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乘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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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牌匾事件，以“市委主要責任人免職”落下帷幕。
盡管公眾對于“主要責任人是誰”，“禁紅藍黑是怎么出來的”，“免職是否待遇不變”等仍有質疑，但事情至此，至少算是告一段落。
通報出來后，有人替被免的“主要責任人”委屈，認為這不過一樁“小事”。
我不這么認為。
一個地方主官，把城市當成自己的風水局（目前看這是最大的可能），本質上是權力異化、價值觀扭曲和監督缺位的綜合體現，更是對公共利益的嚴重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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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事件涉及城市治理與營商環境，與2023年某地“城管收走孩子作業本”事件，同屬“民生+權力濫用”復合型輿情。
而三河事件，因央媒深度介入和商業品牌連鎖反應，社會關注度更高。
與近年典型政府輿情案例（如2021年鄭州暴雨輿情、2022年唐山打人事件、2023年成都某醫院輿情等）相較，其熱度與影響，可定位為“中高烈度輿情”。
據AI統計，此次事件總輿情量超16萬條，微博話題閱讀量破2.4億次，抖音播放量超5000萬次，接近2022年“唐山打人事件”初期傳播量（約3億次），但低于2023年“成都某醫院輿情”峰值（超5億次）。
此事持續時間，從3月中旬發酵，至4月15日官方通報，事件持續約30天，屬于“長尾型輿情”，與2024年“某地強拆文物事件”（持續45天）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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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一樁小事，并且類似的案例全國其他地方也多次發生過，為何這一次三河翻車得如此難看？
主要在于以下幾方面的綜合因素：
一是政策制定失范。三河市《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導則》作為指導性文件，被擴大解讀為“禁止紅藍黑三色”，且未預留政策緩沖期，暴露出“拍腦袋決策”問題。
二則是執行方式粗暴。強制商戶自費改色、未補償損失，甚至將醫院紅十字標志改為綠色，引發公眾對“權力凌駕于法律與民生”強烈不滿。
還有一點，兩會剛剛強調整治形式主義，三河這事就出來了，正好撞到了風頭上，直接沖擊中|央政策權威性，因此被央媒批為“頂風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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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從政府輿情處理上，也提供了一個反面教材。
從公關角度而言，一開始本來“屁大點事”，如果有關方面早點出來解釋，及時發聲、及時糾偏、及時補償，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事情遠不至于鬧那么大。
但三河偏偏反其道而行。
先是在輿情潛伏期（3月中旬-4月初）未回應，導致自媒體發酵后輿論失控，形成“塔西佗陷阱”效應。
中間拒絕央媒采訪、回避關鍵問題，暴露基層干部“媒介素養”缺失，加劇了公眾不信任。
即使是4月15日的通報，短短幾行字，都僅宣布免職，未回應商戶補償、責任人追責等核心問題，反而引發二次輿情發酵。
可能三河方面的輿情應對策略和能力，以及因此反映出來的干部素質，都非常地情況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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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把問題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
雖然這對地方政府的營商環境和公信力會造成影響，比如就有網友評論稱“連招牌顏色都要管，誰還敢投資？”
輿情后期，“警徽顏色歷史爭議”也被翻出，公眾質疑地方政府“權力濫用”并非這一次，而是長期存在的一種慣性。
一個地方，名聲已經壞到不能再壞，事情一旦到了谷底，接下來就該往上走了。
并且壞名聲越大，“化危為機”的操作空間也越大；就像一個總是遲到的學生，偶然準時一次，就會給老師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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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三河牌匾事件，其反映的“政策制定任性化”及“輿情應對被動化”問題，已成為近年地方政府治理的典型病灶。
事件熱度雖低于惡性刑事案件，但因直接觸及營商環境與權力監督痛點，其社會警示意義更為深遠。
膿包捅破，才有可能根治。
用一兩個“主要責任人”的官位祭刀，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