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的中國北部邊境地區，一場持續數百年的復雜互動正在上演。明朝與蒙古民族之間的關系，不僅影響著當時的政治格局，還深刻地改變了邊境地區的經濟、文化甚至疾病傳播模式。嘉靖時期（1522-1567年）作為這一歷史階段的重要節點，見證了明蒙關系從單純的軍事對抗逐漸轉向貿易交流的過渡，也留下了許多值得探究的歷史課題。本文將梳理這一時期明蒙關系的變化軌跡，探討其背后的深層原因，以及對后世的影響。

嘉靖時期明蒙關系的基本狀況

在談及明朝與蒙古的關系之前，我們需要了解16世紀的蒙古社會狀況。此時的蒙古已經不是鐵木真時代那個統一的強大帝國，而是分裂成多個部落聯盟。與明朝接觸最多的是居住在北方草原的蒙古各部，他們與明朝邊境時常發生沖突。

嘉靖朝初期，明朝與蒙古的關系主要表現為軍事對抗。蒙古各部每年都會對明朝邊境進行騷擾性襲擊，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550年。從16世紀40年代中期到1570年，大批漢人定居蒙古地區，形成了新的人口分布格局。

蒙古人俺答汗（1507-1582年）是這一時期蒙古方面的重要人物。他的政策變化反映了明蒙關系的轉折。起初，俺答試圖通過對中國北方的掠奪，為其民眾爭得經濟資源和必需品，緩解蒙古草原上的貧困。后來，他轉變策略，以中國農業定居者的保護人自居。當這些嘗試失敗后，他成為明朝的封臣，與明朝建立了較為穩定的關系。

1550年是明蒙關系史上的重要轉折點。這一年，俺答汗發動了對北京的大規模進攻，這次軍事行動對雙方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

俺答1550年的襲擊并非完全出于平白無故。蒙古人與漢人在經濟上存在互依關系，所以雙方應該很自然地聯合起來。長城外的游牧經濟和明朝定居的農業社會，需要一定數量的合法貿易，其中大部分被漢人稱為＂邊市＂。元朝時期蒙古在農業上取得了重大成功，這部分是得力于游牧人民與定居漢人之間通有無。明朝的統治者將蒙古人驅逐出長城，這不能不引起貿易網絡破裂和作物種植的萎縮。隨后，蒙古領袖之間的交戰又進一步妨礙了農業生產。

16世紀的蒙古經濟不能自給自足，它是畜牧與狩獵經濟，再加上一些手工業產品。為了獲得真正需要的物品，蒙古人與漢人互市迫在眉睫。但實際上明朝在嘉靖時與土默特蒙古已經覺無關系了。1500年后也無關于貿易的記載。到了1530年，明政府的政策是拒絕即使是最低限度的開市以穩定這一地區的建設。

對于開市的要求一直置若罔聞，嘉靖帝是要負責任的，至少應負部分責任，因為1550年的襲擊導致了俺答的騎兵直逼北京城的惡果。俺答隨后采行掠奪迫使皇帝讓步，并答允實行有限貿易。

不過，1551年開放的馬市從一開始就遭遇了一種對游牧民族的敵意和懷疑所批示。明世宗對破壞與維持之間的政策也使得馬市歸于失敗。經過了所有的混亂和抗議之后，當馬市最后準許被開放時，它規模持續了約4個月。雙方都無足夠的善意允許這種安排靈活不可避免的緊張。

馬市的結束并不是雙方關系的終結。俺答汗向明廷交回了30多名白蓮教逃人，明廷回贈以兩件貴重絲綢花袍。盡管如此，這還不足以使這種脆弱的安排維持不墜。

天花：影響明蒙關系的隱形因素

關于1550年的襲擊，《明史》中有一種奇怪的記述：＂朔漠黃天瘟疫，（蒙古人）自嘉靖戊戌深入，染此疾，犯者輒死。＂這為記載于《萬歷武功錄》所證實：＂諸在卜頭兔傳，房效不病瘡，嘉靖戊戌，北虜深入我州，遂傳染此疾。＂

兩種關于蒙古人中出現＂疫疾＂（即天花）的時間和地點的史料記載法一樣。但是它們表達的是不確準確的史實，更像是流行的傳聞，因為俺答1550年的襲擊發生在遠離石州，在明代被稱作離石的地方。石州位于山西太原縣，在長治西南一百公里外外，高俺答1550年襲擊地點南有數遠路程。

如果入侵者真從石州帶回了天花病毒，那么，這很可能在9年前即1541至1542年間他們大規模掠奪太原時就染上了?！短h志》所記這些掠奪如下：＂二十年秋八月，北虜掠奪十七萬，掠殺千縣鄉村人口二萬，生畜無算。二十一年秋七月，北虜矢號十七八萬，復由汾河東南下，掠掠掠、騷，回至姚村，焚殺千余人，溫氏一門盡死。＂

在蘇志皋的《譯語》中，證明了當時蒙古人的確遭到時疫的侵襲。《譯語》是作者在1543至1544年完成巡視官府任務后所作。他寫道：＂（1542年）嘉靖王戌，虜中疫疬，死者復過半，固乘賊取弱之時也，惜無故任其事者。＂這段話寫在結尾，其作者是一個降者，他長期生活在蒙古人中，不知怎么又回到了明朝控制的地區。這證是是一位目擊者提供的記述，它有助于我們評清這場災難的規模，它所提供的病死者的百分比比其他資料更高。

這時，中國人知道天花的危害已有1千年以上。馳名的道教醫生葛洪（約283-363年）在處方《時后備急方》中第一次描述了它的癥狀。宋元時期，有些大夫專攻此癥。到了宋，真宗年時（998年-1022年）人們已經發現可在皮膚上切開小口，利用皮膚的吸收作用進行接種的技術。在明代，天花已只是孩子們的疾病，大部分成年人完全具有免疫力。50多種關于醫治天花的古籍都發于明代，因此，中國一般來說是知道如何預防此種疾病的。

蒙古人很少了解天花的傳染性或者嚴重性。1586年，幾個蒙古黃族在陜西榆林附近橫山訂約前夕死于天花。幸存者帶回了傳染病，又使一大批人受害。從馬市回去的某一首長報告說：＂晨時，我以二月走南山道，汶地農事未興，水草未長，而會有大疫，人畜衰耗者甚眾。＂盡管蒙古人先前對天花有所經歷，但對橫山引起的死亡原因，即便在當地中也有分歧。有些人認為他們的頭領是中藥酒而死；其他人則認為他們是死于疾病。

無論蒙古人自己對侵襲他們的疾病也不求甚解，那么，撰寫明朝邊外游牧民歷史的漢族史學家對此就少注意，也是不足為怪的了。

1542年，俺答宣稱，他的人民已有十之二、三死于疾病。一場如此嚴重的疾病對脆弱的蒙古牧業社會結構來說，是一場災難。1594年印行的《賢倩記》一書中，蕭大宇以蒙古人對待天花病心心翼翼的態度來揭示了該病的嚴重性：＂其所應者無過于疫疬。凡患疫疬，無論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度不見。調護則付之漢人。如無漢人，則以食物付之他所，舍患疬者日取之也。至若夫妻之患疬也，必聞雷聲然后相葬；不聞雷聲，即各牛避遠知路人。然其地疬，患疫者少，獨向地者多，不再久留，患患疬也。＂

蟲雖天花通常只持續一個月或不足一個月，但是當一個社會認為自己對一種流行病束手無策時，一種惡感及其高度傳染性便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其后果也是明顯的。天花不僅殺死了老人與幼兒，而且也危及體魄強健者和壯年人。它導致力缺乏，影響市場與物價模式，破壞技術與知識的傳播，以及產生制度與信仰方面的問題。

社會上新的緊張局勢有時又會引起越來越多的不滿，還會引起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社會沖突等才依次出現。在1550年后的一段時期中，蒙古社會經歷了8次主要變化：起初，在牧民中增加了漢人落戶者的人數（估計增加數在5-10萬人之間），其結果是試圖在蒙古人的庇護下創立一種定居的城市型農業村社；其次，使蒙古人改信西藏黃教；最后，俺答及其繼任者方面愿意接受明廷的封號（順義王），并做明廷的附臣。

1550年前的流行病造成了蒙古社會的混亂，這場災難是有充分的史料記載的。1542年，已有十之二、三的人命因此喪命。形勢嚴峻，于是俺答接照本民族的習俗向一位＂神官＂（即沙門）求教，請他以占卜求神靈找出解決的辦法。這位神官勸導俺答以他的父母為榜樣，和明廷恢復官方貿易（和貿易）關系。這一意見很可能與俺答本人不謀而合。這件事標志著一種政策上的變化。從這時起，俺答開始采取措施公開請求明廷接受士默特蒙古人加入朝廷行列。

經濟上的需要將游牧的蒙古人和農業的漢人結合在一個帝國禁令不能完全劃斷的貿易體系中。1571年物物交換一覽表顯示了游牧民需要從中國得到哪些東西。他們獲準可以購買絹、布綢、棉花、針線、皮毛、梳篦、米、鹽、糖果、榛布、水獺皮及平皮金（金飾品），鐵鋼和金也是他們購買的很重要的項目。

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如此依賴于漢族貨物，以至明朝下達的互市禁令反而使一種贏利的私下交易在邊塘地區廣泛發展起來。蒙漢統治階級奉行政策的同時，老百姓們則因共同的利益而互相影響。更有甚者，明朝士兵與游牧民親如兄弟。1550年初優驚指出，在邊界壕塹上＂虜代蒙軍默契，軍代送虜駿馬。＂俺答認為，他的軍隊偷偷越過邊界進入蒙區，與牧民貿易和交換，甚至連俺答也不知曉。

明蒙關系的歷史影響

嘉靖時期的明蒙關系轉變，對中國北方邊疆地區產生了深遠影響。通過貿易交流，蒙古地區逐漸融入了中國的經濟體系，促進了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同時，疾病的傳播也改變了蒙古社會的人口結構和生活方式。

1560年7月，一支8千突騎的特殊漢兵徹夜疾馳，正好在蒙明前對手州發動了一次出其不意的襲擊，他們生擒67人，斬首約83級。手州居民在襲擊前都已逃走。所有白蓮教頭目，盡管他們的許多親屬已巳喪生，但仍努力逃避追捕。緊接這次挫敗之后的是次年年底數派領袖丘富之死。

從這時起大批逃亡者尋求機會返回故里，這表明他們在蒙古地區的前景已基本歸于約束。1563年初，山西當局報告有1800人回歸。1年后，有431人回到了宣府，1471人回到大同，78人回到山西首府。1564年初，據報有187人回到大同，414人回到宣府，128人回到山西首府。

1571年俺答接受順義王封號，成為明朝的臣屬。同時，為在北邊幾個地方常年開放馬市做了新的安排。正在俺答之孫為其妻子之事與俺答發生劇烈爭執之后，其孫要求到大同避難，這就使和解庶幾出臺了。明朝與蒙古之所以能夠順利地達成協議，主要是明世宗逝世之后雙邊關系進入了一種新氣氛的結果。繼任皇帝（1567-1572年）及其內閣首輔張居正、高拱，又與其父皇不同，贊成和好政策。

俺答為明蒙關系提供了一種兩可的社會：要么成為亡命之徒的避難所；要么成為可用來反對明朝的權力中心。在蒙區的一大批漢族定居者，向俺答提供了一個造成其自足經濟基礎的良機。他們的技能和知識對蒙古社會是一種寶貴財富，如果情況只如人意的話，將改變生產基礎。

16世紀的蒙古社會經歷了幾次重大的危機，其背景是嘉靖朝廷拒不承認明蒙之間經濟的天然相互依存。俺答為蒙古政治和社會變化所作的努力試圖解決經濟問題，卻受阻于嘉靖皇帝和統治高層中一些成員的反動政策。

結論

嘉靖時期（1522-1567）的明蒙關系見證了從軍事對抗到經濟交流的重要轉變。這一轉變不僅體現在政治上，也反映在經濟、文化和疾病傳播等多個方面。天花疫情的爆發及其對蒙古社會的沖擊，白蓮教在邊境地區的活動，以及貿易需求的增長，共同促成了明蒙關系的新格局。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即使是看似單純的軍事對抗背后，往往隱藏著復雜的經濟依存關系和文化交流。邊境地區的貿易需求和疾病傳播，往往比中央政府的政策更能影響實際的民族關系。理解這些復雜因素，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地把握歷史進程，也為當代民族關系和邊境管理提供了歷史借鑒。

參考資料：

費克光，許敏譯.《論嘉靖時期（1522-1567年）的明蒙關系》. 美國《明史研究》， 1988年春季期

《明史·蒙古傳》

《太原縣志》

蘇志皋《譯語》

《萬歷武功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