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新政府的關稅政策呈現更加激進的態勢，折射出其貿易政策邏輯從所謂的“公平貿易”向“絕對優先”轉向，“公平貿易”服務于“絕對優先”目標。這一轉向意味著，特朗普看待不同經濟體，只有是否和美國實現“公平貿易”之分，不存在盟友之分。特朗普新政府對不同經濟體實施的無差別關稅打擊，存在引發全球關稅戰的較大風險。

特朗普2.0貿易政策的四大特征

相較于1.0時代，特朗普2.0時代的貿易政策具有行動更快、范圍更廣、系統謀劃、法理轉變等四大特征。

第一，行動更快。在第一任期，特朗普對貿易政策的調整較為謹慎。2018年3月，特朗普推出首輪對華關稅措施，這距離其上任已經14個月。這種緩行施策是特朗普政府基于國際與國內因素的綜合考量。當時，美國國內政治生態復雜，不同政治派別、產業集團的利益訴求千差萬別，美國兩黨之間、甚至在共和黨內部難以就此達成一致意見；國際上，在全球經濟深度依存的背景下，美國既要遵循國際規則，又要維護與盟友的合作關系。鑒于貿易政策調整可能沖擊全球經濟復蘇的脆弱根基，威脅金融市場穩定，特朗普不敢貿然行事。

但在第二任期，特朗普對貿易政策的調整非常迅速。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職，2月1日便簽署行政令，規定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從2月4日開始，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10%關稅。2月10日，特朗普再次簽署文件，宣布對所有美國進口鋼鋁產品征收25%的關稅，這一行政命令已于3月12日生效。2月18日，特朗普還聲稱將對芯片、汽車、藥品等產品征收關稅，對汽車征收的25%的關稅已于4月2日公布，并于4月3日生效。這種快速調整反映出特朗普團隊試圖短時間內重塑美國貿易優勢，改變美國在國際貿易格局中的地位。

第二，范圍更廣。特朗普1.0時期的貿易政策雖涉及多國，但重點針對中國。彼時美國試圖通過對大量中國商品加征關稅，扭轉對華貿易逆差；對其他國家的貿易政策則相對溫和，加征關稅僅局限于少數關鍵產業與商品，規模有限。

相較之下，特朗普2.0“關稅大棒”的打擊范圍呈三重擴展。地理維度上，特朗普不僅繼續向中國施壓，還將矛頭指向眾多盟友國家，取消他們在鋼鋁等關稅上的豁免權，并向歐盟、日本、韓國等盟友征收高額的“對等關稅”；產業維度上，擴大加征關稅的產業領域，除汽車外，還考慮對芯片和藥品加征關稅；政策工具上，取消“800美元以下小包裹免稅”政策，這將直接沖擊占全球跨境電商75%份額的中國速賣通、SHEIN等平臺。

▲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國家緊急狀態，以提高美國的競爭優勢，保護美國主權，并加強美國國家和經濟安全。

第三，系統謀劃。特朗普首個任期的貿易政策以總統行動議程為主，是應對貿易失衡、產業沖擊的臨時舉措，隨意性強，呈碎片化，缺乏系統性與前瞻性，難以形成連貫政策合力。

在第二任期，特朗普的貿易政策迎來根本變革。特朗普于就職當日就發布了《美國優先貿易政策》備忘錄，標志著其貿易政策從第一任期的應激性決策向第二任期的系統性戰略規劃轉變。該綱領性文件明確提出通過關稅調整來保護關鍵產業，提升本土產業競爭力。在貿易協定談判上，該文件稱將基于國家利益深度研判，從多維度重塑貿易協定，助力經濟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在推動制造業回流上，該文件提出了具體實施路徑：運用多種手段營造良好環境，吸引要素集聚。這些政策調整提升了特朗普貿易政策連貫性與可操作性，實現了從無序短期應對到有序長期布局的轉型。

第四，法理轉變。在特朗普1.0時期，美國貿易政策主要依賴《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在彼時的國際經濟環境下，美國在推行貿易措施時，仍試圖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維持表面的合法性，時任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為尋找對中國加征關稅的依據絞盡了腦汁。第301條賦予美國政府針對被認定為存在“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國家，采取單邊貿易制裁措施的權力。不過，這一制裁行動需在國際規則的邊界內尋求合理性。

但本屆政府的做法出現了顛覆性轉變。特朗普直接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將關稅與芬太尼危機、南部邊境墻建設等非貿易議題強行捆綁。這種做法本質上是將貿易政策當作實現其他政治和社會目標的手段。通過法理重構，美國的行政機構被賦予了近乎無限的貿易制裁權，突破了國際貿易規則的邊界。根據美國國會研究處報告，總統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能夠凍結資產、限制交易，甚至切斷美元清算，這些手段的威懾力遠超傳統關稅工具。

▲2025年2月10日，特朗普簽署文件，宣布對所有美國進口鋼鋁產品征收25%的關稅，這一行政命令已于3月12日生效。圖為2025年3月11日，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市，工人在建筑工地工作。

邏輯轉變：從“公平貿易”到“絕對優先”

綜上可以看出，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已從1.0時期“在既有體系內爭奪利益”，升級為2.0時期“用關稅武器重構全球化規則”，其本質是“美國優先”理念在貿易領域的極端化演繹，以關稅等對外政策服務于國內目標。

特朗普1.0貿易政策有明確的試圖調整市場規則、解決貿易失衡的意圖。但經過幾年的調整，美國貿易逆差不降反升。2024年前11個月，美國貿易逆差來源排前四位的國家和地區分別為：中國（2674億美元）、歐盟（2136億美元）、墨西哥（1562億美元）、越南（1116億美元）。為了改變上述現狀，特朗普重新執政后，在延續1.0時期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的“美國優先”理念的基礎上，不再把加征關稅的目的局限于單純的貿易平衡和產業保護，而是將其作為實現地緣政治、經濟主權等多重戰略目標的工具。

一是將關稅與毒品、非法移民問題捆綁。不同于過去以“不公平貿易”和“知識產權盜竊”為借口，特朗普新一輪對中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關稅的理由，還加入了打擊芬太尼走私、抑制非法移民等政治因素。這使得在特朗普2.0時期，關稅政策從單純的經濟調控手段逐漸演變為一種綜合性的政治博弈策略。

二是保護美國產業，推動制造業回流。特朗普重返白宮后不到半月，就取消部分貿易伙伴的鋼鋁免稅配額和豁免，宣布對所有美國進口鋼鋁產品征收25%的關稅；4月2日，特朗普又宣布對進口汽車加征25%的關稅，旨在為美國本土鋼鋁和汽車產業發展創造契機。“對等關稅”政策要求其他國家對美國征收多少關稅，美國也相應地對它們征收多少關稅。這一強硬的貿易制衡手段，意在使美國在貿易談判中占據主動地位，迫使貿易伙伴在關稅問題上做出讓步，從而有效保護美國國內產業，推動制造業回流。

總之，特朗普新政府試圖跳出既有的國際經貿框架，不再遵行世界貿易組織制定的貿易規則，而是將關稅作為推行“美國優先”的貿易規則的強制性手段。這種“規則關稅化”的趨勢，本質上是在構建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平行貿易體系，從而使美國能夠擺脫國際多邊貿易規則的束縛，按照自身意愿重新塑造全球貿易格局，進一步鞏固它在全球經濟領域的霸權地位。

▲2025年3月10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下架該省酒類商店內所有美國制造的酒精飲品，回應美國持續威脅對加拿大商品加征關稅。

全面貿易對抗態勢愈發明顯

特朗普2.0的關稅政策一旦全面實施，其無差別的關稅打擊將引發其他經濟體不同程度的反制，進而引發全球范圍關稅戰。特朗普2.0的關稅邏輯，核心在于以“美國優先”為導向，通過關稅手段重塑美國在全球貿易格局中的絕對優勢地位。這種基于絕對利益考量的“美國優先”關稅體系，是對國際貿易組織非歧視原則的全面背離，加拿大、墨西哥、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均表示要采取措施進行反制。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后，中國立即出臺了反制措施，并就美國的關稅措施向世貿組織提起了上訴。

與此同時，全球經濟秩序也將因此經歷深度重構。美國的單邊主義關稅政策嚴重破壞了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對全球供應鏈造成沖擊，阻礙全球經濟復蘇。在特朗普2.0關稅政策下，以往建立在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基礎上的國際分工與合作模式被打亂，各國為應對美國的關稅政策，將紛紛調整貿易策略，尋求新的貿易伙伴和市場。新興經濟體之間將加強合作，如金磚國家之間貿易往來將更加緊密，或通過構建新的貿易機制和合作平臺，減少對美國主導的貿易體系的依賴。各國也將加快推進區域貿易協定談判與簽署，構建新的貿易網絡，以規避美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政策帶來的風險。全球貿易格局將朝著多元化、碎片化方向發展。

特朗普2.0的關稅政策是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化進程遭遇的最嚴峻挑戰。這場以“美國優先”為名的貿易戰爭，本質是經濟規則武器化、安全議題泛化的戰略冒險。特朗普通過《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將關稅與毒品、移民等非傳統議題捆綁，正構建起以美國“絕對優先”為引領的貿易政策體系。無論該體系是否能夠成功，其引發的“寒蟬效應”將導致全球貿易成本指數級攀升。歷史警示從未如此清晰：1930年代美國引發的關稅戰曾使全球貿易腰斬，而如今數字時代由關稅戰導致的供應鏈裂變可能釋放更強烈的破壞性能量。萊特希澤曾出版一本著作《沒有貿易是自由的》（No Trade is Free，又譯作《沒有自由貿易那回事》），為貿易保護主義進行辯護。面對“來勢洶洶”的特朗普2.0時代，各國需要凝聚“沒有國家是優先的”共識，以共同抵制可能到來的“關稅風暴”。

原文標題《蘇慶義 劉佳琪：特朗普2.0的貿易邏輯，以關稅武器重構全球化規則》，文章來自公眾號“世界知識”，作者蘇慶義，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劉佳琪，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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