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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印度商品及服務稅委員會（The Goods and Services Tax Council）發布一則新公告。

根據公告，委員會為爆米花設立了一套新的消費稅規則。

添加了鹽或香料的非品牌爆米花征稅5%。

包裝好的品牌爆米花征稅12%。

加了糖的焦糖爆米花征稅18%。

印度財政部長兼商品及服務稅委員會主席尼爾瑪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稱，此規則的制定旨在澄清爆米花原本模糊的征稅制度。

此規則一出，印度互聯網上征討聲不斷，各種網絡梗圖接連出現，有人稱尼爾馬拉應該為這些與她相關的網絡梗圖繳稅。

原本是為明晰稅收規則，但這一套組合下來明顯是適得其反。對于爆米花這一常見零食按照如此復雜的方式征收消費稅，屬實令人疑惑。

而這一套看似荒誕的稅收規則背后，實際上只是印度商品及服務稅（GST）體系不合理的一角。

印度GST制度多年來數次改革，仍然引起不少國民的不滿。就常見生活日用品而言，雞蛋、牛奶、新鮮蔬菜不征收消費稅；茶、糖、食用油等征收5%消費稅；黃油、酥油和水果的消費稅達到12%。

對于印度這一貧富差距顯著的國家而言，這一套消費稅制度給印度中低階層的居民帶來了不小的生活壓力，這一點從印度主要的快速消費品企業的狀態可以看出。

快速消費品（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簡稱GMCG）是指使用壽命較短、消費速度較快的商品。

它們通常是日常生活中頻繁使用的必需品，依靠高頻次的消費和重復購買來實現市場價值，具有便利性、視覺化和品牌忠誠度較低的特點。

常見的快速消費品包括食品飲料、生活起居用品、茶煙酒等。

印度主要快速消費品企業之一印度斯坦聯合利華（Hindustan Unilever）CEO曾公開表示城市的需求及購買力正在降低。

塔塔消費品企業（Tata Consumer Products）、雀巢印度（Nestle India）都曾發表過類似看法。城市消費是社會消費風向標之一，快速消費品銷售狀況下行，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問題。

根據樂施會（Oxfam）一份名為《最富裕者的生存：印度股市》（Survival of the Richest: The India Story）的報告：

印度消費稅總額約三分之二（64.3%）來自經濟底層50%的人口，三分之一來自中間人口（約占人口總數40%），僅有3-4%來自于頂層10%的人口。

消費稅系統的繁雜、金額的上調……這些生活中不得不面對的消費重擔終究落在了印度的中產階級和窮人身上。

造成這一現象的一個原因，是印度政府對企業的“偏心”。早在2019年，莫迪政府便下調企業稅，為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創造更為有利的經營環境。

從2018到2024年，企業稅所占印度政府總稅收的份額不斷下降。政府這一做法的行為邏輯不難推測，企業順利發展能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提振市場經濟，從而實現良性循環。

然而，事與愿違。五年來，印度政府不僅一直處于財政赤字狀態，普通市民的生活質量也未有明顯改善，失業率仍居高不下。

同時，由于財政赤字，城市醫療、教育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也難以獲得足夠的資金保障。為了彌補這一財政缺口，印度政府選擇將征稅的大手伸向普通民眾。

即使是消費稅，也存在個人和企業之分。例如，包裝好的面粉征收5%的消費稅；

然而，當重量超過25千克時，將不收取包裝面粉消費稅。換言之，雖然個人購買面粉需要繳納，但當公司大批量購入時卻不需要繳納相應的消費稅。

印度政府“偏袒”企業的背后，除了希望通過企業帶動社會經濟發展這一策略考量，也要意識到印度黨派競爭的政治邏輯也帶來了不可忽視的的影響。

黨派競爭需要資金支持，而黨派資金的一大來源就是企業。企業通過“捐款”說服政客，促使其制定對自身更為有利的法律制度，而“提升工人工資”“創造更多就業崗位”這一系列社會責任則被拋之腦后。

此外，企業偷稅漏稅現象難以杜絕，甚至可以說是屢見不鮮。相比之下，零售商品的消費稅則是實打實的。

爆米花消費稅誠然已為笑談，但其所展現出的困境對大部分印度人來說則不似這般輕松了。

不僅是底層人民，作為社會穩定基石的中產階級也會受此不利影響。稅收本應是社會公平的調節器，現在卻逐漸成為了壓垮印度普通人的那一根稻草。

上漲的商品價格、嚴重污染的空氣河流、令人擔憂的公立學校……這些都在叩問：焦糖爆米花那18%的消費稅，究竟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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