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操作堪稱讓人風中凌亂，繼美國政府4月11日晚間在網絡平臺上發布信息，對部分電子產品豁免所謂“對等關稅”之后，特朗普13日卻又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美政府并未宣布任何關稅“豁免”，相關產品只是被轉移到另一個關稅類別。

有人評論說，特朗普從今年1月以來就一直處于競選狀態，而不是執政狀態，他所考慮的只是如何給自己增加更多的曝光度和流量，從沒考慮過美國作為一個國家主體，共和黨作為一個執政黨的政策穩定性和信用度。

在4月開始的新一輪中美交鋒中，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極限施壓”迫使中國讓步，但多方分析指出，美國已將自身置于一場必輸的賭局，而中國的戰略定力與全球合作網絡的構建，可能成為決定勝負的關鍵。

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策略根植于一種十分天真的“升級主導權”（Escalation Dominance）的假設，即認為美國可以通過不斷加碼關稅，迫使中國因“承受更大損失”而屈服。

然而，這一邏輯的缺陷在于其忽視了貿易的本質，因為從亞當·斯密時代以來的古典經濟學早已證明，貿易的本質是兩國各自增加效用的一場正和博弈，而非零和游戲，同理，破壞現有貿易關系只會使雙方各自受損。

他可能不懂當總統，但肯定懂當網紅

在本輪貿易戰開始之前，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所長亞當·波森就曾指出，貿易戰的破壞性不僅針對對手，同樣會反噬發動者自身。

例如，美國對中國關鍵商品的依賴（如藥品原料、廉價半導體和關鍵礦產）使其在供應鏈斷裂時面臨“滯脹風險”，出現經濟停滯與通脹并行的噩夢場景。

在145%的關稅之下，除了毒品和軍火，再也沒有其他商品能有這么高的利潤率，這就導致日后在美國邊境上會出現走私雞蛋比走私軍火更加火爆的奇葩現象。

至少目前特朗普這種天馬行空一般的無厘頭作風已經在美國國內引發民意撕裂，美國昆尼皮亞克大學4月9日公布的一項最新民調結果顯示，分別有72%和53%受訪者認為加征關稅將在短期和長期內損害美國經濟。

摩根士丹利經濟學家指出，特朗普的貿易戰是“自尼克松時代以來對經濟結構最激進的重塑嘗試”，但其代價可能是消費者購買力下降、制造業就業流失以及資本外逃。

大眾往往是缺乏辨識度的

例如，美國企業為規避關稅成本，已將部分生產線轉移至越南、墨西哥等國，這與特朗普“制造業回流”的目標背道而馳。

懂王的難以預測同樣讓建制派的前任官員們摸不著頭腦，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8日發出警告，由于特朗普政府正在實施的激進關稅措施，美國經濟目前可能正走向衰退，這或將導致約200萬美國人失業。

腦后長了反骨的加州州長紐森更公開表態，稱聯邦政府的政策“不代表人民意愿”，并呼吁繞過華盛頓直接與國際貿易伙伴合作。

相比于2018年特朗普發動第一次貿易戰時的緊張和局促，本輪中國的操作則要絲滑從容得多。

正如有人評論的，93年銀河號事件我們忍了，96年臺海危機我們忍了，99年大使館被炸我們忍了，01年南海撞機我們也忍了。當然不忍也沒辦法，因為那時實力不允許。

不忍也沒辦法，實力不允許

而這次面對美國的關稅霸凌行徑我們幾乎是毫不猶豫地拍案而起，絲毫不虛地對等反制，只能說明相比于以往的隱忍，這次中國已經有了相當高的勝算。

從經濟數據看，2024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達2633億美元，而中國作為順差國，擁有更高的儲蓄率和更靈活的經濟調整空間。

作為生產方，中國可以通過擴大內需或轉向其他市場（如東南亞、歐洲和拉美）對沖對美出口損失，而美國則因關鍵商品短缺和資本外流陷入被動。

而之所以美國在本輪貿易大戰中始終處于被動，是因為特朗普所鼓吹的通過加關稅促使“制造業回流”的邏輯，和美國這個國家的生存邏輯本質上存在矛盾。

大概是從198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猶太資本的深度介入，美國為了維護美元霸權，開始更加積極地向全世界輸出美元，金融巨頭們認為，美國對外輸出的美元越多，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就越穩固。

收割全世界

這就要求美國必須每年印制大量的美鈔，去向世界各國購買他們的產品，然后又通過狂發債務讓全世界買單。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今年美國有大約9.2萬億美元的債券到期，其中6.5萬億美元債券將在今年6月到期。

拜登離任之前幾乎把能花的錢都花完了，留給特朗普的只有一個空殼子，這就意味著懂王上臺之后的重要任務是：必須盡快找到買家接手這6.5萬億，否則美國的國家機器就要自爆。

按照往常的慣例，中國分攤的美債份額肯定是少不了的，多了不說，如果只接手2萬億美元的話，相當于全國人民每個人要幫美國背1萬塊錢人民幣的債務，按照2024年4.13萬元的人均收入來算，等于三個月的工白打。

當然了，這一次中國壓根理都沒理懂王，更別提買美債的事情，這也是特朗普最近抓狂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無題

話題扯遠了，反正在這種印鈔--進口--發債的循環下，猶太資本和華爾街的日子是過爽了，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本土的制造業就像得不到肥料的花朵，只能日漸萎縮。

相應地，所有與強大制造業共生的產業，例如能源、基建、采礦，甚至是基礎教育，都會因為得不到制造業的供養同步衰退，這就是振興美國制造業的現實困境。

正如波森所言，特朗普在未實現供應鏈自主前貿然開戰，無異于“在未武裝前挑釁對手”，最終可能引發美國經濟“自殘式”衰退。

面對美國的關稅攻勢，中國的應對策略呈現出鮮明的“持久戰”特征。首先，中國通過迅速、對等的反制措施展現決心。

例如，4月11日中國將反制關稅提高至125%，直接打擊美國對華出口的核心企業（如蘋果、波音和特斯拉），同時我們的高層也明確表示“妥協退讓沒有出路”。

上甘嶺我們都沒怕過

這種強硬姿態不僅維護了談判底線，也向國際社會傳遞了“不懼戰”的信號，這種強硬出乎預料地贏得東西方一致看好。

其次，中國的底氣源于其經濟結構的轉型與科技實力的崛起。伊朗《德黑蘭時報》指出，中國在人工智能、5G、電動汽車等領域的領先地位，使其能夠通過技術創新降低貿易戰對制造業的沖擊。

與此同時，中國與歐洲、東盟等地區的貿易合作持續深化，例如近期歐洲國家貿易部門密集訪華，歐盟也同意就電動汽車定價問題展開談判。這些舉措有效分散了美國關稅壓力，并構建起“去美國化”的供應鏈網絡。

更重要的是，中國將貿易戰置于全球化治理的框架下應對。俄羅斯《生意人報》分析稱，中國通過呼吁維護全球產業鏈穩定、推動多邊貿易體系改革，成功將自身塑造為“反霸權”的象征，吸引更多國家加入“對美統一戰線”。

在國際層面，美國的單邊主義正加速其孤立。盡管特朗普聲稱已與15個國家展開貿易談判，但除日本外，多數所謂的“合作”都是標題黨，缺乏實質內容。

而且連日本都不給面子了

相比之下，中國與歐洲的互動則更具建設性：雙方以“互惠互利”為基礎，協商應對美國壓力。這種差異凸顯了美國“脅迫式外交”的局限性：盟友因擔憂成為美國宰割的“下一個目標”而選擇疏遠，對手則因中國的可靠合作增強向心力。

這種軟實力與硬實力結合的策略，使中國在道義與利益層面占據雙重優勢。

當前中美貿易戰的對抗，本質上是兩種發展模式的較量。特朗普試圖以短期高壓換取速勝，但中國的“持久戰”策略正加速消耗美國的政治與經濟資本。

從歷史經驗看，貿易保護主義也從未成為贏家。20世紀30年代，美國《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引發全球報復，加劇了大蕭條；如今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已導致類似風險，若供應鏈斷裂與通脹失控疊加，美國可能重蹈覆轍。

而中國的應對之道，則是以開放反制封閉：通過擴大自貿協定、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如RCEP），將美國排除在新一輪全球化紅利之外。

如圖

總的來說，特朗普將貿易戰視為其“重塑世界經濟秩序”的賭注，但其戰略誤判與經濟短視，正將美國推向自我孤立的深淵。

正如波森所言，特朗普的貿易戰正成為“經濟版的越南戰爭”——一場注定陷入泥潭的沖突，而其結局早已寫在歷史的警示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