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點鐵窗淚，今年方流到腮邊。人們把這個案件稱為“山西訂婚強奸案”。

去年5月2日晚，女方報警，稱被男友強奸。

去年5月5日，陽高縣公安局對席某某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

去年6月27日，陽高縣人民檢察院以強奸罪對席某某提起公訴。

去年8月24日，案件在陽高縣法院開庭審理。

去年12月25日，一審宣判，席某某因強奸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他當庭上訴。

今年3月24日上午9時，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就“席某某強奸上訴”一案召開庭前會議。

今年4月16日，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認定席某某的行為構成強奸罪。

我對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前所做的大量調解工作及法院對于席某某行為的認定，持支持態度。

這個案子拖了將近一年，一審審案的是陽高縣人民法院，密切關注并指導的還有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最高法。案件經最高法審核，三次批準延期審理，可見上上下下對這個案件是重視的、審慎的。其中包括，大同市中院擬對席某某適用緩刑，進行社區矯正，因席家不同意而作罷。

根據案件披露的所有細節，我認為，從以事實為準繩的角度說，判處席某某3年有期徒刑，在量刑上沒有瑕疵。

我今天要說的是“房緩同意”與案件的關系，這個似乎被法院忽略。民間也認為，席某某事實上已經構成了強奸罪，不必扯其他原因。

我倒覺得，“房緩同意”觸發了案件，必須引起社會足夠重視。一個判例如果只抓強奸犯而不引導正確婚俗，至少不是一個好的判例。

打擊違背婦女意志而強行與之發生性關系，是自古以來法律關照的重點，不論時代如何變遷，在這點上各個時代都沒含糊。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社會對于性的管理稍有寬松以來，強奸罪有明顯下降趨勢。即便是最為嚴格的性管理時代如文革，強奸罪也是時有發生的。

山西訂婚強奸罪之所以在一年中被社會強烈關注，就是因為這件事太稀奇，稀奇得幾乎成為近幾十年來的唯一。很可能，別處也有類似案件發生，但女方不訴，法律就沒干預。

而山西訂婚強奸案的發生背景，如果在司法實踐中不予考慮，則大同中院只完成了任務的一半。也就是說，用法律強力打擊了訂婚強奸的罪犯，而忽略了對于某些惡性婚俗的強力糾偏。

具體說，席家答應了女方18.8萬元彩禮，一個金戒指，同時答應結婚一年后在房產證上添加女方的名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三條明確規定，一方的婚前財產屬于個人財產，不因婚姻關系自動轉化為夫妻共同財產。若男方婚前購房后主動將女方姓名添加至產權人名單，該房產可能被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

席某某及其父母書面承諾結婚一年后在房產證上添加女方名字，為席某某走向婚姻殿堂埋下了隱患。

我們不妨算算賬。男方給予對方19萬元彩禮，房子一半歸女方名下，加起來少說也算50萬彩禮吧，席家心里肯定不舒服。

5月1日訂婚，2日中午女方宴請席某某，飯后二人前往婚房。席某某提出發生性關系，遭女方拒絕，女方稱等結婚后再說。

女方此前對席某某說過婚前不許發生性關系嗎？新聞中沒見提及。即以5月2日明確表示婚前一定守貞，它的時間節點也晚于5月1日一天，這天是席家明確答復房子要在結婚一年后才加女方名字。

婚前不發生性行為，女方站上了道德與法律的制高點，為社會大眾贊揚不止。

“房緩同意”，兩個小青年即便訂婚，也不一定走到婚姻殿堂。

所以，我猜測，女方站上了道德與法律的制高點，不是因為她堅定的性依法，而是因為男方的“房緩同意”。

我們不妨設想，假如男方在5月1日爽快也答應了房本加上女方名字呢？他們之間的關系會鬧得男方未進洞房先進牢房嗎？

女方在強奸案發生之后，在席某某被強制拘留后，還在挽救婚姻，并承諾剩余的8.8萬彩禮免了。這個努力沒有成功，男方一紙訴狀追索彩禮，于是，女方把10萬元彩禮和戒指，退回到中介所，這兩件事做得亮堂。

細細想來，兩個青年人都是婚戀惡俗的受害者，一個身陷囹圄，毀了一生。一個身心傷痕累累，也得一生修復。我說的婚戀惡俗，是指女方索要高額彩禮和必須買房，不是專指這個案件中的女方。結個婚，整個家庭罄其所有，人人心里憋著一口氣。

現在許多年輕男性不敢結婚，就是被這些條件給嚇著了，這個社會頑疾，大有立即下猛藥的必要。而法院在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的審理和判決中，顯然忽略了法律所要承擔的這個社會責任，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中國婦女報》連發3篇評論，呼吁保護婦女權益，作為廣大婦女的娘家人，《中國婦女報》做得是對的。但是，女方索要高額彩禮等惡劣風俗，也應該呼吁制止。不然，婚前“談價”一定會嚴重影響小夫妻及家族的感情，為社會高離婚率再貢獻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