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日本學者鹽谷溫(1878—1962)在他的著作中談及《金瓶梅》，他說：“因為是反于《西游記》底空想，為極其寫實的小說，所以在認識社會底半面上，實是一種倔強的史料。至其作者，或傳說是明之大文豪王世貞，或說是王氏底門人。”（鹽谷溫著，孫俍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開明書店1929年版，頁459。此書原為日文版。）

《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請注意：對《金瓶梅》的作者問題，鹽谷溫沒能提供明確答案﹔他強調《金瓶梅》“極其寫實”。一般評論者所說的“寫實”偏指物質環境方面的真實。　　

到了2005年，美國華裔學者田曉菲也認為《金瓶梅》“極端寫實”，她說：“必須有健壯的脾胃、健全的精神、成熟的頭腦，才能真正欣賞與理解《金瓶梅》中因極端寫實而格外驚心動魄的暴力——無論是語言的、身體的，還是感情的。”(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頁3)。

《秋水堂論金瓶梅》

2023年，張隆溪教授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一書中說：

It opened a new sphere for realistic depiction with a subtle observation of people’s inner world and psychological complexities, and that is a direction further developed in such later important novels as The Scholars and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p.336)

張教授這句話用realistic來描述，還強調作者擅寫人物的心理。

至于《金瓶梅》的作者，張隆溪教授說：it is obviously one author’s creation,…(p.336) 意思是，《金瓶梅》是一個人獨創的。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張教授稱贊《金瓶梅》作者擅寫people’s inner world and psychological complexities, 即人物心理夠復雜。心理這方面，美國學者梅維恒(Victor H. Mair)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英文版，2001）和孫康宜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下冊》（英文版，2010）也有討論，而且這兩部文學史書都提到psychological realism (心理現實主義)。

《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說：

Chin P’ing Mei is almost maddening in its commitment to surface: there is not much room left for interiority or “psychological realism.” (p.641)

梅維恒主編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2年

這個論點聲稱《金瓶梅》沒怎么寫人物的內心，和張教授的看法頗有出入。

本文探討文學史家怎樣看待《金瓶梅》的心理描寫，兼談《金瓶梅》的“單一作者”論。現代小說，情節往往不是重點，人物心理才是重點。

本文的題目上用“作者”（而不是直接標示“蘭陵笑笑生”），原因是：據說《金瓶梅》有些章回是出自“陋儒”的手筆，可能和蘭陵笑笑生沒有關系。

《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論《金瓶梅》的“心理現實主義”

2001年，英文版《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出版，其第四篇第三十五章“長篇小說”(Full-Length Vernacular Fiction, p.620) 論及《金瓶梅》。這一章由Wai-yee LI 李惠儀教授撰寫，中譯本譯者將Full-Length Vernacular Fiction 稱為“章回小說”（中譯本，頁680。Full-Length指“長篇”。）

《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中，涉及《金瓶梅》的部分沒有獨立成章。此書按文類( 不按朝代)分章。李惠儀教授首先討論《三國演義》(頁681)、《水滸傳》(頁687)、《西游記》(頁694)，然后才到《金瓶梅》等等。

《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

李惠儀教授看出《金瓶梅》有時候超出道德說教之外。她說：“道德說教和對于縱欲的勸懲和批評，在晚期帝國時代的色情文學中是司空見慣的內容”，唯獨《金瓶梅》將欲望和死亡關聯起來（中譯本，頁703)。

她這意見，似乎與孫述宇的論述相同（參看洪濤《文學史上moralistic話題的萎縮、第一流小說的誕生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三十八）》一文，載“古代小說網”2025年3月18日）。

李惠儀教授認為，《金瓶梅》在二十世紀被認定為現實主義的作品是因為它描寫了真實可感的物質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營造家庭與社會的種種關系 (她的原話：Chin P’ing Mei’s reput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a realistic masterpiece rests on this untiring enactment of family and social relations within a palpable, credible physical context. )

請注意，她說的是 physical context，相對于psychological realism而言。

李惠儀批評《金瓶梅》作者笑笑生根本沒有留太多余地給內心描寫或者“心理現實主義”(psychological realism)，她說:Chin P’ing Mei is almost maddening in its commitment to surface:there is not much room left for interiority or “psychological realism.” (p.641)

李惠儀的意思是：蘭陵笑笑生過度聚焦于描寫物質生活(physical)表面，例如，李瓶兒死后出殯，敘述者似乎對殯儀細節更感興趣，而不重視西門慶的情緒。

李惠儀接著討論flawed realism (指“有缺憾的現實主義”，見于 p.641)。

有什么“缺憾”？

《金瓶梅》書中有許多插科打諢、不真實的片段。笑笑生偏愛挪用套曲、韻文、寶卷的文字，沒有擺脫說書人的口吻、戲劇的套路（例如，角色出場時以詼諧、自貶的打油詩進行自我介紹），這些特點使得夏志清 (C. T. Hsia, 1921–2013) 甚感失望。

C. T. 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1968)

這里，我們看看《金瓶梅》書中的一個實例。

《金瓶梅詞話》第三十回“西門慶生子加官”中，李瓶兒腹痛待分娩，吳月娘急請產婆蔡老娘來接生。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吳月娘道：“姥姥，生受你，怎的這咱才來？”蔡老娘道：“你老人家聽我告訴：

我做老娘姓蔡，兩只腳兒能快。

〔中略〕

入門利市紅花，坐下就要管待。

不拘貴宅嬌娘，那管皇親國太。

教他任意端詳，被他褪衣?劃。

橫生就用刀割，難產須將拳揣。

不管臍帶包衣，著忙用手撕壞。

活時來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

因此主顧偏多，請的時常不在。

《金瓶梅詞話》第三十回“西門慶生子加官”

蔡老娘的一席話，恍如舊時戲劇中的自報家門(《金瓶梅詞話校注》，岳麓書社1995年，頁814)。笑笑生寫這段，應該有嘲諷接生婆之意。

當時李瓶兒情況緊急，怎么還有時間容許蔡老娘慢條斯里演唱一段？而且蔡老娘還公然說出“用手撕壞”“（嬰兒）死了走得偏快”這樣的話。如果真有這樣的接生婆，那她心理心智上應該是出了問題。

在崇禎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中，蔡老娘這段“聽我告訴……”已不見蹤影(頁390)，大概是崇禎本的編者認定蔡老娘自報家門破壞了真實感，因此刪去。

到李瓶兒病危，趙太醫出場之時，趙太醫也是自報家門（《金瓶梅》第六十一回）。趙太醫自吹自擂之中又包含自我貶損（“只會賣杖搖鈴，哪有真材實料？行醫不按良方，看脈全憑嘴調……得錢一味胡醫，圖利不圖見效”），像個心智不全之人。

夏志清認為《金瓶梅》的 realism 有瑕疵，他的意思應該是: 李瓶兒病危之際，作者竟然還安排趙太醫上場做這種劣等的“表演”，這樣的“鬧劇”令書中的真實感頓時蕩然無存 (C. T. 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1996)。

《金瓶梅詞話校注》，岳麓書社1995年版。

“心理現實主義”(psychological realism)

2010年出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書中，執筆者呂立亭對《金瓶梅》心理描寫的看法，與李慧儀之見相左。《劍橋中國文學史》也談及 psychological realism，看來頗有針對性。

外來術語psychological realism不見于張隆溪教授的A History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在其他中國文學史著作中，較少見到“心理現實主義”這說法。

李慧儀和呂立亭所討論的 psychological realism，可能是源自 Ian Watt 等西方學人的著作 （Debashish Sen, Psychological Realism in 19th Century Fiction: Studies in Turgenev, Tolstoy, Eliot and Bront?.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9）。

呂立亭認為《金瓶梅》不是一味做“外聚焦”，恰恰相反，呂立亭判定：

Rich with details about the family’s physical surroundings, the novel also describes the interactions of its cast of characters with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realism.(p.108)。

《劍橋中國文學史》

這句話，兼顧《金瓶書》書中的物質(physical surroundings)和心理層面，表彰《金瓶梅》的心理描寫很有現實感，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過，所謂psychological realism應該如何界定？書中沒有附上詳細的說明。

其實，《金瓶梅》里不乏“暗想”、“暗忖”之類人物的心理活動。這類心理活動就是人物沒有用嘴巴說出來的內心獨白。

第五十三回“吳月娘承歡求子媳”寫西門慶回到家中，本待到潘金蓮那里睡，不想醉了，錯走入月娘房里來。月娘暗想：“明日二十三日，乃是壬子日。今晚若留他，反挫明日大事。……”于是，她把西門慶推出門。

吳月娘這“暗想”的內容，就是吳月娘盤算她自己如果明日才和西門慶交媾，會比較容易懷孕。而懷孕生子，對古時女人確立自己在家中地位是無比重要的。

為了她自己長遠的利益，吳月娘竟做到“將丈夫讓給對手”。她這一番心理曲折，反映了吳月娘“不惜吃眼前虧”——她不是某些讀者所說的那般一心只愛錢，全無心計。

懷胎和子嗣是決定婦人命運的首要之事，因此，吳月娘的心思也大概算不得什么psychological complexities。

下面再討論另一例子。

格非（原名劉勇，1964年—）讀《金瓶梅》西門慶夫妻交惡一節，從吳月娘“就哭了”三個字里看出作者略寫的月娘無限心酸忍辱之事（格非《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頁212)。

格非《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中華書局2019年版。

第二十回寫吳大舅知道吳月娘和西門慶“兩下不說話”，來勸吳月娘和西門慶重修舊好。

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把我這窮官兒家丫頭，只當忘故了的算賤。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么的罷！賊強人，從幾時這等變心來？”說著，月娘就哭了。

“月娘就哭了”本身自然不是心理描寫，只屬于“外聚焦”。然而，五個字將吳月娘的內心委曲“外化(宣泄)”出來。因此，我們看到吳月娘的心理素質（能忍，有一定的韌性，直到被吳大舅說中大痛處）。　

笑笑生寫男人的心理又如何？

《金瓶梅》第二十回，西門慶去找妓女李桂姐，不料意外發現他包養的李桂姐竟然暗地里陪別人尋歡作樂。西門慶大鬧了一場，賭誓再不踏李桂姐門來，大雪里上馬回家。

格非說：“西門慶在歸家途中，心里作何感想，我們無由揣度。倒是回末的一首小詩，極為貼切地照映出西門慶此時的內心活動：

宿盡閑花萬萬千，

不如歸家伴妻眠。

雖然枕上無情趣，

睡到天明不要錢。

(格非《雪隱鷺鷥》，頁213)

以上“不如歸家伴妻眠”是敘述者的心聲，還是西門慶的心聲? 難以分辨。格非說“無由揣度”，是因為笑笑生寫得有點云煙模糊。

“不如歸家伴妻眠”應該是敘述者道出西門慶的心聲。這種男人被娼妓所欺頓時想起家中賢妻的心理并沒有多少psychological complexities可言。

《洪濤〈金瓶梅〉研究精選集》，臺灣學生書局2015年版。

《金瓶梅》的feminine psychology

美國學者蒲安迪（Andrew H. Paks）在The Novel in Premodern China 一文中提到《金瓶梅》的“feminine psychology (女性心理)”。

蒲安迪說：

Coming to Jin Ping Mei we plunge into one of the most profoundly negative investigations of feminine psychology in all of world literature but still one that reveals great insight into the existential truth of women trapped in the demeaning reality of concubinage, unchecked patriarchal authority, and the absolute imperative of producing male heirs -- insight far more penetrating than a cursory reading of the book’s notoriously explicit sexual passages alone could possibly reveal. (See Franco Moretti ed., The Novel, Volume 1: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05) 。

《中國敘事學》第2版

引文中提及negative，應該是指“陰暗面”或者不可告人的心計之類，例如《金瓶梅》中的女人為爭丈夫之寵而陷害情敵之類。

上面所引Andrew H. Paks 所言，意思大致是：在《金瓶梅》中，我們看到世界文學中對女性心理（feminine psychology）最為深刻的負面剖析。盡管負面，《金瓶梅》仍然揭示了女性在妻妾制、父權權威、生育子嗣方面絕對壓力下的生存真相，作者蘭陵笑笑生展現了極為深刻的識見。這識見遠比僅僅粗略閱讀書中那些性描寫所能揭示的要深刻得多。

這里舉一個實例：潘金蓮索取皮襖之事如何反映女人的心理。

一次元宵節（《金瓶梅》第四十六回，標題為“元夜游行遇雪雨，妻妾笑卜龜兒卦”），吳月娘帶領眾妾吃酒賞月，忽然下起雪來。吳月娘命小廝回家給眾妾取皮襖，她忽然想到，惟獨潘金蓮沒有皮襖。于是，吳月娘吩咐把當鋪里人家當的一件皮襖拿來給潘金蓮穿。潘金蓮覺得沒有面子，發誓要向西門慶討要一件。

西門慶始終沒有特意為潘金蓮做一件皮襖。直到李瓶死后，潘金蓮才向西門慶索得李瓶兒那件。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潘金蓮索取李瓶兒皮襖之事，令吳月娘大感不滿。有一次潘吳二人吵架，月娘提到：“一個皮襖，你悄悄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掛口也不來后邊題〔提〕一聲兒……就是孤老院，也有個甲頭！”（《金瓶梅詞話校注》，岳麓書社1995年版，第七十五回，頁2253）。吳月娘暗示潘金蓮不守本份，對正妻不尊重。　　

后來吳月娘做夢，夢見從李瓶箱子里尋出一件袍子，被金蓮劈手奪去，氣得吳月娘在夢里嚷：“他〔李瓶兒〕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奪！”（第七十九回）。

由此可見，一件皮襖讓正妻吳月娘大受刺激，甚至牽縈在心，形諸夢寐。

笑笑生似乎借著皮襖一事，寫吳月娘不忿自己“正妻對李瓶兒財產的管控權”受到威脅。笑笑生借夢境呈現人物心理（參看卡倫·霍妮Karen Horney, Feminine Psychology. W W Norton & Co., 1967)。

Karen Horney, Feminine Psychology

從無字之處，看到人物的心理

《金瓶梅》的feminine psychology有時候不是用文字直接呈現，讀者的洞察力也十分重要。

這里舉一個實例。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寫“吳月娘掃雪烹茶”，田曉菲評說：

按說西門慶歸家時，已是一更天氣，時候不算很早；到家門口，小廝叫開門，動靜也不可謂之大；然而正好在他進門之后，小玉方拿出香桌，月娘方出來拜斗，機緣實在不可謂不巧。須知月娘感動西門慶，最關鍵的不是燒香這一行為，而是她的祈禱詞。西門慶既然能夠每一句話都聽得清清楚楚，則可知月娘不是默默祈禱，而是說出聲來。雖然夜深人靜，她的聲音也必須相當大—至少是正常的說話聲音而不是低聲細語--才能被儀門粉壁外的西門慶聽得如此真切。(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天津人民，頁66)。

經田曉菲的分析，月娘的內心世界 (或者說是月娘的小心思) 就顯現了：月娘燒香祈禱，實屬有心造作，要博取西門慶的好感。

張竹坡認為吳月娘又壞又偽，田曉菲強調吳月娘蠢鈍貪財。臺灣學者葉思芬則認為吳月娘有當大婦的條件，日子過得很不容易，她貪財可能是因為缺乏安全感（參看葉思芬《金瓶梅的讀法》，花山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下冊，第一章“吳月娘的心事 ”）。

《金瓶梅的讀法》，花山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

吳月娘的內心世界，在詞話本中表露得比較直截了當，在崇禎本中比較隱晦。

中國小說的美學特點之一是通過人物的動作行為來表達性格，也就是俗稱的“白描”。早期的中國小說不甚注重細寫心理活動或人物內心獨白。

《金瓶梅》較為特殊。田曉菲能從《金瓶梅》人物的對白和行為中找出微言大義，令那些看似雞毛蒜皮的細節都可能“透露出”關乎人物性格和氣質的重要意義。

田曉菲甚至在人物的無言中都能夠看出意義，例如她多次注意到孟玉樓、李瓶兒等人“不言語”，通過勾連上下前后的文字，田曉菲指出這些“不言語”往往代表著不贊同、不茍同，從而見出人物心理（近于“讀者反應批評”中的“填補空白”）。

吳月娘產子后暈迷，她醒來只罵下人沒有鎖好財物，對西門慶之死沒有半點傷心的表示。田曉菲特地為讀者指出吳月娘的關心和不關心 (田曉菲《秋火堂論金瓶梅》，頁236)。一般讀者可能沒有很注意吳月娘不關心什么。

田曉菲這眼光，似是源自獨特的女性視角，比起只要做道德批判的男性評者高出一籌(關于女性讀者的心態和眼光，請參閱呂啟祥《紅樓夢會心錄》，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除了眼光，田曉菲愿意細心尋味，所以她的閱讀成果更豐。

《紅樓夢會心錄》

由此，令人聯想到：也許心思細密又富同理心的女性讀者更能體察《金瓶梅》女性世界所隱含的interiority 和psychological realism。

另一位女讀者葉思芬的解讀，也讓我們見識到她能欣賞笑笑生的筆法，能看到吳月娘的厲害之處。葉思芬有敏銳的觀察:“月娘只是不和金蓮計較而已，真要較勁，她絕不是省油的燈。”葉思芬稱贊《金瓶梅》作者像吳月娘那般穩健、冷靜（葉思芬《金瓶梅的讀法》，花山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下冊，第十二章“潘金蓮再斗吳月娘 ”）。

田曉菲、葉思芬都是出色的女讀者。

文學理論中，有“文本中的讀者”（the reader in the text）一說。這個概念強調讀者在文本解讀中的重要性。下一節，我們略談這個方面。

“文本中的讀者”與“心理描寫”的詳略

“文本中的讀者”之論主張文本的意義不是固定的，而是通過讀者的參與和解讀才得以實現（Susan R. Suleiman & Inge Crosman ed. The Reader in the Tex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The Reader in the Text

我們看一個小案例。《金瓶梅》第三十七回，西門慶臨出門對王六兒說：“我去罷。”婦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于是出門。

格非《雪隱鷺鷥》解讀這九個字對話所隱含的心理狀態：“‘我去罷’三字是明顯的留戀之語，實際上心有不舍，不肯就去。王六兒一定是聽出了西門慶的弦外之音，便說‘再坐坐’，文字精省，語含私挑，卻不露聲色。而‘不坐了’，則是既恨又悔，卻又無可奈何。西門慶心中的無限惆悵，于三字隱隱見出。”（格非《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譯林出版社，頁237。）

普通讀者讀到以上對話那九個字，也許沒有什么“收獲”。

這個例子反映：此處，小說寫得簡潔，而敏銳的讀者如格非能掌握書中人物的心理狀況。小說家只提供“展示”(show), 并沒有多少“講述/說教”(tell)。

不過，有時候《金瓶梅》中也映“極端心理”的情節，超出了讀者的想象范圍。這里舉一個實例。

孫述宇說，他有時候會嫌金蓮“稍欠真實感”，“她欠自然之處，在于她的妒忌怨恨與害人之心種種，都超人一等，而且強度稍不減弱。”（孫述宇《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頁89）。

《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劇》

潘金蓮這種超強的嫉妒心理，現在的普通讀者未必能尋得一個合理的心理學上的解釋。換言之，潘金蓮的心態，有時候似乎超出了普遍性的規律（夏志清則稱之為“獸性化”）。

這到底是笑笑生的成功，還是失敗之處？

嫁入西門家的潘金蓮，比《水滸傳》中的潘金蓮多了妒忌心，她盤算著怎樣壓倒情敵如宋蕙蓮、李瓶兒，甚至訓練貓兒侵害別人的幼兒，她這類心態固然過度歹毒，但其背后理路是損人以利己，所以也沒有多少難解之處。

同樣，《紅樓夢》中王熙鳳妒恨尤二姐得寵，她對待尤二姐仍是表面工夫做到足，口甜舌滑，然后她暗地里借刀殺人，害死尤二姐（參考朱振武、鄧芬《什么是心理分析理論與批評》，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什么是心理分析理論與批評》

對照：《紅樓夢》與女性心理描寫

以下，我們討論一個在人物心理描寫上“留白”的案例。這案例可以拿來和《金瓶梅》吳月娘心態相對照。

清代小說《紅樓夢》中，薛寶釵有一次偷聽到林紅玉（小紅）和墜兒的對話，得知紅玉對賈蕓有好感。當時，小紅是奴仆，而賈蕓算是主子輩，二人的社會地位甚是懸殊。

《紅樓夢》寫薛寶釵的心理活動：“今兒我聽了他（小紅）的短處，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著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馮其庸評點紅樓夢》，青島出版社2021年版，第二卷，頁477)。

《馮其庸評點紅樓夢》

于是，明明是薛寶釵偷聽到小紅的話，寶釵卻在紅玉和墜兒面前暗示她正追趕林黛玉，所以黛玉比較靠近紅玉和墜兒，可能聽到小紅的秘密。

若論“心理現實主義”，曹雪芹讓寶釵以“自己正追尋黛玉”來塘塞過去，在當時的景況中是很“寫實”的。問題是：寶釵有沒有“嫁禍給林黛玉”的心理？

薛寶釵偶然聽人私隱在先，用計脫身在后，她有意無意之間使林黛玉陷入偷聽的嫌疑之中。因此，有讀者認為薛寶釵處事圓滑（反映寶釵無意滲和），然而，寶釵的行為以林黛玉為“擋箭牌”，似乎欠妥，所以，一些讀者認定寶釵有陰險狡詐的黑暗人格。

如果只看書中所寫，我們只知道寶釵想的是‘金蟬脫殼’，她沒有考慮其他，更無陷害黛玉之心。文本提供的“心理描寫”，只限于“（我寶釵）要脫身”。

剎那之間，寶釵也不可能想得太多。因此，描寫她有限的心理活動，是符合當時實情的。

當然，作者可能刻意要“留白”。

有些讀者以“情敵”看林、薛二人，容易產生敵對的聯想。在這種情況下，“（寶釵）有無嫁禍的心理”由“讀者心理”來判定，例如，有些讀者偏向“擁釵”，或者對薛寶釵的評價比較高，于是心理上自然傾向于相信寶釵是清白的，愿為寶釵緩頰，強調寶釵沒有害人之心（例如，臺灣學者歐麗娟對薛寶釵有較高的評價，她認為“寶釵嫁禍”不能成立，也沒有證據。參看歐麗娟《大觀紅樓 (正金釵卷?校訂版)》，臺大出版中心2020年版，第五章）。　

歐麗娟《大觀紅樓》（正金釵卷），臺大出版中心2020年校訂版。

另一些讀者則認定寶釵推了黛玉出來搪塞，是不應該的。這一路的心理解釋取決于“行為，反映內心所想 / 潛意識”。這是采信“觀其行”而不僅僅是“觀其言”，亦即：注視人物可觀察的外顯行為（心理學上有所謂“行為主義”/ behaviorism。參看朱振武、鄧芬《什么是心理分析理論與批評》，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頁6）。

一般而言，writerly texts (可寫文本)“邀請”讀者來參與解讀。相反，如果小說中“心理描寫”很詳細，一切都已寫盡，那么容許讀者參與理解的空間就會變小。如果《紅樓夢》寫明寶釵有禍害黛玉的心思，讀者也就沒有機會“參與”評估寶釵的為人。

怎樣“參與”？

這里舉一個實例：寶釵單憑語音，就能斷定說話人是賈寶玉的丫鬟，也知道這丫鬟的品性。讀者不禁參與考思：寶釵為何熟知賈寶玉身邊的情況？連賈寶玉身邊一個底層小丫鬟如何如何，寶釵竟然都這么清楚？寶釵是否另有所圖？她為什么連賈寶玉的小丫鬟都提防？

以上問題，源自曹雪芹所留的“草蛇灰線”，讀者可以自行領悟。

Writerly texts 是一種開放式的文本，它不提供單一的、固定的意義，而是鼓勵讀者參與文本的衍義過程。這種文本具有多義性，允許讀者從多個角度進行解讀。

Writerly texts這概念由法國文學理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主要出現在他的著作《S/Z》中。

Roland Barthes, SZ An Essay. Hill & Wang, 1975

回看《金瓶梅》。第七十九回笑笑生寫吳月娘夢見潘金蓮奪袍子，在夢里喝斥潘金蓮，這似是衣物小事，其實這夢反映了潘金蓮對吳月娘造成心理壓力，觸動了吳月娘的“defense mechanism (防御機制)＂。

其次，吳月娘將夢中情節說給西門慶聽，可能是希望西門慶注意防范潘金蓮來爭奪，她心里渴望西門慶多維護正妻(吳月娘)。

以上兩點可以說明，笑笑生只用小事就托出人物的心理。

《金瓶梅》“單一作者論”與“不夠真實”

關于《金瓶書》的作者，李惠儀教授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一書中說：Stylistic coherence suggests a single author。

不過，她也指出，《金瓶書》中有不少摘鈔他書的片段，所以她補充一句：

Some scholars have also adduced these traits as evidence of multiple authorship.(p.641)

所謂 multiple authorship，是指《金瓶梅》作者不是單一的。

張隆溪教授說：

Unlike the other great classical novels,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has no earlier versions in popular storytelling or theatrical performance, so it is obviously one author’s creation, … (p.336 )

《張隆溪：獨行于經典之間》

意思是:《金瓶梅》由一人創作而成。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徐朔方(1923-2007)提出西門慶故事源于說唱長期流傳（同類作品有《大唐秦王詞話》），后來經李開先寫定成小說。此外，香港學者梅節也推斷原始的《金瓶梅傳》可能源自藝人說唱的底本。

世代累積（作者不是單一的）然后故事有了“寫定者”。“寫定者”這個觀念，與西方的authorship有分別。

張隆溪教授one author’s creation 這說法，沒有顧及《金瓶梅》的細部問題。

明朝文人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五《金瓶梅》一條下寫道：“原書實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后血脈亦絕不貫串 ，一見知其贗作矣。”

對于沈德符的這一段話，《金瓶梅》的研究者眾說紛紜。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這五回到底是陋儒補以入刻，還是有人在失稿后憑記憶補寫出來？情況不明朗。無論如何，詞話本與繡像本（崇禎本）的這五回是不同的。

梅節先生判定，今本詞話第53-57回不出自原作者之手（參看梅節《瓶梅閑筆硯》中“

《金瓶梅詞話》的“全壁”與成書下限——今本詞話第五十三一五十七回證偽”）。

《瓶梅閑筆硯——梅節金學文存》

詞話本與繡像本（崇禎本）之中的這五回，文學水平是否差不多？田曉菲的研究結論是：就先后情節的異同上來說，詞話本漏洞百出，遠遠不如繡像本精細。

田曉菲指出：“仔細對比詞話本與繡像本，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說二者都不出自原作者之手。不過詞話本比繡像本訛誤尤多，而且行文羅唆；繡像本篇幅較小，適足以藏拙……（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頁159）。

這里舉一個實例。

《金瓶梅》中，王薛二姑子，甚至包括吳大妗子這樣的女眷，每次見到西門慶進月娘房里來，都要慌忙回避，然而，在第五十七回，卻“直闖進來，朝月娘打問訊，又向西門慶拜了拜，說：老爹，你倒在家里。”(卜健等人校注《金瓶梅詞話校注》，岳麓書社，頁1544。)

田曉菲質疑：“休說西門慶家深宅大院，怎可能‘直闖進來’，更難以想象她們見到西門慶會如此熟絡。”(《秋水堂論金瓶梅》頁170。)

古時的大戶人家之中，年幼女眷和女仆人須守男女授受不親的家規，這是中國禮制所決定的（參看洪濤《從紅樓夢的英譯看中西禮儀的異同》一文，載《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叢刊》，甘肅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頁 63-78)。

《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第二十輯，學苑出版社2024年12月版。

撰寫現存《金瓶梅》第五十七回的作者，似乎不熟悉古代大戶人家有回避的禮俗。

此外，補作者對西門慶素來厭惡尼姑的心態似乎也不知曉。補作中，西門慶對二姑子擅自闖入竟然心中毫無波瀾（其實，在第五十一回西門慶看到薛姑子又來自己家里，對月娘說：“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禿淫婦，來我這里做什么！”）。

又如，第五十五回寫西門慶上東京見蔡太師，路程所費時日竟比來保來旺等人上京（單程七、八天）多出一倍。補作之人，似乎不清楚書中別處已經寫過上京的路程時日。

除了“陋儒”所補的五回，夏志清還提出：有理由懷疑《金瓶梅》最后二十一回也許不是出自前七十九回的作者(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頁174)。

《中國古典小說史論》

夏志清也舉出書中一些前言不對后語的實例（例如西門慶轉世問題：轉世到東京為沈越；轉世為孝哥），前后捍格，不大可能前后情節都出于同一人之手。

夏志清這個看法，也和張隆溪教授的one author’s creation之論相左。

總 結

將《金瓶梅》視為one author’s creation, 這說法是有商榷余地的。《金瓶梅》作者是大量抄襲前文本(史書、寶卷、笑話、詩詞、散曲、戲劇等等)的剽竊客。剽竊，不是 creation。

《金瓶梅》書中的諸多“情節碎片”是有取自別書的（例如，武松殺潘金蓮的情形，參看洪濤《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三十九》）。

美國學者商偉揭示，笑笑生將許多前人的文字片段編織進《金瓶梅》，因此，《金瓶梅》是一部“復式小說”(the polytextual novel，參看商偉的論文，收入傅剛主編《中國古典文獻的閱讀與理解——中美學者“黌門對話”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頁223-281）。

《中國古典文獻的閱讀與理解——中美學者“黌門對話”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說到polytextual, 所抄文本自然不限于《水滸傳》，至少還包括笑話書、“三言”故事、佛教故事等等，不純是源出于one author，更何況《金瓶梅》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是“陋儒”補作的。

現存《金瓶梅》最后二十一回（多蘇州話），其作者也可能不是蘭陵笑笑生。此外，有些評論者（例如格非、葉思芬）更是使用“崇禎本的作者”這樣的說法，不與“詞話本的作者”相混。

另一方面，評《金瓶梅》而使用moral realism、“心理現實主義”，屬于套用了舶來術語 (C. T. 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CUHK, 2015, p.171)。“現實主義”之外，有些人還說《金瓶梅》是“自然主義”小說（《葉思芬說金瓶梅：世道與人心》，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一冊）。

《葉思芬說金瓶梅：世道與人心》

這些“主義”，實是評論者貢獻的，不是蘭陵笑笑生動筆之前已經習得。

蘭陵笑笑生在世的年代，中土并無“現實/自然主義”，自然也就說不上笑笑生受“現實主義”的影響。

“現實主義小說”、“自然主義小說”，只是近人為求方便描述而為小說戴上的冠冕。在西方的文學傳統中，自然主義大約是19世紀才出現的，比現實主義的出現還要晚。然而，《金瓶梅》成書于16世紀。　　　　　　　　

沒有給《金瓶梅》貼上“現實主義”“自然主義”這類標簽，對《金瓶梅》的詮釋未必有影響。讀魯迅、田曉菲論析《金瓶梅》的文章，我們沒發現他們套用什么“主義”，他們依然能貢獻出精辟的見解。

至于心理描寫，《金瓶梅》中何處有psychological complexities? 這方面，有待張隆溪教授再加解說。

筆者不認為小說家寫心理寫得越多越細致就越好，因為心理的特征之一是有隱匿性（心理活動通常是內在的，無法直接觀察）；其次，心靈世界變化莫測，所以，小說家將人物心理寫得越明確，越容易寫成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s)。

從上文的討論可知，《金瓶梅》中的吳月娘，似是扁平人物，她常常表現得偽、蠢、貪財，然而她的焦慮和行為模式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受男權社會的性別角色所塑造(例如她無處生財)，只是她也有自己的生存謀略。

敘述者與人物之間，本來就有心靈區隔，如果敘述者像神那樣盡知眾人所想，是不符合現實的，相反，敘述者全知才是匪夷所思的（施蟄存撰有小說《石秀》，評論者認為“施蟄存其實近乎寸步不離地附身石秀”。參看吳立昌編《施蟄存·心理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吳立昌編《施蟄存·心理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其次，就算敘述者以全知姿態“君臨”《金瓶梅》世界，能將每個角色的心理、思緒、心態全部和盤托出，也未必比文本的召喚結構(appellative structure of text)“留下心理詮釋的空間”更佳。這是近世“文本中的讀者”(屬于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陣營) 給我們的啟示。　　

附記一：打破歐洲中心主義?

本文提及the novel和Ian Watt的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Chatto & Windus, 1957)。

關于中土的“小說”與the novel的觀念，請讀者參閱：洪濤《張教授筆下的“小說家族”：fiction、novels、romance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三十七)》一文，載“古代小說網”2025年3月2日。

美國學者Andrew Plaks (浦安迪) 說：西方的novel不論是從創作的角度來看，還是就批評的立場而言，都源自于一個特殊的文化背景，完全不能作為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成模式，隨便套用到其他的文化傳統中去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版，頁10)。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張隆溪教授的做法，顯然將novel套用到中土的作品上。這和浦安迪的立場完全相反。

張隆溪教授在一些講座中透露“打破歐洲中心主義”是他撰寫英文版中國文學史的初衷，因此，當我們看到張教授書中 (2023年) 的romance、novel 時，我們不禁聯想到：書中的romance、novel 是中土的概念還是歐洲的概念？

將中土的唐代小說逕稱為romance，怎能打破歐洲中心主義?

附記二：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al Approach.

美國學者Andrew Plaks 指出：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generic form of the Chinese novel falls a good century or two earlier than the rise of its European counterpart… (Michael Mckeon ed., 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al Approach. ? Johns Hopkins UP, 2000, p.186)

這句話的意思是：中國的長篇小說，比歐洲小說更早“成形”。

十七世紀中葉，中國傳統小說的評論已經進入繁榮期。明清的小說話語(discourses)有一定的理論色彩，卻沒有受到足夠的海外重視。相反，二十世紀，中土的學人樂于套用舶來觀念如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等。

Michael Mckeon ed., 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al Approach. ? Johns Hopkins UP, 2000

到了本世紀，非西方的小說論述漸漸得到關注，例如：Michael McKeon主編的《小說的理論：一種歷史的取徑》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al Approach (Johns Hopkins UP, 2000) 收錄古希臘至20世紀的51篇關鍵文本，酌量涵蓋非西方的論述，雖然其選文仍過度傾斜向英語學界（全書僅12%涉非英語文本）。

另一方面，Franco Moretti ed.,The Novel,Volume1,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Princeton UP, 2006)收錄了三篇論文討論中國小說，其中 Judith T. Zeitlin 所撰者名為 Xiaoshuo。

篇名用 Xiaoshuo, 和另外兩篇所用的標題，大異其趣。

Franco Moretti ed., The Novel, Volume 1 (2006)

另外兩篇是Henry Y.H.ZHAO (趙毅衡) 所撰 Historiography and Fiction in Chinese Culture (p.69)﹔Andrew H. PAKS 所撰 The Novel in Premodern China (p.181)。

附記三：《水滸傳》衍生出心理小說

施蟄存（1905—2003）撰有小說《石秀》，收入吳立昌編《施蟄存·心理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頁49-100。

《石秀》也像《金瓶梅》那般截取《水滸傳》的一段，再加以發揮（細描和擴大書寫），主要聚焦于石秀的內心世界。

評論者認為“施蟄存其實近乎寸步不離地附身石秀”。參看朱崇科《論故事新編小說中的主體介入》，秀威資訊科技2018年版，頁244。

朱崇科《論故事新編小說中的主體介入》，秀威資訊科技2018年版。

這種寫法呈現出石秀的內在真實：他有偷窺癖，嗜血、性壓抑、虐待狂……同時，他重義氣，謹小慎微，行動猶疑。　

《石秀》結尾處，有一句：“看過了這樣的悲劇，或者，在石秀是可以說是喜劇的，石秀好像做了什么過分疲勞的事……”這聲音(有“喜劇”觀念)，應該不是來自石秀的主體。

附記四：宋朝的人，當上明朝的官？

“拿明朝的劍，斬清朝的官”這俗話，給人荒誕之感(刑律方面)，那么，宋朝的人（十二世紀的人）當上了明朝的官——山東省清河縣提刑所理刑副千戶，這樣的故事，有真實感嗎？

高飏《汴京，汴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4年版。

其實，北宋朝沒有千戶之官。千戶是金、元朝所設職位，所以，《金瓶梅》寫北宋人西門慶當上提刑副千戶，嚴格而言，是不夠realistic的，真實感不足。參看洪濤《將小說評為realistic，是什么意思？取決于歷史氛圍嗎？》，載“古代小說網”2025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