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影視劇中頻繁出現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

像《小小的我》中的腦癱，《不說話的愛》中的聾人，《第二十條》中的聾啞人，《向陽花》中的刑滿釋放人員。

這是人文關懷還是選材瓶頸？

其實，說人文關懷都抬舉他們，終逃不脫功利二字，為沖獎、為掩蓋、為熙熙攘攘，趨之若鶩，審美疲勞。

可他們是真的拍社會，拍底層嗎？看過便知，虛無主義蔓延，小布爾喬亞式臆想，盡是空中樓閣，自我感動，折磨觀眾。

聽他們大放厥詞，拽這主義那關愛，讓他人為他們站臺，實則消費弱勢群體，角度不平視，全是俯視，內容生硬制造矛盾，拍成了各種奇觀，動機不純。

可你還不能吐槽，因為他們道德綁架了觀眾，都形成了應對的統一話術。

票房不行就是題材小眾，敢于嘗試，為邊緣群體發聲，或是扣粉籍，說你是黑水，對家惡意中傷。

你還不能回復，回復了就說你急了破防了，你行你上，縱然你花錢買了票也沒有評價的資格，一水的空瓶。

你不看就是市場不行，不關注底層，《哪吒2》出現又說霸占排片，吞了所有份額，導致市場涼了。

你看了覺得不行想說幾句，說爛片就是不尊重身障人士，說不感動就是尬黑沒看懂，不能批評只能夸贊，總之不論怎樣都要贏。

這說明了什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含金量還在提升。

“文藝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為了這個目的，有些什么問題應該解決的呢？我以為有這樣一些問題，即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立場問題，拍那些片子的導演，演那些片子的演員，他們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

顯然不是，沒調查、沒深入，有著何不食肉糜的疾苦，只從自己角度看問題，只知向下拒絕，賽博丁真。

態度問題，究竟是歌頌還是暴露？二者并不沖突，但所謂為底層發聲的影片就曉的尷尬的煽情。

殘障人士積極生活的一面看不到，人性異化，社會缺失，體制不健全的一面看不到，不拍他們向上的過程，只瞄準落后的部分。

甚至都有了公式，主角苦難、淚眼婆娑、音樂推起，哭成一片，可當你真想看到他們的困境是什么的時候卻發現什么也看不到。

工作對象問題，是拍給誰看的？按理說，面對的應該是廣大觀眾與特殊群體。

然而事實上，拍給粉絲和評委看的，路人都被強行閉麥，拍底層卻把底層隔絕了，文章寫盡太平事，不肯俯首見蒼生。

既然對象都搞不明白，自然就不會有工作的過程，進而出現各種不熟、不懂。

對自己拍攝的對象不熟，不熟悉邊緣群體的生活習性，對底層豐富生動的語言不懂，常常在片中夾著一些生造出來的臺詞與不三不四的詞句。

沒有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卻老愛說大眾化、接地氣，終于有人拍了特殊群體，可結果是講了一通脫離實際、生搬硬套、強說憂愁的大道理。

由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他們的思想感情沒有變化。

如表現普通人對抗生活，都是“我行、我信”，喊幾句口號困難就迎刃而解了，好像只要倔強不認輸，什么問題都不是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缺失。

是不是很眼熟？眼熟就對了，這不就是小布爾喬亞站在自己的階級臆想另一個階級嘛，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是小資產階級。

向下是倔強就夠了，向上，女頻是男人都愛我，男頻是女人都愛我，整天風花雪月沒有正事，不見大宅門，愣裝紅樓夢。

什么月薪一千八，整日笑哈哈，城市送外賣，住著大平層。

表面是職場，內里情與愛，醫療劇沒醫療，律政劇沒律政，創業劇沒創業，金融劇沒金融，時代劇沒時代，軍旅劇沒軍旅，所以但凡是身處這個階級的人看他們的作品，觀感都是格格不入。

至于學習問題，哪有什么學習，坐吃山空，倚老賣老，什么火了就榨干剩余價值，反正不是為身障人士發聲，也不是為觀眾服務，有時候他們連觀眾都不需要。

“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

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

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里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這段話都不用專門解析，《滿江紅》就是典型代表，岳飛的故事家喻戶曉，卻能整成不知所謂的虛無主義，他們連滿江紅都不愿意去研究，又怎么會去真正觀察又苦又累，也許吃力不討好的身障人士，不分析就創作，成片觀眾肯定不賞識。

“他們許多時候，對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寄予滿腔的同情，連他們的缺點也給以同情甚至鼓吹。

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西，那是為著獵奇，為著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是為著追求其中落后的東西而愛的。”

以此為參考，再看那些表現苦難的電影，有哪個能入得了眼，你一旦反駁，他們就說某某人、某某地不有現實案例，用個例代表大眾，等同于政治正確，這不就是lgbtq那一套玩法。

綜上，你說他們是人文關懷嗎？

可別給他們貼金了，再貼下去，人文關懷都要成貶義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