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二審維持原判，被告席某某以強奸罪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

我覺得，這一判決在中國法治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它明確了：男女雙方發生性關系必須得到女性的知情同意，尊重其自主權。

只不過，這樣一個簡單的法理原則，在社會引發了激烈爭議，爭議點在于傳統觀念與現代法治之間的拉扯。

相信有關注這個案件的人都知道，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輿論場上為被告叫屈的聲音此起彼伏，甚至一度占據上風。

被告方的辯護策略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試圖否認性行為的發生，或是堅稱沒有充分證據證明發生了性行為，主張 “疑罪從無”。但法院最終以確鑿的證據，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有力地證否了這一說法，認定席某某強奸事實成立。

第二類，辯稱性行為是雙方自愿的親密接觸，甚至認為訂婚、同居關系就意味著女方默認了性行為，這也是爭議的焦點所在。

第三類則是影射女方誣告，編造諸如 “騙婚”“敲詐” 等不實謠言，試圖抹黑女方形象。但女方是否存在品德問題，與被告是否實施強奸行為并無直接關聯，此類言論不僅無助于案件的公正審理，更是對女方的二次傷害。

這些辯護策略背后，暗里就是對女性身體自主權的集體無意識否定。

審判長的判決書明確指出：“與婦女發生性行為不能違背其意志，與雙方是否訂婚沒有關系。”

這就完全打破了傳統的“訂婚即有性權利”觀念。

回顧歷史，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女性長期缺乏身體自主權。傳統婚姻由父母主導，女性在婚姻和性行為中幾乎沒有話語權，婚內性行為是否正當，并不取決于女性的意愿。

即便到了明代，男女訂婚未過門私下通奸，無論自愿與否都要受罰，而處罰原因是對家長權威的冒犯。

舉個例子，乾隆年間一位因抵抗未婚夫圓房而喪命的童養媳被旌表為烈女，朝廷贊許的并非她的個人意愿，而是她對“父母之命”的順從。

而到了現代，社會對 “強奸” 犯罪的理解深受西方影響，西方法律傳統強調婚姻中雙方的 “自主同意”。

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也因此產生了 “婚內豁免權” 的概念，認為女性一旦結婚，就負有提供性服務的義務，這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對女性自主權的忽視。

如今的中國女性，在婚姻觀念層面面臨著雙重困境：一方面，傳統觀念中對女性權利保障的缺失依然存在影響；另一方面，現代婚姻雖強調自主同意，但不少人錯誤地將訂婚、接受彩禮等行為等同于女性對性行為的默認。

從社會輿論的反應來看，“發生性關系需獲得女性同意” 這一法治理念根本沒有深入人心。

可以說，一些男性普遍存在錯誤認知，就是將女性的正常社交行為錯誤解讀為性同意的信號。

網上曾經流傳這樣一句話：“有相當比例的男性認為，女性只要答應跟自己吃飯就等于答應跟自己上床。”

從目前引發的爭論來看， “訂婚強奸案” 雖然給受害者帶來巨大壓力，但從長遠來看，它對社會進步意義非凡，讓全社會更加清晰地認識到法律的邊界和女性權利的重要性。

或許，我們也該思考一下，既然訂婚不能成為侵犯女性性自主權的借口，那么在婚姻關系中，妻子的個人意愿是否就能被隨意忽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