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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自4月2日特朗普政府單方面宣布實施所謂"對等關稅"政策以來，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之間的博弈持續升級：4月9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暫停對數十個國家征收更高的“報復性”關稅90天，但仍以“中國反制”為由將對華關稅加至145%；4月11日，中國宣布對原產于美國的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稅率提高至125%，并表示在目前關稅水平下，美國輸華商品“已無市場接受可能性”。中美兩大經濟體貿易戰不斷升級，談判可能會出現哪些情況？如何看待中美經貿關系的未來？中美關系的變化對未來全球經濟貿易體系的走向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4月12日，IPP就上述問題采訪了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終身教職）王江雨。在昨日發布的訪談中，王江雨教授已就如何理解美國的“對等關稅”等話題做出了深入解答。在訪談的后半部分中，王江雨教授進一步分析了特朗普“對等關稅”政策對 全球經濟秩序、中美關系以及中國國內發展的影響，并提出了極具前瞻性的展望。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終身教職）王江雨（圖：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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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系在“關稅戰”下將如何發展？未來中美經貿關系的走向是什么？

王江雨：關于中美未來經貿關系的走向，就目前而言，中美間的關稅水平顯然是不合理的。當前，中美對對方的關稅都接近200%，這是一個極高的水平。

后續通過談判，雙方可能會互相降低關稅，例如降到20%或30%。中國可能會允許美國保留一定的關稅優勢，但這種優勢不能過度。作為交換，中國可能會加大對美國產品的采購，同時要求美國放寬對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出口限制。中國也可能會同意減少一些被指責為非關稅壁壘的措施，例如國有企業補貼和政府參與等問題。但這些讓步必須換來美國在其他方面對中國企業的制裁和出口控制的緩解。中美可以在知識產權、人工智能、國有企業補貼等問題上共同制定規則。

美國總統特使理查德·格雷內爾表示，在特朗普看來，與中國進行談判，從而找到擺脫貿易對峙局面的出路至關重要。圖源：新華社

我認為，中美關系不可能回到過去所謂的“夫妻關系”或“老大和老二共同治理全球”的“G2模式”，或者是像以前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所說的“中美國”(Chinamerica)。這種關系已經不可能實現。中國不承認誰是世界上的老大，自己也不擺出老大的姿態。

但中美之間也不會像美蘇冷戰時期那樣完全脫鉤。冷戰時期的美蘇是兩個平行市場的關系，彼此之間沒有什么貿易關系，也沒有太多的人員往來，可能只是特定的人物之間的交流，比如官方的互相派出使節，而非民間往來。

中美兩國盡管未來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脫鉤，但中美之間在經濟、文化和人員往來方面仍會保持聯系。這種聯系是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形成的，無法輕易割斷，所以不可能是“老死不相往來”的冷戰式關系。

中美未來的關系大概率是一種“不近不遠”的關系，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種聯系是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甚至改革開放之前就開始逐漸發展起來的的，是基于雙方必不可少的經濟、文化和社會交往形成的，也是不可能徹底切斷的。雙方 領導人也不想讓兩個國家徹底分開，也沒有能力徹底隔絕中美之間民間的這種普遍和強大的聯系。

據相關消息，美國的市場分析師預計股市還會有進一步大幅波動，美國經濟前景愈發黯淡。圖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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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系的變化，對未來全球經濟貿易體系的走向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王江雨：中美會形成兩個中心，但這兩個中心不是界限分明的陣營。我想它會形成這樣一種格局，即中美成為兩個中心，然后基于利益、基于大家的互相認可程度、政治關系、經濟利益，甚至基于某種程度上的意識形態，分別與第三國發展關系。

大多數第三國不需要像以前一樣，各自加入涇渭分明的陣營，而是會選擇同時與中美發生關系，并且在具體問題、具體事項上根據自己的利益具體判斷。所以，這兩個中心的勢力范圍會重疊——大多數國家可能不會基于陣營、通過“站隊”成為某一個陣營的固定成員，而是會根據事項來站隊。比如，這個事情上我認同美國，那個事情上我認同中國，然后再分別與中美進行交往。

東盟秘書長高金洪日前表示，東盟-中國自貿區3.0版升級談判已實質性結束，將推動雙方在數字經濟、綠色產業、海洋經濟和簡化海關流程等領域的合作。圖源：新華社

當然，這也不排除雙方各自有一些“鐵桿”——“鐵桿”就是跟“對方老大”無論如何都不對付的國家。但我想，大多數國家是不會完全選邊站的，而是會基于事項來跟中國或者美國分別建立聯系——比如新加坡就是這樣，跟中美同時保持一定的友好關系，在關稅的問題上他可能反對甲，在另外一個事情上他可能反對乙，可能又跟甲站在一起。所以，我想這可能是未來一個非常有可能的，也是國際關系史上非常獨特的一個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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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未來會向什么樣的方向發展？

王江雨：我在美國讀過書，也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主要是在克林頓和小布什時期。那時的美國是一個相對強大、自信和開明的國家，展現出了較大的包容性。然而，如今的美國已經與當初截然不同，變得異常敏感、易怒，既自大又自卑。

比如，過去我在美國法學院學習美國憲法和訴訟法時，教科書上明確指出，美國警察不可以隨便攔截民眾要求出示身份證，而在某些地方如香港和新加坡，出門時隨身攜帶身份證是必須的；美國的法律也強調，警察在進行攔截搜查時需要合理的理由（probable cause），但如今這種保護似乎已經消失，警察甚至可以隨意入戶入店搜查；有些人的簽證亦可以隨便被撤銷，甚至有人因為政治立場而被驅逐出境。這些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美國顯然已經不再是很多人理想中“自由與民主”的國家。美國憲法中保護人權和自由的基本理念如今正在受到侵蝕。

尤其是特朗普上臺后，許多美國政治體制內的丑陋現象快速顯露出來，比如腐敗、寡頭操控和“金錢政治”的不透明，乃至利益沖突的普遍存在。特朗普就任總統前就搶先發售虛擬貨幣，為自己“空手套白狼”謀取數百億美元利益的行為，就清晰顯示出美國政治道德的徹底崩塌——億萬富翁竟然可以肆意操控美國的政治。而特朗普作為國家首腦，他的諸多行為不僅沒有道德約束，反而贏得了超過一半美國民眾的支持，合法地當選為國家最高領導人。

德國民調機構拉塔納公司近日發 布了“2024年民主認知指數”報告。報告指出，總體而言，從2023年開始，全球范圍內對美國持正面態度的國家有所減少。圖源 “ 新華社

在美國現在的這個體制里，特朗普的腐敗和濫用權力的行為不僅沒有受到追究，反而得到某種程度的寬容和贊賞，這在之前是難以想象的。在克林頓時期，因為他與萊溫斯基的事件引人非議，導致他面臨國會彈劾，顯示出那時美國社會對總統的道德要求遠比今天嚴苛。相比之下，特朗普的罪行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更為嚴重，但他卻贏得了許多人的擁護。顯然，美國的民主制度存在著嚴重問題。

特朗普的獨斷任性、無道德底線的風格、他得到的民粹主義支持、他所建立的人事官僚體系，以及以最高法院為代表的美國司法系統對他的縱容和畏懼，都表明美國正在逐漸朝向寡頭政治，甚至是某種程度的“法西斯主義”。

這里的“法西斯主義”并不是指“希特勒式”的大屠殺，而是指通過種種沒有底線的方式來控制社會—— 你看特朗普內閣的會議，不停息的鼓掌、內閣部長們排隊長篇發言贊美領袖特朗普，簡直可以說是喪盡廉恥。這顯示出美國政治倫理的嚴重扭曲。美國并非天生就具備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基因，現在看起來更是極易走向反面。特朗普所推動的政治腐化非常明顯。

同時，美國的制造業復蘇困難，種族問題和政黨間的惡性斗爭也在加劇。如今，兩黨之間已經不再是英美傳統政治倫理所要求的那種“在臺上為國執政、下臺就成為‘忠誠的反對黨’”。他們現在的所作所為，無論是政策主張還是人事博弈，都是黨派利益至上的“惡斗”，現狀令人堪憂。

美國消費品公司Viahart行政總裁哈特近期撰文稱，美國的工業級供應鏈（特別是電子元件）嚴重不足。沒有零件供應，再高的關稅也難讓制造業回流，企業最終還是得進口零部件。圖源：Wikimedia Commons

反過來講，在美國兩黨內部，政黨的運作機制和利益分配完全被個別大佬所操控。

長期以來，民主黨的年輕精英未能嶄露頭角，部分原因是因為民主黨被克林頓、希拉里、佩洛西和奧巴馬這些政治家族等長期掌控，新人必須服從和追捧他們、被他們賞識才有出頭機會。像桑德斯這樣持有公心與扶助弱小理念的政治人物，也因為與這些大佬不合而被拒之門外，不得不從資深民主黨政客到退黨成為獨立參議員。

另外一個例子是現在因為支持特朗普而被任命為國家情報總監的賈巴德——她本來是民主黨的明日之星，無論是個人經歷、能力和形象都特別優秀，但就是因為和大佬們意見不一致而被打壓和邊緣化，最后退黨加入特朗普陣營。共和黨也是一樣，黨內老成持重的建制派政客不管覺得多么不合理，也不敢挑戰甚至批評特朗普，因為他們擔心會因此被邊緣化。

這是不是暫時現象呢？是不是真像很多人認為的那樣，特朗普“最多干四年”，任期結束后一切荒謬都會過去，那個“偉光正”的民主自由大國又會回來？不是的。特朗普不是孤立的個體，他是美國體制內部的政治社會機理長期演化而生長出來的巨大毒瘤，說明的是美國政治體制本身出現了問題，不是割掉它就可以行若無事的。

此外，我們重視制度，但也不能忽視制度運作中“人”的巨大因素。任何政治體制都離不開個體的道德操守，即使制度再完善，依然需要個體來執行。如今，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政治行為都被個人利益所侵蝕。我們曾經相信“制度自帶道德約束”，但這種信念正在被逐漸削弱。美國的民主正以相當快的速度走向衰退、墮落與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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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能否給中國當下的國內發展提幾點建議？

王江雨：我個人認為，從2018年貿易戰以來，中國的應對措施總體上是相當出色的，既遵循了國際規則，又不乏靈活應變的策略。這種“以正合，以奇勝”的方式，既穩重又富有創造性，為應對未來的挑戰奠定了堅實基礎。

然而，面對特朗普這樣一位極具不確定性的政治人物，傳統的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理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預測能力。這是因為，這些理論主要研究制度的運行，而制度的運行具有慣性和可預測性。但特朗普的決策風格卻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情緒化特征，這就使得預測變得極為困難。

在這種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我認為保持定力至關重要。中國需要站穩腳跟，充分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在頭腦冷靜的情況下做出判斷。正如古語所言：“主不可一怒而興師”。在國際博弈中，情緒化的決策往往會導致不利的后果。 因此，我的第一個建議是：中國必須保持戰略定力。這不僅是應對國際挑戰的需要，也是實現國內發展的基礎。

第二個建議是，中國應繼續高舉“多邊主義”的旗幟。盡管多邊主義目前面臨嚴峻挑戰，但中國過去40年的快速發展正是得益于多邊貿易體制和自由貿易原則的。中國通過自身的勤勞和智慧，在多邊主義體系中建立了強大的制造業比較優勢并從中受益。此外，多邊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道義上的共識，即使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多邊主義，但在國際場合中，美國的代表也從未公開否定多邊主義的價值。因此，中國應抓住這一契機，通過維護多邊主義來鞏固自身的國際地位，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有效的“統戰”工作。

第三個建議是，中國在與美國進行貿易談判時，不能幻想通過軟弱或退讓換來對方的讓步。英美國家的行為邏輯本質上是“基于實力的政治”，他們的文化中存在著強烈的斗爭性，本質上具有“狼性”特征。盡管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會表現出彬彬有禮的外表，但這只是他們“天鵝絨包裹鐵拳”的策略。因此，中國必須認識到，軟弱退讓是無效的，同時也要做好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

第四個建議是，中國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國內的“善治”和“良治”。前幾天我聽到一個說法：中國擁有5000年的悠久歷史，在大多數時間里，即使沒有美國的存在，中國也能夠獨立發展。未來，中國同樣可以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生存和發展。中華民族能做到這樣，基礎在于自身實力和穩定性，關鍵在于國內要有良好的治理，包括一個清廉且能干的政府，一個具有高度自信、奮斗和創新精神的社會，以及一個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政府應鼓勵社會成員平等地表達思想，充分激發社會的創新潛力。正如鄭永年老師所言，“”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社會的活力，人民的勤勞、勇敢、聰明和正直，以及高度的創新性，是中國應對一切挑戰的底氣所在。

最后，我認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仍應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這一國策并非僅僅是為了追求財富，而是為整個國家提供一個符合人性的穩定內核。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可以確保社會的生機與活力，同時社會走向不被政治熱情或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帶偏，后者經常導致過度的暴力和極端主義。中國憲法把“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確定為國家當下階段的主要任務，不僅是一種經濟策略，更是一種社會倫理性的選擇。

只要中國能夠實現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保持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那么在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中國將能夠穩健前行，不會偏離正確的軌道。

采訪｜劉佳 IPP副研究員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審校 | 劉 深

排版 | 周浩鍇

終審 | 劉金程

專訪回顧｜王江雨：如何理解美國的“對等關稅”？

受訪嘉賓簡介：

王江雨教授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終身教職），并擔任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他在國際法學界享有盛譽，是SSCI期刊《亞太法律評論》（Asia Pacific Law Review）的主編，同時也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比較法學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的共同主編。 王教授的研究領域廣泛，涵蓋國際經濟法、國際法與國際關系、比較公司證券法以及法律與發展學。他在國際和中國的法學及貿易期刊上發表了數十篇文章，并出版了若干專著，為法學研究做出了杰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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