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美國政府對多個貿易伙伴加征的最新一輪高額關稅已正式實施。
被現任總統特朗普列為“嚴重違反貿易規則”的數十個國家,其出口至美國的商品面臨新增關稅,其中對中國商品的稅率最高提升至125%。
關稅是進口國對境外商品征收的額外稅款,通常按商品價值的特定比例計算。例如:若一支筆原價10美元(約73元人民幣),征收 25%關稅時,需額外支付 2.5美元(約18元人民幣),而當關稅高達 125%,同一商品則需加征 12.5美元(約合91元人民幣) 的稅款,使總成本升至 22.5美元(約合164元人民幣)。
這就意味著,買一款商品,消費者需要支付的稅款比商品本身的價格還要高。
特朗普政府為何要瘋狂加征關稅?這還要從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立場說起。
長久以來,特朗普政府的核心主張是通過關稅手段重塑美國經濟格局。特朗普認為,高關稅政策將能達到三個目的:刺激國內消費轉向美國制造、充實聯邦財政、促使跨國資本回歸本土。
商人背景出身的特朗普一直特別關注美國貿易逆差問題,主張通過關稅工具縮小進口額與出口額之間的鴻溝。他多次公開指責貿易伙伴國采取不公平競爭手段,聲稱美國長期遭受“系統性剝削”,需要強硬政策加以糾正。
歸根結底,特朗普就是想通過加征關稅,扭轉貿易逆差,最終重振美國制造業,拯救美國面臨結構性矛盾的經濟現狀。
盡管特朗普持續為其關稅政策辯護,但該措施正面臨來自多方的壓力。不僅民主黨人持續反對,共和黨內部重要人物也陸續加入批評行列,多位經濟專家指出,該政策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受損,并引發美國乃至世界各國消費品價格上漲。就此,這種跨黨派的質疑與國際社會的反對聲浪形成了一股反對高關稅政策的共振,一直在等電話的特朗普已成騎虎難下之勢。
美國制造業的問題根本不在關稅
加關稅能拯救美國制造業嗎?首先亮明答案,不能。
美國制造業積弊已久,僅靠加關稅而不改革基建,完全是舍本逐末,難解“銹帶”困局。
過去三十年,美國制造業持續衰退——自1997年以來,其全球份額已從25%降至17%,凈流失了460萬個工作崗位。然而,該行業仍然占美國GDP的11%,貢獻30%的生產力增長、60%的出口以及70%的企業研發投入。
特朗普政府聲稱,全面征收關稅將扭轉這種持續數十年的衰退。但50年前美國重振工業城鎮和裝配線的愿景,可能與2025年的現實格格不入,因為如今的美國制造業面臨著缺人、缺技能、工業供應鏈嚴重不足的三重困局。
首先是缺人。美國制造業就業呈現長期萎縮態勢。1970年,超過四分之一的美國工人從事制造業。如今,這一比例僅為8%左右。數據顯示,2024年美國制造業從業人數約為1300萬人,較2000年前后的水平銳減500萬之多。
這種產業工人規模的持續縮減背后,反映的不僅是勞動力短缺問題,更暴露出美國制造業基礎設施的老化與不足。根據最新的職位空缺和勞動力流動調查,截至2025年2月,制造業職位空缺數量為48.2萬個。美國制造業協會(NAM)和德勤在去年的一份報告中估計,到2033年,制造業將有190萬個職位空缺。
其次是缺技能。該關稅計劃的設計者之一、白宮高級顧問彼得·納瓦羅表示,該計劃的“最終目標”是“填滿底特律和中西部地區所有目前產能過低、半空的工廠”。
然而,如今的美國與五十年前制造業的輝煌景象相比已大不相同,當時數百萬工人受雇于裝配線上執行特定任務。如今,在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時代,工廠車間越來越多地由機器人來代替完成這些工作。這意味著新建和重新開工的美國工廠將需要更少的工人,但需要更專業的技能。
美國制造業協會執行董事卡羅琳·李表示:“這項工作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所需的工人數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另外,美國人始終在回避的一個問題近日也被橋水基金董事長達利歐一語刺破。他認為,美國制造業不可能回流的根本原因在于“總體受教育水平太差”,達利歐表示,美國確實有300萬頂尖的世界級精英,但也有60%的美國人“文化水平甚至不到小學六年級”。
這意味著,即便關稅政策成功推動企業擴大了在美國的生產能力,如何培訓這些文化水平低下的美國人從事現代制造業,可能會是一件更大的難題。
制造業崗位長期緩慢流失的影響在美國愈演愈烈。
二戰后的幾十年里,美國制造業一直引領世界。但在過去50年里,這些工作崗位大部分轉移到了海外,許多美國工廠倒閉或停滯,摧毀了美國“銹帶”地區許多城鎮的經濟前景。
美國“銹帶”(Rust Belt)是指美國中西部和東北部以傳統制造業為主的工業衰退地區。過去,該地區是美國工業核心,汽車城底特律、鋼鐵之都匹茲堡等城市蓬勃發展。
1970年代后,受全球化競爭、自動化技術、制造業外遷影響,工廠大規模關閉,工人失業,經濟衰退。到了21世紀,部分城市嘗試轉型(如發展科技、醫療、服務業),但仍有地區面臨人口流失、經濟停滯問題。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教授全球經濟未來研究的奧拉夫·格羅斯表示,他贊同將制造業回流美國的努力,但同時應該確保美國工人做好充分的準備。“美國工人的技能目前與制造業不匹配,”格羅斯說。“我們需要做的是將大多數美國勞動力從中等技能提升到高技能。”
第三,本土供應鏈體系的嚴重缺失是如今美國制造業面臨的又一大核心困境。
在一線制造業摸爬滾打了15年的CEO莫爾森·哈特痛陳了這一問題。
這名CEO是一位資深玩具制造商,他掌舵美國消費品公司Viahart的多年里,經常會與中國工廠打交道,也實地考察過多家中國制造工廠。
近日他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低估了制造業回流的難度》的文章。他以智能手機產業為例,指出即便是蘋果這樣的科技巨頭,其核心組件如顯示屏、機殼和精密電子元件仍高度依賴亞洲制造基地。他也強調即便在加征高額關稅的情況下,從亞洲采購關鍵零部件的綜合成本仍遠低于在美國重建完整供應鏈所需的投入。
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本土工業供應鏈,特別是電子元器件等高端制造領域存在顯著短板。莫爾森強調,缺乏完善的零部件供應體系,單純依靠關稅壁壘難以真正實現制造業回流。這種結構性缺陷導致美國企業最終仍不得不依賴進口來維持生產。
玩具制造業的案例同樣發人深省。莫爾森通過行業觀察發現,中美制造業勞動力的差距不僅體現在成本層面,更體現在專業素質這一關鍵維度。中國制造業工人不僅具有顯著的成本優勢,更重要的是其專業技能和產業熟練度已經形成難以替代的競爭優勢。這一現實凸顯了美國制造業復興面臨的深層次挑戰。
事實上,在特朗普發布針對中國的125%關稅后48小時,他就又給這個政策打了一塊補丁——宣布從中國進口的計算機、服務器、智能手機、打印機、半導體制造設備、無線通信設備(如基站、路由器等)、存儲器、顯示器、半導體相關產品提供對等關稅豁免優惠。
關稅戰或致美國經濟衰退
特朗普上周在白宮玫瑰園宣布加征關稅這一消息時表示:“美國鋼鐵工人、汽車工人、農民和技術工匠……他們痛苦地看著外國領導人偷走了我們的工作,外國騙子洗劫了我們的工廠。”
但一些批評人士表示,關稅可能會損害許多他們聲稱要保護的工人。關稅上調往往意味著物價上漲,而這往往對低收入家庭的打擊最為嚴重。
摩根大通2月份的一份報告指出:“歸根結底,關稅是對進口產品征收的稅。征稅責任幾乎總是落在國內賣家和消費者身上,而不是外國生產商身上。”
面對特朗普的一意孤行,多位美國經濟學家警告稱,新一輪關稅政策將推高美國消費市場的價格水平。由于進口商很可能將額外關稅成本轉嫁給終端消費者,預計服裝、咖啡、酒類、電子產品等日常進口商品將出現普遍漲價現象。
這種價格傳導機制可能通過兩種途徑實現:直接進口商品因關稅成本增加而提價;部分企業可能減少進口規模,導致進口商品供給減少,進一步推高價格。
即便是“美國制造”的產品也難以幸免。以汽車制造業為例:北美汽車供應鏈高度整合,零部件常在美、墨、加三國間多次流轉,僅使用墨加兩國零部件的車型,預計售價將上漲4000~10000美元。
因此,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IMF前首席經濟學家肯·羅格夫評估認為:新關稅政策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概率升至50%。
貿易戰從來不是單行線,而是雙向的荊棘路。當關稅的利刃出鞘,割傷的不僅是貿易伙伴的血肉,更會反噬持刀者的筋骨。歷史一再證明:筑墻者終將被高墻所困,斷鏈者難免為斷鏈所傷。
正如古老的商業智慧所示:殺敵一千的自損,從來不是明智的算計,而是困獸的悲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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