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是編年史巨著，不以歷史人物為主要書寫對象，和紀傳體正史以人物傳記為主的編纂方式差異明顯，但無論那種，史書總要敘事，而事又離不開人，于是紀傳體是“事在人中”，而編年體是“人在事中”，人物形象需要通過一件件史事來塑造，他參與的歷史事件越多，形象就會越豐滿?！锻ㄨb》記載了1362年的漫長歷史，有大量人物在其中登場，尤其是唐代部分，因為史料豐富，最為詳細，人物面貌也就更為清晰，魏征即是其中一位。魏征身經隋唐之際的戰亂，歸唐后先跟隨太子李建成，玄武門之變后又受李世民倚重，在貞觀時代具有重要地位，成為一代名臣，直至現代，他在一般歷史讀者中知名度也很高，恐怕要超過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锻ㄨb》綜合多種文獻，記載了魏征38歲至64歲之間26年的人生史，展現了他一生最關鍵的階段，對其進行解讀，既可見魏征與其時代的聯系，也可體會《通鑒》編年敘事的史法以及司馬光的“微意”。

魏征像

群雄爭霸，未展所長

魏征在《資治通鑒》中首次出現是隋義寧元年（617）九月，他已經38歲，跟隨武陽郡丞元寶藏歸降了李密。李密時號魏公，實力強勁，有數十萬軍隊，于是以元寶藏為上柱國、武陽公。魏征作為元寶藏的門客，為其作啟感謝李密，此本是官場慣例，但魏征杰出的文辭引起了李密的注意，被召為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锻ㄨb》按照體例，又補敘了魏征的出身、個性特點和早年經歷：“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鄙俟仑?，即父親早亡，但卻能讀書，后來還以文才學問知名，這在還是書籍以抄本流傳的時代是很難得的。其實魏征的家世并不普通，據《北史》記載，魏征祖父魏彥，“博學善屬文”，嘗欲修撰《晉書》，父親魏長賢則“博涉經史，辭藻清華”，可見博學善文本是其家學，盡管父親去世時，魏征可能年齡尚小，但家中當有較為豐富的藏書，為其以后的學問奠定了基礎?！锻ㄨb》對魏征的補敘與《舊唐書·魏征傳》接近，但刪除了“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從后來魏征的表現，包括他進諫時的文風，似確有縱橫家風采，司馬光舍不用，或許是出于善意的維護，因為他曾借孟子、楊雄之言批評過蘇秦等縱橫家。（《通鑒》卷三）至于魏征為道士的經歷，難以詳知，《文苑英華》現存的《道觀內柏樹賦》可能是在此期間所作，又《中說》記載了魏征與王通的問答，似嘗受學大儒王通，但《中說》所言不可為據，《新舊唐書·魏征傳》皆未提及此事，當屬后人虛構，故《通鑒》雖然有王通事跡，但也未言其弟子中有魏征。

魏征歸于李密麾下后，并不只是負責文書工作，而是積極表現，《舊唐書》就記其向李密進十策，但未被采用。魏征在《通鑒》中第二次登場是武德元年（618）九月李密與王世充洛口對戰，李密本接受裴仁基的建議，不主動出擊，但諸將皆主戰，李密從眾，結果戰敗。這期間，魏征曾給長史鄭颋建言，策略和裴仁基相近，主張固守，但被鄭颋斥之為“老生常談”。魏征或因之前進策不用，所以這次通過長史間接向李密出謀劃策，目的當然是希望李密看到自己的才能不限于文辭，從而得到重用，但奈何鄭颋不識良謀，魏征也無可奈何，可以想象，魏征此時除了氣憤之外，更多的是失望。

歸唐建功，玄武喋血

李密戰敗后投降李淵，魏征也隨之到長安，從此魏征的身份發生重大變化，由李密屬下變為唐臣。歸唐后的第一件事是“自請安集山東”，為何會有此舉動，章鈺校記指出兩部宋本《通鑒》、明孔天胤本、張敦仁《資治通鑒刊本識誤》在該句上均有“久不為朝廷所知”七字，此文字與《舊唐書·魏征傳》“久不見知”意思相同，如此看來，魏征是急于有所作為才主動請纓。說他著急，是因為李密歸唐至長安的時間，據《通鑒》是在武德元年十月己卯（八日），魏征應也是此日到達，而魏征請出之事未有明確日期，但被《通鑒》安排在十一月戊申（七日）與癸丑（十二日）之間，則是在此期間發生，相隔時間其實很短，并不算久，但可能魏征未受唐廷重視，也未有任命，一時難以出頭，所以才有此舉。還可能有另一種原因，與李密有關。李密降唐，本想著李淵會對他禮遇非常，但到長安后，與預計差距較大，供給不足，兵馬乏食，唐臣也看不起他，甚至前來索賄，從一方諸侯變為他人臣下，李密自然心中不快，這些情形，魏征作為舊屬，應該都知道，由此預料李密之后會反唐也非難事，而魏征在李密手下未能一展所長，為避免李密反唐后被牽連，以合適的理由迅速離開長安，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

不管是那種原因，魏征的這一舉動為他獲得了在唐朝的第一個正式官職——秘書丞，他離開了長安，東行到黎陽。黎陽原為李密舊境，現由徐世勣駐守，魏征和他當然是老相識，于是寫信勸其投降，《通鑒》未載書信內容，可于《舊唐書·魏征傳》見之，從天下大勢寫到徐世勣當前的處境，見解深刻、入情入理，徐為其所動，決定歸唐。這是魏征入唐第一功。

李密心有怨言，果然叛唐，但為時很短，本年十二月即被擊殺，魏征在外，未受影響，武德二年（619）正月，魏征又受命游說舊主元寶藏，元舉州來降，得以再建一功。李密死后，李淵將其首級送往在黎陽的李世勣，《通鑒》載：“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為之行服，備君臣之禮。”《通鑒》未提及魏征，其實魏征此時正在黎陽，李密墓志即出自他手，現存《文苑英華》，因是故主，有知遇之恩，李世勣又以君臣之禮對待，所以文中對李密褒揚有加，對其先降后叛也盡可能作模糊化處理，但或許因無關史實，《通鑒》一字未錄。至十月，竇建德攻陷黎陽，魏征被俘，并被任命為起居舍人。

據《舊唐書·魏征傳》，他重回長安，在竇建德被擒之后，《通鑒》記其時間為武德四年（621）五月。而等魏征再在《通鑒》出現時，已是武德五年（622）十一月，身份是太子洗馬，即李建成東宮僚屬，《舊唐書》言：“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眲t魏征能有新職，是因被太子看中，說明他的才能已然受到了權力高層的認可，人生也進入了另一重要階段。此時，李建成與李世民之爭已明朗化，作為東宮之人，魏征盡心竭力為其謀劃，《通鑒》特載王珪與魏征向太子進言，指出他雖有太子之位，但更多是因為嫡長子的身份，在功業上遠不及秦王李世民，因此建議他率軍討伐勢力微弱的劉黑闥，事易功大，且能乘機結交“山東豪杰”，從而保全太子之位。魏征之言切實可行，而且充分意識到“山東豪杰”的重要意義，可見對當時天下形勢也有準確判斷。李建成聽取了魏征的建議，也得到李淵的支持，與李元吉帶兵攻打劉黑闥，魏征隨行，又提議釋放囚俘，從內在瓦解劉軍，太子聽從，果然奏效。其后，魏征一直跟隨太子，直至武德九年（626）六月的玄武門之變，李建成、李元吉被殺，李世民成為太子，作為舊太子的屬下，魏征并未被嚴責，《通鑒》在敘述完對秦王府舊人的封賞后，接著寫到魏征，言因其曾勸太子殺秦王，所以新太子李世民責問他為何離間他們兄弟，魏征回答：“先太子早從征言，必無今日之禍?！?/p>

李世民對李建成舊部沒做過多追究，還從中選拔人才，魏征、王珪、韋挺皆是此類。魏征先為詹事主簿，很快又為諫議大夫，《通鑒》記載他任新職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受命宣慰山東，在磁州遇到了前太子與齊王的舊將李志安、李思行被押往長安，魏征將他們釋放，并不是因為他們曾同是舊太子一黨，而是從國家利益角度考慮，因此說：“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為國慮。且既蒙國士之恩，敢不以國士報之乎！”李世民知曉后，不以為怪反以為喜。然后還有一事涉及魏征與李建成，即本年十月改葬故太子與齊王，魏征作為舊屬，表請陪送至墓所，表文見《貞觀政要》卷五（但時間在貞觀二年，《通鑒》時間據《唐歷》）。此二事之后，魏征與過往徹底劃分清楚，開始了人生最為輝煌的時期，直至貞觀十七年（643）去世，《通鑒》每年都有關于他的記載，說明司馬光對魏征在貞觀時的作為十分重視，按照《進書表》所說的選錄標準，這些都是“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內容。

雖然在司馬光的時代，魏征因不能為李建成殉節而受到批評，如程頤曾與司馬光討論《通鑒》，認為：“魏征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钡抉R光不以為然，將之與管仲相提并論，認為二者并無不同，而管仲受到孔子的肯定，對魏征也應如此評價。程頤還是不能認同，又有詳辨，《二程遺書》記敘到此為止，沒有再記司馬光的回應，《外書》記有相同事件，且在最后稱：“然溫公竟如舊說?！憋@然程頤未能說服司馬光，《通鑒》中數量頗多的魏征諫言就是明證。

貞觀之治，一代名臣

《通鑒》在正式記述魏征向李世民進諫前有一段文字：“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征入臥內，訪以得失；征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边@是對魏、李君臣關系的整體概況，由此引出了魏征給唐太宗的第一次進言，時間是武德九年十二月。這次進諫涉及點兵與征物兩事，起因是封德彝上奏請求把未滿十八歲的中男也納入點兵的范圍，太宗本已同意，但敕書發出后，魏征堅持不肯署敕，惹得皇帝大怒，因此責問魏征，魏征先是就事論事，認為取其壯健足矣，繼而引出太宗失信的問題，李世民聽此言而“愕然”，估計沒想到此事居然被魏征上升到君德的問題，于是只能聽魏征解釋，魏征又聯系到太宗初即位時關于征物的兩道詔敕，也存在前后不一的現象，所以魏征最后以“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的有力反問結束發言。魏征的這段言論在《貞觀政要》《魏鄭公諫錄》中都有，征物在前，點兵在后，二者皆是將其作為兩件事來記錄，而且《諫錄》沒有時間，《貞觀政要》記征物事在貞觀三年（629），點兵事也無時間，另外點兵事又見于《唐會要》卷八五《雜錄》，時間為武德九年十一月?！锻ㄨb》當是兼采以上諸書，時間上依據更為合理的《唐會要》，敘事上把二事連綴起來，簡要得當，但《通鑒》最后記述的太宗回應之語和《政要》《唐會要》《諫錄》差異較大，《政要》：“太宗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若為致理？’”《唐會要》《諫錄》基本相同?！锻ㄨb》：“上悅曰：‘向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兩相比較，《通鑒》首先加一“悅”字表示聽到魏征諫言后的欣喜之情，呼應前文概述中的“欣然”，然后話語中顯示出太宗此時對魏征才有深入了解，知他并非只是固執己見，不達政事，會“直諫”而已（《政要》把此二事歸為“直諫”類），他更重要的才能實際是明白國家大體所在，所以他的諫言才能切中肯綮、高屋建瓴。《通鑒》所載太宗之言或有依據，也可能是司馬光自撰，無論哪種，作為魏征第一次進諫太宗，此段內容至關重要，尤其是太宗的反應和評價，這是之后太宗重用和信任魏征的前提，否則如果只是一位戇直的諫官，是難以在推動貞觀之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锻ㄨb》此處的敘事可謂用心良苦，充分體現了司馬光不凡的史才與史識。

統計《通鑒》中武德九年十月后與魏征直接相關的條目，共計64條，這些記載的史料來源有多種，《通鑒考異》中提到的有《魏文貞故事》《魏征故事》《文貞公傳錄》等，這些都屬于司馬光“旁采小說”的內容，但主體當是“遍閱舊史”而來，即采自《太宗實錄》《貞觀政要》《新、舊唐書》《唐會要》等。歸納魏征十多年的幾十條諫言和有關記載，可以發現主要集中在為君之道、國家治理、文化建設三個方面。

首先，關涉為君之道的數量最多，因此還能進一步細分，如處理君臣關系：貞觀元年（627）十二月，有人告魏征偏私親戚，派御史大夫溫彥博調查，結果查無實證，但溫彥博以為其事雖無，但魏征也應注意自己日常的言行，不要留人話柄，所以還是應該責問，太宗同意如此處置。后來魏征入見，直接表示不接受對他的責難：“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跡，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碧凇蚌娜弧痹唬骸拔嵋鸦谥?。”此瞿然與上文的愕然頗具畫面感，可令人想象到李世民初聞其言時的震驚，難怪《政要》都將之歸于“直諫”，可能隨著太宗與魏征逐漸熟悉，了解了他的進諫風格，所以《通鑒》中后來他們的對話里就很少見類似表達驚訝的詞匯了，可見《通鑒》敘事的精細。魏征話還未講完，接著又引古代人物為太宗辨析了良臣與忠臣的不同，看似說臣子，實則在警告太宗，因為成為良臣還是忠臣關鍵還在于君王。如要居安思危、慎終如始，不可懈怠：貞觀二年（628）二月，太宗對侍臣說自己兢兢業業，怕不合天意與人望，魏征當即指出此乃“致治之要”，并提出希望太宗“慎終如始”的期待；貞觀五年（631）十二月，太宗又對侍臣說雖然現在天下安定，但自己仍然不敢放松，魏征接著就提出了“居安思?！钡目捶?。貞觀十一年（637）四月，魏征上疏討論人主善始多、克終寡的現象，《政要》錄有全文，《通鑒》所載經過濃縮提煉，突出“十思”。這篇奏疏是魏征連上四疏中的第二疏，《通鑒》在本年五月和七月還節選了第三、四疏，《舊唐書·魏征傳》則把四篇全收，在史臣曰中譽之為“可為萬代王者法”，司馬光顯然也認可其價值，才不惜篇幅選入。四疏中以第二疏最為有名，有時被單題為《諫太宗十思疏》，《古文觀止》即收入。這三例是原則性的談論，可再看兩則具體事例。貞觀六年（632）十二月，太宗與群臣討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指出陛下現在不如貞觀初，未說例證，引發太宗的疑問：“朕比來怠于為政乎？”魏征則舉出具體的例子：“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許旨，此其所以異耳！”太宗心悅誠服，承認“誠有是事”。又貞觀十二年（638）三月，太宗問魏征自己處理政事和以前相比如何，魏征回答威德超越貞觀初，但人心悅服反不如以前。太宗不明其意，又問，既然遠方都畏威慕德來歸順了，怎么說不如以前呢？魏征答：“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碧谶€是沒意識到問題，就說現在和以前都一樣，哪里有不同？于是魏征展開細說，首先總結了太宗納諫態度的轉變過程：“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比缓笈e孫伏伽作為導之使言的例子，舉戴胄作為悅而從的例子，舉皇甫德參作為勉從的例子。太宗聽后，認可了其說法。這些諫言盡管具體內容不同，但主旨都是在說明為君之道應該慎終如始。

其次，國家治理方面也有不少內容，如施政原則：《通鑒》在貞觀四年（630）十二月，先追溯太宗即位初與群臣談教化，以為大亂之后，百姓恐不易教化，魏征意見正好相反，認為經歷過戰亂愁苦的百姓更容易教化，太宗表示同意，然封德彝不同意魏征的看法：“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征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這是一種退化論的復古思想，魏征針鋒相對，先舉前代圣王為例，后總結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王夫之讀到此處，不禁感嘆：“偉哉其為通論已?！保ā蹲x通鑒論》卷二〇）太宗最終聽從魏征的建議，《通鑒》繼而以一段文字展示如此施政的效果：

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赍糧，取給于道路焉。

太宗回憶起貞觀初關于施政原則的討論，有人主張威權獨運，有人主張征討四夷，“唯魏征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從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并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征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雖不無夸張，但說魏征對貞觀初制定“偃武修文”的施政原則起過重要作用，當屬事實。關于邊疆問題：貞觀元年，諸州奏嶺南馮盎反，太宗下令討伐，魏征進諫，以為不宜用兵，又分析馮盎其實反狀未成，建議朝廷派使者前往招撫即可，太宗從其言，馮盎果遣子入朝，太宗稱贊不已，言：“魏征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一番諫言，使國家免動干戈，挽救無數生命。如官員任用問題：貞觀三年，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權萬紀奏其不平，太宗令侯君集探查，受到魏征的諫阻，理由是房、王乃朝廷舊臣又以忠直聞名，所以才受命考察百官，由于人數眾多，有對個別人不夠公平處也是可能的，不算徇私。再說權萬紀，他是因自己沒有得到滿意的評價才上奏的，這才是真的徇私。如果徹查此事，發現真有某些不平，對朝廷無多大益處；如果發現純屬虛構，則顯得陛下對大臣不夠信任。最后特別指出：“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茍私二臣。”貞觀六年，太宗與魏征討論選官標準，太宗提出選官要慎重，用君子不用小人，魏征同意，并補充說天下未定之時可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平定后則應才行兼備。貞觀十四年（640）十二月，又上疏論委任臣子之事，指出君主應該：“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薄锻ㄨb》僅節選，《政要》收全文，《文苑英華》也全部收入，題名為《論治道疏》。

第三，文化建設方面，《通鑒》記載較少，都與禮樂相關。如貞觀二年四月，太常少卿祖孝孫作《唐雅樂》，六月，修定后奏新樂，君臣就禮樂與政治興衰的關系展開討論，太宗首先指出政治興衰與禮樂無關，御史大夫杜淹舉出齊將亡時之《伴侶曲》和陳將亡時之《玉樹后庭花》為例反駁，但未能說服皇帝，太宗又提出“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的觀點，魏征最后說：“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敝С痔诘目捶?。又如貞觀七年（633）正月，《破陣樂》改名《七德舞》，據《舊唐書·音樂志》，魏征也參與了改制歌詞，但《通鑒》又載：“魏征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俯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視之?！贝宋淖植灰娪凇墩贰短茣贰秲愿敗贰缎屡f唐書》等記載相同內容的地方，而是取自《新唐書·魏征傳》，但未明確將其原因概況為“偃武修文”，《通鑒》文字當為司馬光的手筆，以與貞觀四年太宗言論保持一致，從而在史書敘事上前后連貫，更重要的在于展現出魏征對“偃武修文”政策的堅持。此處的改動，是司馬光精心修史的又一具體例證。再如貞觀十一年三月，記房玄齡與魏征上所定《新禮》一百三十八篇，即《舊唐書·經籍志》所載《大唐新禮》一百卷。

以上所見的魏征諫言，皆被唐太宗接納或認可，《通鑒》還記載有兩件未被接受的例子，但最終太宗都表示后悔。第一件是在貞觀四年四月，群臣討論如何安置投降而來的突厥部落，顏師古、李百藥、竇靜、溫彥博、魏征都有發言，魏征的意見是使其回歸故土，不要留在唐朝境內，否則以后會成心腹之患，溫彥博與之相反，認為應該教化他們，變為自己的百姓，這也是當時朝臣的主流意見，太宗最后采納了溫彥博的策略。但在貞觀十三年（639）四月，結社率叛亂，有朝臣就提出了突厥留河南不便的看法，于是到七月份，朝廷決定使突厥還其舊部，太宗也自我反思，說：“朕不用魏征言，幾致狼狽?！钡诙窃谪懹^十四年（640）五月，太宗想變高昌為州縣，魏征進諫反對，以為得不償失，但太宗不從，貞觀十六年（642）八月，因西突厥入寇，太宗后悔不聽魏征、褚遂良之言。

貞觀十七年（643）正月，魏征去世，朝廷命九品以上官員皆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钡淦夼崾先季芙^，以布車載柩而葬。太宗親制碑文，并為書石，二月，魏征名列凌煙閣功臣之一。其后，本年七月，太宗因魏征曾舉薦過杜正倫、侯君集，而杜以罪黜，侯以謀反被誅，所以懷疑魏征結黨，又聽說魏征還把自己前后諫辭給起居郎褚遂良看過，愈發生氣，原先許諾的衡山公主與魏征子叔玉的婚姻被取消，連御制石碑也被推倒。貞觀十八年（644）二月，玄獎從平壤返回，報告相關情況后，太宗欲發兵討伐，褚遂良上疏，指出若能速戰速決還可行，萬一不順利，恐怕安危難測。此事又見于《政要》《舊唐書·褚遂良傳》《唐會要》《冊府元龜》，皆記太宗聽后同意褚遂良的建議，但事實是太宗并未聽從，依然遠征了高麗，《通鑒》應是發現此矛盾，所以才刪除了“太宗然之”一類的文字。褚遂良后是李世勣發言，他舉貞觀十五年（641）十一月薛延陀入寇之事，認為當初應該按太宗的意見發兵窮討，將其徹底消滅，但因為魏征進諫而止，以致留后患至今。李世勣一番話明顯是支持太宗征討高麗，順便表達了對魏征的不滿，其背后可能是對貞觀初以來“偃武修文”政治原則的批評。太宗同意李世勣的看法，自然歸罪魏征：“此誠征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然而遠征高麗，沒有取得料想的勝利，反而損失頗大，《通鑒》貞觀十九年（645）載，太宗對此懊悔不已，終于想起了魏征：“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庇置艘陨倮渭漓胛赫?，把推倒的碑重立，賞賜其妻子。雖然《通鑒》在貞觀二十一年（647）八月還有一則魏征的諫言，是因立皇子明為曹王引出的，但進諫發生的時間實際是在貞觀十年（636）六月，所以如果不算后代人提到魏征的言論，則貞觀十九年的記載算是魏征在《通鑒》中最后的身影，也是對他的蓋棺論定。《通鑒》盡管在敘述史實，但司馬光似乎也在暗示“偃武修文”政策的正確性，太宗君臣一旦違背這一原則，妄動干戈，即便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也會給國家和百姓造成損傷。

魏征給后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可能就是“直諫”，《通鑒》貞元三年（787）三月，李晟還對僚佐說：“魏征好直諫，余竊慕之?！蔽赫鳟斎徊皇秦懹^時代唯一的直諫者，趙翼《廿二史札記》曾專列一節討論過，但不管是名聲地位還是實際效果，魏征都是最突出的。不過從上文引述的諫言可以看到，魏征進諫其實也很講究策略，多借助歷史典故，《舊唐書·魏征傳》的史臣曰總結為：“能近取譬，博約連類。”但即便如此，也會有言說不當，惹怒皇帝的時候，《通鑒》貞觀六年三月記載太宗罷朝后，大怒，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問是誰，太宗才說：“魏征每廷辱我。”后經皇后勸解，太宗怒氣才消。王夫之就說如果皇后換成獨孤、武、韋，魏征就死定了。（《讀通鑒論》卷二〇）于此可見進諫之不易。

溫公“微意”

《通鑒》對魏征一生的記述都有更早的文獻依據，事跡之豐富超過兩《唐書·魏征傳》，但也只是魏征生平事跡的一小部分，《舊唐書·魏征傳》史臣曰中提到的《魏征故事》就多達數十萬言，還不算其他的文獻，換言之，《通鑒》中魏征的形象也是經過司馬光塑造而成的，那么除了“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總原則外，司馬光還可能基于什么具體緣由來選擇史料塑造魏征呢？

魏征在貞觀時官職多有變化，但《通鑒》中魏征始終扮演著進諫者的角色，這或許與司馬光自己的諫官經歷有關。司馬光從嘉祐六年（1061）至治平二年（1065）皆知諫院，其間進諫頗多，且敢于直諫，對諫官的職任深有體會，他在《辭龍圖閣直學士第三狀》說：“臣承諫職，首尾五年，自國朝以來，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資性愚戇，惟知報國，竭盡樸忠，與人立敵，前后甚眾，四海之內，觸處相逢，?？之惾?，身及子孫，無容足之地?！边M諫如此之難，又會得罪同僚，以致有生命之憂，所以他對魏征的直諫當是心有戚戚焉，而唐太宗能聽從諫言則國家興盛，不聽則禍患滋生，這對宋朝的帝王而言也是警醒。

《通鑒》在敘述貞觀時代時，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強調魏征“偃武修文”的政策不可輕易改變，這也與司馬光自己的政治思想相類。他在《三德》中提出人君大德有三，其中“仁”排第一，“仁者，非嫗喣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币虼藢馉幈M量避免，如《論西夏札子》主張放棄米脂等寨，就是怕一旦雙方開戰，“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天下騷動”。趙諒祚部將想以橫山之眾攻打諒祚，然后歸順宋朝，司馬光反對，認為“朝廷不宜納其叛臣，以興邊事”，根本原因在于“國家今日內政未修，不可遽謀外事故也?！保ā稒M山上殿札子》）熙寧七年（1074），司馬光總結朝政得失得出六點，其四為“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應詔言朝政闕失》）這些看法概括起來其實就是“偃武修文”，和魏征的觀點如出一轍。如此再來看《通鑒》中寫唐太宗遠征高麗損失慘重后，懷念魏征一事，真可謂意味深長，不得不發出和胡三省一樣的感慨：“編年豈徒哉！”（《新注資治通鑒序》）

《通鑒》中魏征26年人生史的書寫，充分發揮了編年體的優長，對史料熔鑄剪裁，精心選擇，注意人物事跡的連貫性，在必要處前后呼應，敘述以事為本，人在事中，在追求歷史真實的同時，又能體現個人的思想觀點，兩者并未沖突，而是相輔相成，使《通鑒》超越“史纂”成為了“史學”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