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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2025年4月10日，《外交事務》雜志（Foreign Affairs）發表了美國前副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與中國戰略專家杜如松（Rush Doshi）共同撰寫的分析性文章。作者呼吁美國在應對中國時摒棄自滿情緒，轉向以“聯盟規模”為核心的戰略路徑。

文章認為，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的評估從過度恐慌轉向過度自信，這種“勝利主義”情緒掩蓋了中國在制造、科技、軍事等領域所具備的持久優勢。文章指出，盡管中國經濟增速放緩、面臨人口老齡化和房地產危機，但在諸多對戰略競爭至關重要的指標上，中國已超越美國或即將超越。

最后，作者批評美國長期以來將盟友視為次要依賴者，主張美國應該轉型為一個以“共享能力”為核心的平臺型大國，構建真正融合的聯盟網絡。這不僅僅是安全層面的合作，還包括經濟、技術、產業整合等全面領域。?

圖源：Foreign Affairs

*本文作者：

庫爾特·M·坎貝爾（Kurt M. Campbell），曾在拜登政府期間擔任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

杜如松（Rush Doshi）是喬治城大學助理教授、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中國戰略計劃主任，并曾在拜登政府期間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與臺灣事務副高級主任。

要在大國競爭獲中得成功，必須進行客觀且不帶偏見的全面評估。然而，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始終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數十年來，美國人見證了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在國際貿易中的主導地位以及不斷膨脹的地緣政治抱負，許多人預感中國終將超越一個在戰略上分散、政治上受阻的美國；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間，不少分析人士認為這一時刻已經到來。

但僅僅幾年后，鐘擺又蕩向了另一個方向，疫情后的中國并未迎來經濟復蘇，北京面臨著嚴峻的人口形勢、曾經難以想象的青年失業問題以及持續加深的經濟停滯，而與此同時，美國則在強化盟友關系，在人工智能等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并享受著經濟繁榮，失業率創下歷史新低的同時股市創下歷史新高。

一個新的共識正在逐漸形成：一個日益老齡化、發展速度減緩且行動變得遲緩的中國，似乎難以追趕上正在上升的美國。華盛頓的態度也從悲觀轉變為過度自信。然而，正如過去的失敗主義是錯誤的，當前這種凱歌式的樂觀主義同樣潛藏著危險，它可能嚴重低估了中國——這個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唯一一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美國70%的競爭對手——的潛在和現實力量。

在若干關鍵指標上，中國已經領先于美國。經濟領域，中國的制造業能力是美國的兩倍；技術層面，從電動汽車到第四代核反應堆，中國全面領先，且每年產生的活躍專利和被廣泛引用的科學論文數量均超過美國；軍事方面，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其造船能力是美國的200倍，導彈庫存遠超美國，并且掌握了全球最先進的高超音速技術——這些成就標志著歷史上最快軍事現代化進程的成果。即便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體制面臨挑戰，其在戰略上仍將保持著強大的威脅性。

據美國海軍測算，中國目前的造船能力已經達到美國的232倍。圖源：新華社

在冷戰時期，蘇聯的領導人常說：

“數量本身就是一種質量。”

隨著生產效率的逐漸接近，那些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經濟規模龐大的國家，通過規模化生產，有望超越那些早期發展的國家。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上個世紀，美國正是這一現象的受益者：它借助了歐洲工業化的浪潮，并依靠其龐大的國土面積和人口優勢，最終超越了英國、德國、日本，甚至在冷戰中擊敗了蘇聯。

現今，中國正從這種歷史動態中獲益，而美國則面臨著技術上被超越、經濟上去工業化、軍事上被擊敗的風險——對手擁有更龐大的人口和更強的生產能力。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戰略優勢再次由“規模”決定的時代。中國具備規模優勢，而美國則不具備——至少無法僅憑自身力量實現。因此，若華盛頓選擇在這場錯綜復雜的全球競爭中單打獨斗，那將是極不明智的。如果美國選擇退守至西半球的勢力范圍，實際上就等同于將世界其他地區讓與一個正積極介入全球事務的中國。

然而，承認需要盟友和伙伴，這只是開始而非終極目標——美國現行的聯盟政策已無法適應現實的挑戰。這種政策根植于冷戰時期的思維，并在過去八十年里因慣性而持續存在。它通常將盟友視為依賴者：他們接受保護，而不是作為共同塑造未來的合作伙伴。這些伙伴雖然有用，但也常被視為麻煩制造者，甚至成為阻礙。這種模式已經不再適用。為了實現戰略的規模化，美國必須將其聯盟架構從一個被動管理的關系網絡，轉變為一個在軍事、經濟和技術領域實現融合與共同能力建設的平臺。

在實際操作層面，這種轉變可能意味著：日本和韓國參與美國軍艦的建造，中國臺灣地區協助美國建立半導體工廠，同時美國向其盟友開放最先進的軍事技術。所有成員國將在針對中國的關稅或監管壁壘后共同整合市場。這樣一個以美國為領導核心，結構明確、系統互聯的聯盟，將能形成一種中國難以單獨匹敵的整體優勢。

然而，這一戰略路徑要求美國外交政策從傳統的“指揮—控制型”模式轉變為以“能力為中心”的新型治理策略。這種對權力構建和運用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是在一個美國已不再享有絕對規模優勢的世界中實現戰略成功的必要條件。當中國利用其時間優勢和體量進行戰略布局時，美國及其盟友必須依靠凝聚力和集體影響力來應對挑戰。借用本杰明·富蘭克林的名言：

“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否則必將各自滅亡。”

近日，《紐約時報》評論稱，隨著特朗普對盟友的經濟、防務伙伴關系、國家主權發出威脅，許多與美國結盟的國家認為美國已不值得信任。圖源：新華社

從體量到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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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每一個大國都能成為強國。體量指的是規模維度；而“規模”指的是利用體量來實現效率與生產力，從而勝出競爭對手的能力。小國可以通過在有限基礎上的高效運作成為世界一流強國，但當大國在更廣的基礎上運用同樣的方法時，它們能改變世界。

更廣闊的國內市場能夠壓低成本，使本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更具競爭力；更龐大的人口則形成更深的人才庫和科研基礎；大國對貿易的依賴程度較低，因而在經濟上更具韌性；同時，它們也能夠維持規模更大的軍事力量。

歷史上，小國往往依靠先發優勢，在大國的默許或忽視之下崛起。18世紀與19世紀，英國憑借工業化的先發優勢得以稱霸全球。但這種主導地位并未持續太久。德國和美國——部分受益于英國工業技術的擴散——實現了比這座位于歐洲西北角小島更大的規模。

從1870年至1910年，英國在全球制造業中的份額減少了一半，而美國與德國則迎頭趕上并最終超越。英國的鋼鐵產量雖然翻了一番，達到650萬噸，但德國增長了五倍至1200萬噸，美國則增長六倍，達到2300萬噸。德國與美國借助更大的國內市場、資源基礎與人才儲備，在多個關鍵產業中取代了英國，拉低邊際成本，獲得經濟優勢，而這種經濟優勢又轉化為更大的軍事與技術優勢。這些趨勢最終促成了英國的去工業化及其逐步衰落。

19世紀中后期，美國通過鐵路建設和大規模工業化進程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相比之下，英國雖然依然是全球貿易和工業中心，但經濟增長開始趨于平緩。圖源：Financial Times

英國的領導人和戰略家們對這一問題是有所察覺的。19世紀末，英國歷史學家約翰·羅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在當時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中，對“更大規模、更有組織的國家”的興起表示擔憂，并指出隨著技術的擴散，“俄羅斯與美國將超越現在所謂的大國，正如16世紀的大國超越了佛羅倫薩。”

在大英帝國尚未崩潰之前，他便已擔心英國會被降格為“一個純粹的歐洲強國”，如同西班牙一樣。西利并非唯一提出應通過“大英帝國”整合——也就是與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的帝國屬地建立更緊密聯系——來追求規模和效率的人。但這些努力啟動緩慢、推進不力，最終也未能成功。最終，這些殖民地各自分道揚鑣，而英國始終未能真正實現“規模”。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英國幸運地擁有了一個實力更強大的盟友——美國，它具備規模優勢，有能力協助贏得戰爭。這種規模的威懾對手們看得一清二楚。在大戰爆發前，希特勒曾觀察到：

“美利堅合眾國……已經創造出一個如此龐大的力量因子，它足以顛覆以往的國家力量格局。”

日本海軍上將山本五十六則預測日本軍隊“在戰爭最初六個月或一年內可以肆意妄為，但之后我完全沒有信心”，原因正是美國的制造能力。意大利外交部長同樣承認，一場持久戰對美國有利。軸心國都害怕美國的工業能力。他們清楚，“數量本身就是一種質量”。

如今，這種令人膽寒的規模與能力，屬于中國。美國的戰略制定者必須直面這樣的風險：美國可能會陷入與一百年前英國相同的境地。英國的經驗既是一種教訓，也是一種警示：它試圖整合帝國的努力開始得太晚、力度也不夠。但美國今日仍有成功的機會，只要它能以全新方式調動盟友與伙伴的規模優勢。

崛起、衰退與再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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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起點必須是準確的自我評估。近年來，《外交事務》刊登了大量文章，認為美國對中國仍擁有清晰而持久的優勢——

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指出，“中國經濟相對于美國正在萎縮”，“當前趨勢正在鞏固一個單極世界”。 斯蒂芬·布魯克斯（Stephen Brooks）與本·瓦格爾（Ben Vagle）宣稱，“美國仍擁有決定性的、持久的優勢”，這種優勢將在沖突中賦予其顯著的經濟杠桿。 裘德·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和哈斯（Ryan Hass）則總結道，“美國在經濟活力、全球影響力與技術創新方面，仍然優于中國”。

然而，預測大國的興衰始終是一件極具風險的事情——信息常常不足，分析容易帶有偏見，現實事件的陰影揮之不去。更關鍵的是，很難厘清哪些指標才是真正重要的、又在哪個時間尺度上發揮作用。美國戰略界在判斷日本與蘇聯時，也曾經歷過類似的搖擺不定。這種評估上的弱點，如今在中美之間的判斷上再次顯現。

毫無疑問，中國面臨著嚴重的問題：人口老齡化、債務高企、生產力停滯、房地產市場風險上升、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私營企業的發展不順。然而，即使面臨這些宏觀經濟難題，也不一定意味著中國會在戰略上處于劣勢。

兩個事實可以同時成立：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另一方面它在戰略上的威脅正在增強。而且，北京完全可能在未來幾年重回理性決策軌道，逐步應對這些挑戰。若過分強調中國的弱點，就可能低估它在那些對大國競爭至關重要的指標和時間框架上所具備的規模與能力。

例如，許多人如今將“美國經濟總量將繼續超過中國”這一判斷作為美國優勢的有力證據，這與幾年前的普遍預期相悖。但正如經濟學家諾亞·史密斯（Noah Smith）在其對GDP比較的分析中所指出的：

“美國人不應因其按市場匯率計算的GDP超過中國而感到欣慰。”

匯率的波動會影響相對規模的判斷，例如，人民幣自三年前高點以來貶值了15%，這會讓中國經濟看起來縮水了15%，但其產出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

若采用世界銀行的購買力平價方法（盡管并不完美），可以發現中國的經濟總量大約在十年前就已超過美國，如 今約為30萬億美元，而美國為24萬億美元，前者比后者大出25%。這種購買力調整方法，更準確地反映了國家實力的實際構成因素，如基礎設施投資、武器系統、制造產品與政府人力資源支出——這些恰恰是維持長期戰略優勢的關鍵。

按照購買力平價估算，中國的零售總額實際上已經比美國高出約60%。圖源：新華社

以這一方法衡量，如果單獨考察商品而非服務，中國的生產能力是美國的三倍——這一優勢在軍事和技術競爭中具有決定性意義——并且其制造能力超過了排在其后的九個國家的總和。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二十年里，其全球制造業份額增長了五倍，達到30%，而美國的份額則縮減了一半，降至約15%；聯合國估計，到2030年，這一失衡將擴大到45%對11%。中國在許多傳統產業中居于領先地位——其水泥產量是美國的20倍，鋼鐵是13倍，汽車是3倍，電力是2倍——而且它在越來越多的高端領域中也開始占據主導。

盡管在生物技術和航空領域尚在追趕——這些是美國的傳統強項——但中國憑借“中國制造2025”等雄心勃勃的產業政策，已經實現了令人矚目的進展。

中國如今生產了全球近一半的化工產 品和船舶，超過三分之二的電動汽車，超過四分之三的電池，80%的消費級無人機，以及90%的太陽能電池板與關鍵精煉稀土礦物。為了確保并擴大其主導地位，北京還在持續推進相應部署：中國負責了全球一半的工業機器人安裝量（是美國的七倍），并且在商業化第四代核能技術方面領先全球至少十年，計劃在未來二十年內建造100座以上反應堆。上一次有大國如此全面主導全球制造業，還是1870年代至1940年代的美國。

今年一季度，我國民營企業進出口高技術產品創歷史同期新高，規模接近1萬億元。其中，出口工業機器人增長67.4%。圖源：新華社

美國的觀察家往往低估了中國的創新能力，錯誤地以為它只是簡單地復制和再現西方的發明。事實上，與英國、德國、日本和美國曾經的崛起路徑一樣，中國的制造能力為其創新優勢提供了堅實基礎。國家投資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對科研的投入如今已可與美國比肩。而中國龐大的人口則提供了深厚的人才儲備和規模優勢。根據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的一份最新報告，在未來十大戰略產業中，中國在其中六個領域處于全球前沿，甚至領先。

中國在工業和創新領域的這些實力，可以隨時轉化為軍事能力。中國海軍已經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未來五年內還將增加65艘艦艇，總規模將比美軍大出約50%——達到約435艘，而美軍約為300艘。中國快速提升了艦艇的打擊能 力，其垂直發射系統單元的數量十年前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而到2027年時有可能超越美軍。

盡管在航空領域仍落后于美國，但中國已經突破了長期以來的技術瓶頸，實現了噴氣發動機的國產化，并正在迅速縮小產能差距，如今每年可生產超過100架第四代戰斗機。在大多數導彈技術領域，中國可能是全球領先者：其擁有世界上首款反艦彈道導彈，空對空導彈的射程令人驚嘆，常規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的庫存居全球首位。并且，在越來越多的軍事前沿領域，從量子通信到高超音速技術，中國已領先于任何競爭對手。這些優勢是幾十年積累的結果，即使中國經濟停滯，這些優勢也將長期存在。

知己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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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確實面臨諸多挑戰，但這些挑戰的戰略意義往往被夸大。例如，人口結構問題雖然在長期內將構成重大難題，但在與美國競爭的中期時間尺度內——即更為相關的時期——仍屬可控。由于毛澤東時代嬰兒潮一代的孫輩正陸續進入勞動市場，中國出現了一種“代際回聲”的現象，這使得盡管整體人口老齡化，15歲以下人口的總數在2010年與2020年兩次人口普查之間反而增加了超過三千萬，同時其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在上升。

中國的撫養比（即勞動人口與兒童及老年人口的比例）直到2050年仍將低于日本當前的水平。而中國在教育、工業機器人以及具備“實體智能”的人工智能方面的大規模投資，也將有助于其緩解勞動力短缺問題。

債務水平同樣值得分析。雖然中國的居民、企業與政府債務總額已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00%，創下歷史新高，但其他大國——包括印度、日本、英國與美國——也存在類似的債務水平。在某些情況下，一項在某方面看似是弱點的指標，實際上卻體現了另一種戰略優勢。

例如，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崩盤無疑拖累了經濟增長，但北京正將從這一領域抽離的信貸重新投入到產業政策當中，從而提升了中國的競爭力。同樣，美國企業雖然繼續占據更多的利潤份額，也主導著市值排名，但中國企業則往往追求不同的目標，它們愿意通過虧損來獲取市場份額、擠壓競爭對手出局。盡管面臨短期挑戰，但中國仍在進行著一場長線博弈。

即便中國的弱點比目前預期的更為嚴重，它在大國競爭中關鍵指標上的實力，也仍將遠超以往任何一個美國的對手。華盛頓過去可能高估過德國、日本和蘇聯，但中國是第一個單靠體量就超越美國的對手，同時它在多個關鍵戰略領域中也占據了領先地位。無論中國是否停滯，它都將比以往任何挑戰者更為強大。

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稱，美國的“衰落論”本身就是一種風險，它可能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一警告確實有其道理；大國的衰落往往始于對自身狀況的錯誤認知。但正如政治 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蘇聯解體前于本刊撰文所指出的那樣，憂慮衰落本身也可能成為驅動復興的力量。真正的風險并非“衰落論”，而是自滿情緒——它會讓國家缺乏戰略上的決心，并無法引發起應對中國挑戰所必需的集體行動。事實上，美國——尤其是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執政時期——反而更可能高估自身的單邊能力，低估中國的反 制能力。

以能力為中心的治國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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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華盛頓而言，任何嚴肅的長期競爭戰略都必須圍繞三個基本現實展開：第一，規模至關重要；第二，中國的規模前所未有，美國歷史上從未面對過如此龐大的對手，而且中國自身的問題不會在任何一個相關的時間范圍內，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現實；第三，唯一可行的路徑是采取一種全新的聯盟方式，讓美國自身也能擁有匹敵的規模。

總的來說，這意味著美國如今對盟友和伙伴的依賴程度遠超以往。它們不再是前沿駐軍的誘餌、遙遠的保護對象、附庸或象征性的“地位標志”，而是美國實現大國競爭所需“規模能力”的實際提供者。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的聯盟首次不再是為了“投射”力量，而是為了“維持”力量。

在冷戰期間，美國及其盟友在綜合實力上遠勝蘇聯。如今，略微擴大配置的民主國家聯盟也將遠超中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日本、韓國、墨西哥、新西蘭、美國以及歐盟加起來的經濟總量為60萬億美元，而中國僅為18萬億美元，前者以市場匯率計算是后者的三倍多，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仍是其兩倍以上。這一聯盟大約占全球制造業總量的一半（中國約占三分之一），在活躍專利與高被引學術論文數量方面也遠超中國。在國防開支方面，這一聯盟每年支出約1.5萬億美元，是中國的兩倍左右；它還將取代中國，成為幾乎所有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當前中國是全球12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

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近日表示，加拿大正尋找可能替代美制武器裝備的購買方案，原因是加拿大在安全方面過于依賴美國。圖源：新華社

在絕對意義上，這一由民主國家與市場經濟體構成的聯盟，在幾乎每一個維度上都具有超越中國的規模優勢。但如果這一力量未能實現協調，它所擁有的優勢將仍是“理論上的”。因此，釋放這一聯盟的潛力，應成為21世紀美國治國戰略的核心任務。這一目標無法靠延續傳統的聯盟政策實現。

美國應從其長期建立的雙邊盟約（例如與日本、韓國的同盟）、多邊機制（如北約），以及較新的合作平臺（如與澳大利亞和英國的AUKUS防務科技協議）與非正式機制（如四方安全對話——Quad，包括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出發。但任務不僅是慶祝這些框架的存在，或擴大其成員范圍，而是要深化其功能，使之成為跨多個領域的“能力型治國方略”的支柱。

這些聯盟關系過去過于依賴一種設定：即美國負責提供安全保障，而其他國家僅提供政治支持，或在最好的情況下提供一些“專長能力”。這種安排總體上以“安全”為中心，著重于威懾、部署與安撫，但在經濟協調、產業整合和技術合作方面仍屬次要與初步階段。這一傳統模式根本無法應對一個像中國這樣具有體系性挑戰的對手，不足以應對當前的時代要求。

近幾十年來，美國在處理聯盟與伙伴關系上的方式受到戰略慣性與結構等級制的共同影響。如今，美國必須將其聯盟轉變為一個可以在所有關鍵領域——不僅僅是軍事——生成共享能力的平臺。實現這一轉型，需要美國與伙伴之間在協調性與相互依賴性上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感到不適。

就軍事力量而言，建設規模要求能力必須雙向流動，包括對美國防務產業中薄弱環節的投資，以及對那些歷史上未曾獲得先進技術的盟友更加慷慨地提供美國的尖端軍事技術。

在經濟領域，實現規模意味著要對中國的過剩產能構筑起共享的關稅與監管壁壘，同時建立協調產業政策與整合聯盟市場份額的新機制。

在科技領域，挑戰同樣在于構建統一的投資規則、出口管制與科研保護機制，以防止技術流向中國，同時推動聯合投資。

這些步驟標志著一個區別——即從“在原則上結盟”的聯盟，邁向“在實踐中融合”的聯盟。這一轉變——將共享能力作為戰略基礎——將使美國及其伙伴具備在規模與速度上與中國一較高下的能力。

雙向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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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曾利用現有的安全聯盟和伙伴關系，搭建起一個“網狀結構”（latticework），旨在更好地分散兵力部署、提升盟國防務支出，并啟動AUKUS等新的安全安排，同時提升“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機制的地位。這些努力值得延續，但下一步應是徹底改造防務工業合作機制。

烏克蘭戰爭提供了清晰的教訓：美國自身難以具備足夠的能力來獨自支撐一場與中國的長期沖突。盡管來自無人系統等新興企業的創新令人鼓舞，但真正的“規模”，特別是在傳統武器系統方面，需要通過與盟友的聯合生產和更深層次的產業融合來實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民主兵工廠”（Arsenal of Democracy）已不太可能重現。取而代之的，應是歷史學者阿瑟·赫爾曼（Arthur Herman）所稱的“民主國家兵工體系”（Arsenal of Democracies）：一個以聯合生產、共享創新和整合供應鏈為基礎的網絡化防務工業體系。

這意味著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格局。在過去，美國主要向其他國家“單向輸出”能力。而如今，為了實現規模，必須實現“雙向流動”，包括盟友在美國本土的投資與制造。拜登政府已經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例如讓日本維修美國驅逐艦，盡管規模尚小，但展現出合作的可能性。

更具雄心的措施可能包括：與日本和韓國的造船企業開展合資項目（它們的生產效率是美國企業的兩到三倍）；促成歐洲導彈制造商與美國企業合作；或吸引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的企業在美國本土生產傳統微電子產品。然而，過時的監管與政治障礙經常阻礙美國從盟友能力中獲益，而這必須由國會與政府部門共同協調予以解決。

與此同時，美國自身的能力也必須向盟友外流。拜登政府時期推動的AUKUS協議，以及與日本聯合生產戰斧導彈的舉措，是邁出的正確一步。但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就必須突破官僚體系中根深蒂固的“同盟”，即國務院擔心技術擴散、國防部擔憂技術優勢流失。這種恐懼必須被克服。快速分享技術，是確保澳大利亞建成核潛艇艦隊、亞洲盟國擁有足夠反艦巡航導彈與彈道導彈、臺灣地區具備足夠的威懾能力，以及印度能將其安達曼群島打造成北京無法忽視的要塞關鍵。

在實踐中，這意味著要協調出口管制法律、統一采購標準，并在從半導體到光學設備等關鍵環節協調投資。盟友之間也可以互相轉移能力，不論是在同一區域，還是跨區域。雖然這方面已有初步進展，但潛力遠未被挖掘。比如，韓國的武器裝備可以幫助歐洲實現重新武裝與再工業化；法國的核技術可以支持印度的潛艇項目；挪威和瑞典的導彈系統可以幫助印度尼西亞和泰國保護其海域。要實現能力整合，就必須超越傳統聯盟思維，由美國牽頭推動跨聯盟的集體行動。

更緊密的一體化還要求更多的責任共擔——甚至是責任轉移。盟友和伙伴在加強跨區域聯通的同時，也必須在本地區的威懾任務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歐洲國家要在歐洲承擔更多責任，亞洲國家要在亞洲承擔更多責任。

這可以通過強化像“四方安全對話”或“美日韓三邊關系”這樣的多邊安全機制來實現。但華盛頓同時也需要與盟友加強實戰層面的協調——通過現代化的聯合指揮與控制系統、對互操作性的投資、以及更高級別的聯合軍演。例如，可以從與盟友組建地面防空和反艦導彈聯合作戰單位開始，用于印太地區危機中的應對，未來再延伸至更復雜的空軍與海軍編隊。

美國還應通過給予盟友更大參與權，來強化延伸威懾，包括在核指揮與控制方面給予更多發言權，以及借鑒冷戰時期對歐洲盟國所采取的“核共享”安排，推動類似機制。

在全球層面，美國可以推動新版“關島原則”（Guam Doctrine）——這是尼克松總統在越戰后提出的一項戰略，主張將責任更多地下放給地區伙伴。新版的原則將賦予地區國家更多主導權——正如澳大利亞前總理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所說，成為本地區的“副警長”：如澳大利亞主導太平洋島國事務，印度主導南亞，越南主導中南半島事務，尼日利亞主導非洲事務。在實踐中，這意味著當一個南亞國家面臨挑戰時，美國應當聽取印度的判斷，決定如何維護地區穩定、對抗中國影響，而非推動自身偏好的方案。

共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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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在與中國的經濟與技術競爭方面采取了一些重要舉措，包括與歐盟成立“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啟動“美印關鍵與新興技術倡議”（U.S.-India Initiativ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以及與日本和荷蘭協調對華半導體出口管制等。然而，要真正應對中國的產能過剩并保持技術領先，美國必須采取比以往更具雄心的行動，超越其傳統所愿采取的范疇。

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成立于2021年，旨在加強美國和歐盟之間的貿易和技術合作，應對中國在科技領域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圖源：Wikimedia Commons

中國的非市場行為及其龐大體量，已經讓世界貿易組織失效，現如今更對美國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工業基礎構成了根本性威脅。如果試圖單獨應對這一挑戰，結果注定失敗：即使美國成功保護了自身市場，也無濟于事，因為中國依然能夠將美國企業擠出盟國市場，這些企業就難以獲得保持競爭力所需的市場規模。因此，美國及其盟友和伙伴必須“共同找到規模”，通過一道防御性的護欄共同抵御中國出口的沖擊。

建設一個受保護的共同市場，可以從對中國商品實施協調性關稅開始。但由于關稅容易被規避，更可行的方式可能是采取協調一致的非關稅壁壘，包括監管工具（拜登政府曾用類似工具限制來自中國的聯網汽車）。這類監管措施更容易且更迅速地與伙伴國家協調推行。

另一個可用的工具是“優先多邊主義”（preferential plurilateralism）——即在盟友和伙伴之間選擇性地開放市場，同時對中國商品設立更高的進入門檻。這一做法在美國政治光譜中得到了廣泛支持，從特朗普政府時期的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到多位重量級民主黨國會議員，都表示認同。這種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二戰后初期的貿易體系——當時西方國家為自由世界成員提供了優先待遇，以區別于專制政權。如果全面自由貿易協定的時代暫時告一段落，那么與盟友達成具體行業領域的協議，將成為整合市場、規避政治阻力的重要路徑。

協調一致的產業政策工具同樣有助于推進合作。例如，可設立一個新的“國際產業投資銀行”，為戰略性行業中的企業提供貸款，幫助它們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出去，特別是在醫藥和關鍵礦產等領域。此外，協調努力以消除盟友和伙伴之間投資的障礙，也是一種可行路徑，例如，取消對盟國投資的國家安全審查。日本、韓國與中國臺灣地區近年來已在對美工業投資方面投入巨大（在拜登政府任內已超過3000億美元，且在特朗普回歸后仍在增長）。

盡管人們常常將歐洲描繪為經濟停滯不前的地區，但事實上，歐洲在鋼鐵、汽車、船舶和民用航空方面的產量超過美國，其全球制造業占比更高，制造業就業人口是美國的三倍。與此同時，通過加強科學生態系統之間的聯系——包括加深科研合作、促進人員交流和制定統一的科研保護機制——可以確保美國的盟友和伙伴在技術上具備與中國抗衡的規模。

共同的市場份額也將帶來戰略杠桿。一項集體經濟防御框架——類似于“北約第五條”（即共同防御條款）的“經濟版第五條”——早就該出臺了，用以應對中國的經濟脅迫。這種機制一旦建立，當成員國中任何一方遭遇北京的經濟打壓時，將會觸發協調一致的制裁、出口管制或貿易應對措施。這種制度不僅可增強抵抗能力，也可成為軍事威懾的延伸平臺。

退出或忠誠？

紅線

特朗普對美國盟友發出了尖銳的抉擇與赤裸裸的威脅。可以理解的是，許多國家如今可能不愿意在短期內再次將自己與華盛頓進一步捆綁。那些歷經數代人建立起來的信任，很容易被迅速破壞。

大國常常高估自己對他國的影響力。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并未料到，他在聯邦內部推動的區域自治改革最終會導致各加盟共和國紛紛“脫離”蘇聯。而特朗普政府或許也未曾預料到，它對盟友的羞辱與施壓會引發類似的“戈爾巴喬夫時刻”。

事實上，一些美國的關鍵盟友已經在考慮向華盛頓“宣布獨立”——包括發展核武器、建立新的區域集團、挑戰美元的主導地位。一些國家甚至因國內對美壓力反彈而考慮與中國更進一步，即使這可能嚴重損害其產業或國家安全。美國正面臨一個將“自由世界”撕裂的風險，同時也可能錯失達成規模優勢的最佳途徑。

然而，正當華盛頓有意無意地背離其盟友時，中國卻在積極打造屬于自己的陣營。在反西方情緒和各自狹隘利益的驅動下，中國、伊朗、朝鮮與俄羅斯正在形成一個具備相當規模的“威權聯盟”。中國幫助俄羅斯恢復其國防工業基礎，協助伊朗向俄方提供單向攻擊型無人機，并默許朝鮮向歐洲派遣作戰部隊。這四個政權還在共同削弱美國的制裁體系，并開展外交協調、情報共享和聯合軍演。這一統一戰線，必須以統一戰略予以應對。

當一些美國戰略人士鼓吹通過所謂“逆基辛格戰略”（reverse Kissinger）拉攏俄羅斯、制造中國與其伙伴間的分裂時，北京也在有計劃地利用西方聯盟內部的裂縫，尤其是在美歐之間。現在的風險是：華盛頓可能最終與歐洲分道揚鑣，而中國卻與俄羅斯愈發緊密。如果說中國近年來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曾無意中幫了美國一把，那么如今美國本身也在陷入“外交好斗主義”，無端為中國制造“體面與理性”的扮演空間。與其幻想與敵對大國開展合作，不如專注于穩固與那些即使在北京眼中也被視為美國最大優勢的盟友與伙伴之間的合作。

如果美國不去與他國共建規模，反而退守西半球，拆解自己的同盟網絡，那么21世紀的競爭將很可能成為中國輕松取勝的戰局。美國將如同昔日的英國，被一個擁有前所未有規模的大國所壓制。未來世界將不再是單極世界，而是多極格局，但中國將是其中最強者，甚至在某些領域超過所有其他強國的總和。屆時，美國將變得更弱、更窮、影響力更小——而中國將成為制定國際規則的力量中心。

盡管如今一種“低估中國、夸大美國”的共識正迅速形成，但這種思維與過去反復出現的誤判如出一轍。對美國自身軌跡的過度樂觀，反而可能助長一種“單邊主義”的傾向——它在隱含上，甚至越來越公開地認為美國的盟友與伙伴要么可有可無、要么價值被高估，而實際上，這些國家恰恰是美國面對強大對手時達成規模的唯一路徑。

成功需要比拜登政府此前的“親盟友政策”走得更遠、更有雄心，同時也必須徹底摒棄特朗普時代那種“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思維。

這種承諾不僅是一項政策選擇，更是展現美國及其盟友、伙伴真實能力的信號。中國高度關注美國實力的國際感知，而這種感知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中國對華盛頓整合盟友與伙伴能力的判斷——即便在北京看來，那正是美國最強的優勢。因此，最有效的美國戰略——也是近年來最令北京感到不安的戰略——應當是與這些國家共同構建新的、持久的、強大的“聯合能力”。在當前形勢下，一項持久的、跨黨派的、以升級聯盟網絡與戰略合作為核心的承諾，是美國在面對迄今為止最強勁對手時，找到規模路徑的最佳方式。

本文編譯｜張樂詞（諾丁漢大學馬來西亞分校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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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浩鍇

審閱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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