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國哲學著作的碎片化特征源自非職業化傳統，哲學家通過日常對話與格言傳遞思想，這與中國古典藝術通過留白、隱喻引發無限聯想，形成“言有盡而意無窮”思維張力的核心表達方式相通。在中國哲學中，語言只是渡河之筏而非終極目的，精簡的表達能夠蘊含引人入勝的哲學機鋒。

一個西方人開始閱讀中國哲學著作時，第一個印象也許是，這些作者的言論和著述往往十分簡短，甚至互不連貫。打開《論語》，每一小段只包含幾個字，各段之間往往也沒有聯系。打開《老子》，全書只有約五千字，只相當于一般雜志上一篇文章的篇幅，但是老子的全部哲學都在其中了。習慣于長篇大論地進行理性論辯的學生，遇到這種情況，會感到摸不著頭腦，不知這些中國哲學家在說什么，由此不免會認為，這是中國哲學家的思想不夠連貫。假若果真是這樣，中國哲學就不存在了。不相連貫的思想，怎能稱得上是哲學呢？

可以說，中國哲學家的言論著述，表面看來似乎不相連貫，乃是由于它們本不是專門的哲學著作。按照中國傳統，學習哲學不是一個專門的行業。人人都應當讀經書，正如在西方傳統看來，人人都應當去教堂。讀哲學是為了使人得以成為人，而不是為了成為某種特殊的人。因此，中國沒有專業的哲學家；非專業的哲學家不認為自己要寫專門的哲學著作。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專門哲學著作的哲學家比有專門著作的哲學家，為數多得多。如果要想讀這些人的著作，就需要從他們對友人和學生的言論集和書信中去輯錄，這些書信的寫作時間不一，記錄作者言論的人也不是同一個人，因此，其中不免有不相連貫，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這是不足為怪的。

以上所述可以說明，何以有些中國哲學家的著述中，內容不相連貫，但還沒有說明，何以有些中國哲學家的著述十分簡短。在有些哲學家如孟子、荀子的著作里，的確也有長篇大論的文章。但是，如果和西方哲學家的著作相較，它們仍然顯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講透。這是因為中國哲學家慣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述思想。《老子》全書都是以格言形式寫成；《莊子》書中充滿寓言和故事。即便在中國哲學家中以說理見長的孟子和荀子，把他們的著作和西方哲學家的著作相較，其中的格言、比喻和事例也比西方哲學著作中要多。格言總是簡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則總是自成段落，與前后文字不相銜接的。

用格言、比喻和事例來說理，難免有不夠透徹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補足。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話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種表達，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詩。中國哲學家的語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則幾乎是無限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一瀉無余，這是中國詩歌、繪畫等各種藝術所追求的目標。在詩歌中，詩人往往意在言外。在中國文學傳統中，一首好詩往往是“言有盡而意無窮”。因此，一個慧心的讀者，讀詩時能從詩句之外去會意，讀書時能從字里行間去會意。這是中國藝術所追求的情趣，它也同樣成為中國哲學家表述思想時的風格。

中國藝術的這種風格是有其哲學背景的。《莊子》第二十六章《外物》篇最后說：“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這時兩人不是用語言來交談，《莊子》書中說到的兩位圣人，相遇而不言，因為“目擊而道存矣”（《莊子·田子方》）。按照道家的思想，道不可道，只能暗示。語言的作用不在于它的固定含義，而在于它的暗示，引發人去領悟道。一旦語言已經完成它的暗示的作用，就應把它忘掉，為什么還要讓自己被并非必要的語言所拖累呢？詩的文字和音韻是如此，繪畫的線條和顏色也是如此。

在公元三、四世紀期間，玄學是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的哲學流派。當時有一部書，名為《世說新語》，其中記載當時名士們的雋語韻事，所記載的名士言論，往往十分簡短，有的甚至只有幾個字。這部書的《文學》篇里記載，一位高官（本人也是一個哲學家）問一位哲學家，老、莊和孔子思想上的異同何在。哲學家回答道：“將無同？”這位高官對哲學家的回答很滿意，立即委派他做自己的秘書。這位哲學家的回答只有三個字，因此他被稱為“三語掾”（“掾”是古代官署屬員的通稱）。他回答高官的問題，既無法說，老、莊與孔子毫無共同之處；又無法說，他們之間毫無區別。于是，他用回問的方式作為答復，實在是一個聰明的回答。

《論語》和《老子》兩書中的簡短詞句，并不是本來根據某種討論前提作出的結論，現在由于前半遺失而使它們顯得無頭無腦。它們是充滿提示的箴言。正由于富于提示，才使它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們如果把《老子》書中提到的概念列舉出來，重述一遍，可能用上五萬字或五十萬字，它可能幫助讀者了解《老子》一書的含義，但它本身將成為另一本書，而永不可能代替《老子》的原著。

在前面，我曾經提到過的郭象是《莊子》一書的著名注釋家。他的注釋本身就是道家的一本重要古典文獻。他把莊子使用的寓言和隱喻，用理性論辯的方式加以闡述，又把《莊子》書中的詩句用散文予以重述，他的論述比《莊子》一書清晰得多。但是，《莊子》原書富于提示，郭象的注釋則明晰具體。人們會問：兩者之中，哪個更好呢？后來一位禪宗僧人曾說：“曾見郭象注莊子，識者云：卻是莊子注郭象。”（《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十二）

（本文節選自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