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館的東漢陶俑展柜前，總有人對著那尊身披鎧甲的將軍俑指指點點："這該不會是曹操吧？"導覽員笑著搖頭："史書里的曹操可比這尊陶俑復雜得多。"當羅貫中在油燈下揮毫寫下"生子當如孫仲謀，既生瑜，何生亮"時，不會想到自己塑造的曹操形象會像病毒般侵入華夏文明的基因。

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英雄人物輩出，其中被歷史學家公認為：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的人屈指可數，寥若晨星。哪怕就是開拓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在歷史上最多也就算一個政治家和軍事家，他留下了著名的“兼聽則明 偏信則暗，水可載舟 亦可覆舟”的歷史典故，傳誦千古。

如果這三家只占一家，就足可以青史留名，曹操獨占三家，成為亂世梟雄，建立了強大的魏國。后來的司馬家族統一華夏，也是在魏國基礎上展開的。

當然，魏國主要是在北方平原地區，中原文化本來就深厚，自然條件優越，人才濟濟，而曹操又特別善于發現實用人才，求賢若渴，對于真正的人才往往破格提拔，不拘小節，可能他心里清楚，人無完人，用人之長，避人之短。

三國后期，諸葛亮雖然嘔心瀝血，竭力輔佐后主劉禪，但可惜的是劉禪是個敗家孩子，爛泥扶不上墻，只知享樂，禍國殃民。

蜀漢政權在后期最大的危機就是國力衰竭人才不足，蜀中無大將 廖化作先鋒。五虎上將老的老，病的病，死的死，諸葛亮時常為缺乏獨當一面的大將憂慮。當然，諸葛亮本身事必躬親，眼里揉不下沙子，對人才過于嚴苛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最終諸葛亮還是從魏國挖墻腳得到了姜維，為蜀漢政權續了一段時間的命。

而魏國自始至終，從來沒有人才匱乏的問題，從郭嘉到荀彧，從許攸到典韋，再到后來的司馬懿，文臣武將，人才濟濟。

我們可以想一想，典韋為什么赤手空拳寧愿被亂槍刺死也會屹立不動保護題曹操，如果曹操平時待部下很差的話，下面的人會拼命保護她嗎？

知人善任，唯才善舉，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和部將謀臣推心置腹，賞罰分明，所以才有了這種凝聚力和戰斗力。

然而，在民間流傳的曹操卻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大奸大惡之徒，當然，這要拜羅貫中三國演義所賜！

《三國演義》里曹操的"七宗罪"在民間早已成為鐵案：殺呂伯奢全家時的冷血，夢中殺人時的陰鷙，銅雀臺賦詩時的野心。

但翻開陳壽的《三國志》，這些罪名竟如晨霧般消散。真實的歷史場景中，曹操迎漢獻帝時"洛陽殘破，韓暹、楊奉專權"，正是他將天子從野蒿遍地的殘垣中救出，在許昌重建了漢室最后的尊嚴。

易中天教授在《品三國》中感慨："曹操的'奸雄'人設，是宋元以來文人集體創作的結晶。"從東晉習鑿齒的"尊漢抑曹"，到元雜劇里的白臉奸臣，再到明清小說的藝術加工，曹操的形象在層層濾鏡中逐漸失真。就像敦煌壁畫歷經千年風沙剝蝕，原本雄渾的筆觸終被時光磨成模糊的影子。

事實上，歷代文人強調“忠孝文化”，而曹操似乎于此格格不入，三國時期，漢室衰微，群雄并起，曹操之所以做到了北方老大的位置，就在于他自己具備超常的能力和智謀，以及強大的心理素質，號稱打不死的曹操，屢敗屢戰，終成一方霸主。

建安十五年（210年）的許昌城，曹操的《求賢令》如驚雷般炸響："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這份顛覆性的用人政策，在世家大族壟斷仕途的時代，不亞于一場政治地震。

在曹操以前的漢代，用人都講究家族門第，世族豪強，選拔人才一般都在這些人里挑選，但是曹操打破了這一局面，讓普通人也有了上升的渠道，只要證明自己優秀，就能得到提拔重用。這對于社會人才的流動，經濟的發展，乃至國家的安定，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至今潁川書院舊址的石碑上，還留著荀彧題寫的"唯德是舉"四個字。但當曹操的求賢使節踏遍州縣時，寒門子弟第一次看到了出人頭地的曙光。典韋這樣的江湖豪俠、郭嘉這樣的落魄文士、張遼這樣的降將，都在這場人才革命中脫穎而出。

但這場實驗絕非慈善。

曹操深諳人性幽微，他讓寒門當刀，用士族背書，玩的是權力制衡的絕妙棋局。當許攸因居功自傲被殺時，當崔琰因"腹誹心謗"自盡時，世人終于明白：所謂"唯才是舉"，實則是亂世梟雄的生存法則。正如現代企業里，老板重用"草根精英"沖鋒陷陣，卻把核心崗位留給"自己人"。

人才上升一直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大問題，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玩的是家天下，天下是某個人家的，世代相傳，如果碰到勵精圖治精明強干的君主就會迎來太平盛世，如果碰上昏庸無能、碌碌無為的君主，往往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從一家人選擇領導，不如從全社會選擇領導機會大。人才也是一樣，如果只重視家族圈、親朋圈和利益圈，不能從全天下招攬人才，那將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

如果一旦人才上升的通道被堵死，那么這個社會離日薄西山也就不遠了。

劉備無論走到哪里，一直強調自己“漢室宗親”的身份以維護正統，他所用的一般也是地方大族和豪強。在選賢任能和用兵打仗方面，劉備和孫權遠不是曹操的對手。

官渡之戰前夜的軍營里，曹操正就著燭光研讀郭嘉的《十勝十敗論》。這位出身寒微的謀士，因不拘禮法被袁紹拒之門外，卻在曹營得到了施展才華的舞臺。當袁紹的謀士團還在為嫡庶之爭內耗時，曹操的智囊們已制定出精準的戰略。

但曹操的用人哲學遠非"唯才是舉"四字可概括。對待關羽，他展現的是春秋筆法般的義氣；對待文士，他流露出建安風骨的雅量；對待降將，他施展的是收買人心的權術。就像他在《度關山》中寫的："天地間，人為貴"，在曹操眼中，人才是亂世最珍貴的戰略資源。

這種用人藝術在赤壁之戰后達到巔峰。當敗軍之將狼狽北逃時，曹操在滎陽大帳里設宴款待歸降的荊州士人。他對著滿座賓客朗聲笑道："今日諸君皆吾子也！"這句話背后，是對人才儲備的深謀遠慮，更是對天下大勢的精準預判。

鄴城的銅雀臺上，曹操設宴款待匈奴使者。當眾人猜測他是否要南征東吳時，這位魏王卻在酒酣耳熱之際吟誦起《短歌行》。詩中"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慨嘆，道出了英雄遲暮的悲涼，也暗含著一統天下的壯志未酬。

曹操的復雜性，恰似他墓前的七十二疑冢。他既能寫出"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豪邁，也能在殺孔融時展現陰鷙；既能在屯田制中展現民生關懷，也能在徐州屠城中顯露殘暴。這種矛盾性，實則是亂世生存法則的投影。

現代史學家王立群在《讀史有智慧》中寫道："曹操是亂世的全才，他的每個決策都打著時代的烙印。"當我們在道德法庭審判曹操時，何嘗不是在審判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當我們在職場遭遇"曹操式"老板時，何嘗不是在經歷人性與權力的永恒博弈？

洛陽龍門石窟的賓陽中洞里，北魏工匠雕刻的帝王像總讓人聯想到曹操。那雙深邃的眼眸里，既有"周公吐哺"的雄心，也有"吾乃常山趙子龍也"的幻象。曹操的歷史形象，就像這尊佛像般在真實與虛幻間搖曳。

當我們站在21世紀的門檻回望，曹操的"人設黑化"事件留給后人無盡思考：歷史真相能否抵御文學創作的侵蝕？英雄人物是否必須完美無缺？在流量至上的時代，我們是否也在用鍵盤塑造著新的"文學曹操"？

或許正如曹操在《遺令》中所言："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這位亂世梟雄的遺言，既是對未竟事業的遺憾，也是對人性復雜性的坦然接受。當我們學會用多維視角審視歷史時，曹操的形象終將在時光長河中洗去鉛華，顯露出真英雄的本色。

如今，當我們在職場遭遇"唯才是舉"的虛假承諾，在婚戀市場面對"門第之見"的隱形門檻，不妨想想那位在1800年前就試圖打破階層壁壘的梟雄。他雖未完全成功，卻用畢生實踐告訴我們：真正的英雄，敢于在亂世中重新定義規則，更敢于在青史留名時接受后人的多元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