了。

夏春：特朗普看到了過去 50 年美國積累的大量社會問題。美國從全球化中獲得最大好處，但它內部的分配出了問題，好處讓少部分人（華爾街和硅谷）拿走，大部分人沒有拿到。

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占比和對美國 GDP 的貢獻都是持續下降的。像過去 7 年美國經濟非常好，非農就業增長了 1100 萬人，但制造業只增加了 21 萬人。

即使增加了制造業就業，也很難讓這些工人的收入大幅提升。因為美國制造業在二戰后的黃金年代，是沒辦法回去了。在中國制造業崛起之前，德國和日本就已經對美國制造業造成很大的沖擊。重振制造業，關鍵還不是生產成本高低，關鍵是產業鏈是否齊全。世界銀行的制造業分類從大到小接近 800 項，只有中國是齊全的，而美國中低端的部分基本都是缺的。美國仍然是全世界第二大制造國，特朗普所謂的 “美國不再生產任何東西” 只是一種選票策略。

特朗普現在特別著急，想在幾年之內做出成果。但具體做法帶有很強的搏一把心態，效果不好再替換。我覺得他的行為類似生意人的賭徒心態，像當年他連續破產三四次。

晚點：為什么你說特朗普看對了美國的問題，但開錯了藥方？

夏春：他的有些訴求是合理的，比如美國實際上享受了全球化的好處但是貧富差距巨大，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沒有改善甚至變差了。最近美國股市大跌，特朗普也沒有安撫。過去他很在乎股市，現在明顯覺得華爾街過去得到太多好處，現在讓你虧點錢也是正常的。

還有美國的制造業確實空心化了。但如果要增加就業，更好的方式是像日本、德國，培訓工人，補貼產業。他們的人均預期壽命沒有縮短，醫療體系也比美國更好。而美國人支付最高的醫療成本，反而人均預期壽命下降了。美國的資本主義是最極端的資本主義，缺乏日本、歐洲那樣的公平色彩。

但特朗普并沒有直接對癥下藥，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應該對華爾街、大企業、大富豪征稅，但現在是給他們減稅。

反而拜登在重建制造業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拜登的想法是，美國有軍事霸權和美元霸權，只要和盟友搞好關系，就能繼續向海外借錢。借完錢以后，我拿錢補貼制造業。

晚點：那加關稅能創造就業崗位嗎？

王孝松：可能會有，但非常有限。比如拜登搞《通脹削減法案》，通過稅收減免鼓勵購買電動汽車、節能家電等，但法案強化了本土制造要求：電池組件等關鍵材料需在北美生產，才可享受補貼，導致中國等外國企業被排除在外。這種保護主義措施已經實施兩年多了，我們也沒有看到明顯的制造業回流。

關稅加起來容易減起來難，而現在方向已經延續了三屆總統任期

晚點：拜登雖然明確反對特朗普的諸多政策，但他也保留了很多特朗普開始的關稅政策。特朗普-拜登-特朗普這三個任期，哪些關稅政策被延續，哪些反轉了？

王孝松：關稅是一脈相承的。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對中國加征了比較高的關稅，最后對華平均稅率超過 19%。拜登延續了特朗普的高關稅，沒有取消，也沒有跟中國談判。到現在特朗普第二個任期，他剛上臺時仍然是 19.1% 這么高的關稅，所以對華關稅根本就沒變化。

但拜登制定了一些產業政策，比如《通脹削減法案》《芯片與科學法案》，這些都是保護國內產業的政策。特朗普上臺之后，還是沿用了這些政策。去年，拜登還對一些特定產品加征了關稅，比如電動汽車、鋰電池。特朗普上臺之后，也沒有取消。

兩黨雖然在很多領域有分歧，但在關稅政策和貿易保護上空前一致。逆全球化的思潮深入人心，民粹主義在美國有很大市場，所以兩黨不管是誰上臺，都認為應該保護失業者、保護制造業的工人，使制造業回流，所以貿易保護政策使得三屆總統的政策一脈相承。

夏春：拜登延續了特朗普的關稅，是因為兩黨都不希望美國被中國趕超。中國制造業的強勢他們都看在眼里，覺得關稅能起到一定保護作用。舉個例子，如果沒有關稅保護，中國新能源汽車可能橫掃美國市場。

晚點：只是說程度有區別？

王孝松：對，特朗普更激進，拜登是老政客，考慮得會多一點，不可能掀起全球的貿易戰。

晚點：關稅是不是加起來容易減起來難？比如 1960 年代美國與歐洲的 “雞肉大戰”，美國對歐洲卡車報復性征收 “雞肉稅”（Chicken Tax）。幾十年之后，雞肉稅還在，雖然期間美國和歐洲經歷了幾十年貿易開放的時期。

王孝松：是的，這是一個逐漸削減的過程。因為 WTO（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 GATT（關貿總協定）1947 年成立。當時世界面臨一個棘手問題，各國關稅都非常高。像 1930 年美國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把關稅加到很高，掀起貿易戰，導致全球貿易額在此后五年下降了 66%。后來二次大戰爆發，各國更無暇處理貿易和關稅問題。

到 1947 年 GATT 成立，開始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經過 8 輪談判，到 1995 年，整整 48 年，才終于把各國關稅降到比較低的水平。

有一個大概的統計數據，1995 年 WTO 成立時，發達國家的加權稅率低于 4%，發展中國家的加權稅率低于 13%。這比 1947 年的時候低了很多，但這是接近半個世紀才談下的成果。“二戰” 之后，世界經歷了一個全球化蓬勃發展的時期，GATT 和 WTO 功不可沒。

但現在特朗普掀起了全球貿易戰，一旦加征起來，再通過 WTO 多邊機制談判來削減關稅非常困難。因為 WTO 本身面臨困境，而且關稅是美國單方面加征，沒有辦法通過國際組織的權威約束它，那就只得依靠各個國家分頭來談，比如越南已經跟美國服軟，希望關稅互相降到零。但這種方式效率很低，全球參與貿易往來的國家地區有 100 多個，難以在短時間內達成一致。

只要特朗普的理念（如減少逆差）還在，他也不可能單方面取消關稅，所以在短期內，關稅一旦加起來之后，就很難取消或者削減。

晚點：你覺得貿易戰的歷史或者你對關稅的學術研究能給今天帶來什么啟發嗎？

王孝松：貿易肯定能夠使參與國的福利提升，不管你是大國小國、窮國富國，沿海國家內陸國家，只要參與自由貿易，你就一定能夠獲得福利提升，人民福祉獲得提高。這被理論證實，也被實踐證實，特別是被實踐證實。因為國際貿易理論來自于國際貿易實踐，先有地理大發現、貿易往來、絲綢之路，后來才有國際貿易理論。

世界各國財富增長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年代是 “二戰” 之后到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前這段時間。因為全球化帶來資源更合理配置，使得全球經濟增長步伐非常迅速。中國發展最快的時期，也是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化的時期。

盡管現在各國貿易靠規則運行，但美國還是能繞過 WTO，用國內法，宣稱自己進入緊急狀態就對別國征稅。這里邊體現出叢林法則。中國一方面要壯大自身實力，另一方面還是要保持開放心態，促進全球化發展。

夏春：既會帶來 GDP 下降，也會帶來失業和通脹增加。貿易戰幾乎沒有贏家，至于誰沖擊大，誰沖擊小，我覺得意義不是那么大，都是負面的。

全球衰退很快到來，過去一些隱藏的風險都會爆發。比如過去幾年，美國加息后帶來商業地產巨大的空置率，隨著經濟衰退就會爆雷。就像 2023 年 3 月份的硅谷銀行倒閉事件。

還有國家和國家的矛盾到底演化到什么程度，可能都會成為教訓。一旦國家跟國家之間發生嚴重貿易摩擦，最終幾乎都是戰爭。比如歷史上西班牙、英國、法國、德國之間的戰爭都與貿易失衡有關，“一戰”、“二戰” 也都是這么來的。但這是最壞結果，我們不希望走到這步，但不可以低估這種風險。

有個著名說法，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沒有從歷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訓。坦率講，如果我們阻止了壞的結果出來，可能大家又記不得教訓。但如果壞的結果真正發生，你再去總結教訓也晚了。

風險可能會以一種我們想不到的方式爆發，可能發生在歐洲或者亞洲市場，也能發生在一些過去熱門的領域，比如人工智能行業可能從開放走向封閉。未來一兩個星期，我相信各國都要做一個艱難的選擇，會有很多溝通和交流。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的歷史焦點，做錯了選擇，只能留給后人吸取教訓了。

對個人的建議，降低風險資產的配置

晚點：相比 2018 年的貿易沖突，這次沖突的環境有什么改變？包括中國在內的各方在與美國貿易中所占據的位置有什么改變？

王孝松：現在整體世界經濟環境還不如 2018 年，那時世界經濟的恢復態勢還是比較理想的。現在，因為前幾年的新冠疫情使得世界經濟受到很大損失，各國本來動能就不是特別足，處于緩慢復蘇中。特朗普限制貿易發展，限制資源在世界范圍內合理配置，會使得全球貿易萎縮，經濟復蘇步伐進一步放緩，甚至陷入衰退。

各國地位我覺得沒有根本性變化，美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還是中國、加拿大、墨西哥。美國對中國的逆差是最大的，但貿易額最大的伙伴是加拿大。

變化是東南亞一些國家崛起，像越南、泰國、馬來西亞，過去跟美國的貿易額比較小，但后來由于產業轉移、轉口貿易等原因，使得它們對美國的出口越來越多。全球供應鏈也不像以前朝著全球化的方向發展整合，變得碎片化。

夏春：中國跟美國的貿易數據有很多不同維度，有一種維度是，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占總進口的比重，從 2018 年的 16%，下降到現在的 13%。換一種維度是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占總出口從原來的 19% 下降到了 15%。不過兩國進出口貿易的絕對金額是增加了，按比例算是減少。中國增加了與東盟、歐盟等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

晚點：你覺得新的關稅政策會給中國經濟和中國公司帶來哪些影響？

王孝松：我覺得他打擊一大片，給中國帶來的損失相對小。特朗普第一個任期時，我們給出的建議是，中國擴大朋友圈，比如搞 “一帶一路”，跟發展中國家建立更廣泛聯系。但現在除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中國都可以去爭取。例如歐洲和美國翻臉了，中國可以加強與歐洲之間的聯系。

我們現在也在估算影響，因為考慮到中國可以團結其他經濟體，尤其是歐洲這樣的發達經濟體，能夠彌補美國的損失，那 GDP 增速不可能減半，我估計不超過 1%。

晚點：貿易沖突是不是可能繼續升級？

王孝松：這個不可預測。但按照特朗普的性格和之前的做法，可能不會很快緩和，或者他被反制激怒，可能繼續升級貿易戰。

晚點：普通人如何理解最壞情況？

王孝松：粗略計算，2019 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占中國總出口接近 20%，出口對 GDP 的貢獻不超過 20%。也就是說，中國對美出口對 GDP 的貢獻不超過 4%。如果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全沒了，這確實影響會比較大，但對美出口不可能全部消失。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很強，失業者可以相對容易地重新就業，但陣痛可能會存在。

晚點：資本市場已經做了反應，全球主要股市全線下跌，美債等避險資產上漲。你覺得投資者應該如何應對特朗普關稅政策的影響？

夏春：個股層面，有些企業依賴出口，有的出口依賴超過 50%，有的低于 20%，那么它們的股市反應非常不一樣。指數層面，美股連續兩天的下跌排到了歷史前 16 名，靠前的基本是 1929-1933 年大蕭條、1987 年黑色星期一、2008 年金融危機、2020 年新冠疫情。

因為下跌幅度大，市場已經出現流動性不足的問題，這時美元就會走強。再一個是美國國債，因為美債已經跌了 4 年，處在相對低的位置，很多資金會把股票換成美債。所以美元和美債現在是避險資產。

黃金之前漲得比較多，有人可能會把它換成美元，因為有人可能要借美元。這時可以賣一部分黃金，但一旦流動性緩解，避險資金又會重新配置黃金。

市場經歷快速下行后，會有政策層面緩和。比如特朗普安撫市場，各國央行說提供流動性。但這次我覺得是一系列矛盾爆發，不太可能三四天、一兩個星期穩下來。最快的一次是 2020 年 2 月 19 日跌到 3 月底，跌了一個半月，但回到原點只用了 5 個月；1987 年是花了兩年回到原來的高點；大蕭條時間最長，股市花了 25 年才回到 1929 年的高點。

我們現在給投資者的建議很簡單，降低自己風險資產的配置，尋找避險資產。如果你很厲害，可以做空，做多波動率。當然，黃金我覺得如果回調 100~300 美元都非常正常。因為去年美國大選結束，黃金曾經到了 2600 多美元，今年高點接近 3200 美元，所以如果到了 2800 美元，可以考慮買入。這次對等關稅其實就是經濟冷戰。

晚點：特朗普政府第二個任期以來，采取的多項政策，比如介入俄烏沖突談判，似乎有一個共同趨勢，即原有的國際秩序加速解體，未來世界發展的不確定性更高。我們可能迎接一個什么樣的未來格局，普通人能做點什么對抗風險嗎？

王孝松：他現在想構建一個新的國際秩序。他不想讓美國繼續承擔更多責任，但美國優先、美國強大的理念還存在。所以他上臺之后，想很快解決俄烏沖突，有著強勢姿態。但他的公信力越來越弱，對歐洲、亞太地區的影響越來越弱。

“二戰” 結束形成的 “美蘇爭霸” 秩序，后來變成 “一超多強”，也就是美國一枝獨秀。現在美國的影響力和威懾力越來越弱，也在退出國際組織、撤掉美國駐軍，“多強” 會愈發凸顯，所以世界格局確實正發生變化。那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爭取要拉住歐洲，是未來的一個突破方向。

對于普通人來說，大勢我們改變不了，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

夏春：肯定有新的超級大國，我相信中國在這個過程中間可以更多扮演國際角色。另外，美國的地理和自然資源在全世界很獨特。如果它選擇孤立，也不會過得很差。歐洲和亞洲因為歐亞大陸連在一起，是天然的鄰居，歐洲領導人需要提升思維空間。中國和歐洲沒有本質矛盾，未來有更大的合作空間。

未來從大的方面看，有兩種結果，一種是不發生戰爭情況下，大家找到一個新的治理模式；另外一種可能是，經過了戰爭，教訓也非常慘痛，但最終大家還是會找到一個新的模式。

如果我們把時間眼光放得更長遠，大國之間的興衰崛起一定是有高潮、低潮。瑞·達利歐講世界秩序的變化，首先是西班牙，然后葡萄牙，再到荷蘭、英國，然后慢慢的俄羅斯、日本、德國、美國，現在到中國，世界在不斷循環。

個人來講，我們都是小人物，沒有辦法去主宰世界歷史大的走勢。

本文不構成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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