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中國大地，軍閥割據與階級矛盾交織成血色圖景。蔣介石與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之間的蔣桂戰爭，暴露出國民黨內部的權力傾軋。這場戰爭不僅導致新桂系敗北，更催生了廣西政局的微妙變局——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廣西，為中共提供了戰略契機。

俞作柏是桂系元老，李明瑞則是其表弟，兩人在北伐中屢立戰功，但對蔣介石的獨裁深惡痛絕。中共中央敏銳捕捉到這一機遇，于1929年6月派遣鄧小平（化名鄧斌）、張云逸等20余名干部赴桂，開啟了一場隱蔽而深刻的政治博弈。

在南寧，鄧小平以省政府秘書身份展開統戰工作。他推動俞作柏、李明瑞成立廣西教導總隊，由張云逸任副總隊長，秘密安插100余名黨員擔任教官，培養革命骨干。同時，中共通過改造廣西警備第四、五大隊，掌握了近4000人的武裝力量。此時的右江地區，韋拔群領導的農民運動已如火如荼，東蘭、鳳山等地的農軍成為革命的堅實后盾。

1929年9月，中共廣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南寧津頭村召開，制定了“深入土地革命，準備武裝暴動”的綱領。會議期間，鄧小平與李明瑞、俞作柏的談判取得突破——李明瑞同意開放工農運動，并撥出3000支步槍支援右江農軍。

然而，局勢突變。俞作柏、李明瑞受汪精衛策動，于10月倉促出兵反蔣，結果兵敗如山倒。鄧小平當機立斷，指揮警備第四大隊和教導總隊攜帶南寧軍械庫的5000余支步槍、200萬發子彈，沿右江向百色轉移。這一戰略撤退保存了革命火種，也為起義奠定了物質基礎。

在百色，鄧小平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決定于12月11日廣州起義兩周年紀念日發動起義。此時，右江地區已建立11個縣的蘇維埃政權，農軍發展到5000余人。瑤族、壯族等少數民族群眾積極參與，形成“工農武裝割據”的雛形。

1929年12月11日清晨，百色城頭升起鐮刀錘頭紅旗。張云逸宣布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全軍4000余人編為3個縱隊，李明瑞任總指揮，鄧小平任政委。同日，右江蘇維埃政府在平馬鎮成立，雷經天當選主席，頒布《土地法暫行條例》，明確“沒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

起義軍迅速控制右江流域，擊潰國民黨警備第三大隊，解放百色、田東等16個縣。韋拔群領導的東蘭農軍改編為紅七軍第三縱隊，成為少數民族革命的旗幟。瑤族青年組成的獨立連在戰斗中表現英勇，他們熟悉山地作戰，用土槍、大刀配合紅軍主力，令敵人聞風喪膽。

右江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首次政權實踐。政府頒布《共耕條例》，允許農民自愿選擇分耕或共耕，兼顧效率與公平。土地革命中，瑤族、壯族貧苦農民分得土地，生產積極性高漲。東蘭縣武篆區的“共耕社”成為試點，毛澤東后來評價其“為全國土地革命提供了寶貴經驗”。

在軍事上，紅七軍實行“官兵平等”原則，廢除肉刑和體罰，設立士兵委員會參與決策。少數民族戰士占全軍半數以上，壯族韋國清、瑤族藍志仁等青年軍官脫穎而出。文化教育方面，蘇維埃政府創辦“列寧小學”，用壯語、瑤語授課，掃除文盲的同時傳播革命思想。

1930年11月，紅七軍奉中央命令北上，執行“攻打柳州、桂林”的冒險計劃。此時，右江根據地面臨桂系軍閥的瘋狂反撲。韋拔群毅然留下，將紅七軍21師主力補充給北上部隊，僅率100余人堅持游擊戰爭。他將三個兒子分別取名“革命”“堅持”“到底”，誓言與根據地共存亡。

紅七軍主力歷經桂、黔、湘、粵、贛五省，血戰梅花村、強渡樂昌河，行程7000余里，減員至2000余人。1931年7月，部隊抵達中央蘇區，被朱德譽為“千里來龍”。李明瑞在作戰中身先士卒，指揮紅七軍配合中央紅軍取得第二次反“圍剿”勝利。

百色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踐“工農武裝割據”的典范。它首次將土地革命、武裝斗爭與民族政策相結合，創造了“瑤漢一家親”的革命范式。韋拔群一家24口17人犧牲，用生命詮釋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

這場起義孕育了鄧小平、張云逸、李明瑞等杰出將領，為紅軍長征儲備了戰略力量。紅七軍北上后，右江地區的革命火種雖遭撲滅，但滇黔桂邊游擊根據地的建立，延續了革命薪火。1949年，瑤族子弟組成的桂北游擊隊配合解放軍解放廣西，印證了百色起義的深遠影響。

百色起義紀念館的《英魂千秋》雕塑上，3989位烈士的名字在陽光下閃耀。他們用鮮血書寫的歷史證明：只有植根人民、尊重差異，革命才能在邊疆土地上生根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