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利用手機進行偷拍行為的頻頻發生，公共空間的個人隱私安全問題日益受到社會關注。近日上海一博主在地鐵偷拍穿短裙女性視頻且態度囂張的話題，再次讓這一話題沖上熱搜并引發眾怒。

4月18日下午，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軌道和公交分局通報：網民薛某（男，24歲，網名“一只公交迷”）為博取流量，多次在地鐵偷拍穿短裙女性視頻，配違法誘導性文字發布，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已被依法處以行政拘留。

圖源：微博賬號軌交幺幺零

上海男子地鐵偷拍女性，配低俗文案引眾怒

據媒體此前報道，近日，上海市民陸先生發現16歲女兒在乘坐地鐵時，被一博主偷拍，視頻配以隱晦低俗文案發布至社交平臺。

維權期間，陸先生發現該賬號長期偷拍公共交通上的女性，畫面聚焦短裙、休憩等場景，配文“風景真好看”“這個妹妹好看嗎”等不當內容。經投訴后，僅陸先生女兒視頻被下架，其余偷拍內容仍存留，該賬號也依舊運作。涉事博主受訪時稱自己就是為了引流，辯稱“公共場合拍攝不算偷拍”。

薛某偷拍后被警方行拘一事，引發公眾對公共場所拍攝邊界的廣泛討論。多數網友直呼“解氣”：“抓得好，給上海警方點贊”；“昨天看到這個事件感到很氣憤，今天看到這條通報，舒服了”；“大快人心，這種變態就該抓，也希望平臺能擔起監管責任”……

圖源：評論區截圖

對此，《法治日報》律師專家庫成員、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馬麗紅律師分析認為，侵權認定核心在于“未經同意”且“損害他人合法權益”，而非僅限拍攝隱私部位。博主未經允許拍攝并公開路人肖像，且視頻帶有“評頭論足”等不當言論，可能構成對肖像權、人格尊嚴的侵害。

“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若警方認定博主行為屬于‘偷拍散布他人隱私’或‘公然侮辱他人’，可處拘留和罰款。具體到這起案例中，博主長期跟蹤拍攝、配文不當，可能被認定為‘擾亂公共秩序’或‘侮辱他人’而被予以行政處罰。”馬麗紅解釋道。

未經同意的拍攝并不必然侵權，但須“合理使用”

法治網記者發現，公共場所偷拍現象頻發，除地鐵外，公園、街拍熱點區域也多次出現類似情況。

比如，今年4月10日，成都兩男子為博流量策劃虛假搭訕視頻散布多個平臺，因嚴重擾亂秩序、侵犯隱私被刑拘。2024年4月，南寧一攝影師以拍立得拍攝為名獲得兩女子同意后，偷用手機抓拍照片上傳至攝影群，后被媒體曝光。

此外，近年來，上海安福路、北京三里屯等街拍熱點頻現爭議，對此，一些攝影愛好者堅稱拍攝“聚焦城市景觀，非針對女性特寫”。此類事件頻發，加劇了公眾對自己肖像權、隱私權的擔憂。

圖源：網絡

針對“公共場所偷拍”亂象，在接受法治網記者采訪時，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理事彭新林教授表示，公共場所不是偷拍他人的免責之地。公共場所拍攝，不能損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權益。如果未經當事人同意，且出于博取流量炒作甚或非法目的而偷拍，那就違反了道德，也侵犯了公民的肖像權、隱私權等權利。

馬麗紅認為，雖然公共場所拍攝本身不違法，但若拍攝行為具有以下特征，仍可能構成侵權，比如：以營利或貶損他人為目的（如商業街拍、刻意丑化）；拍攝行為侵犯他人隱私或人格尊嚴（如跟蹤拍攝、聚焦敏感部位）；未經當事人允許公開傳播肖像（如上傳至社交平臺獲點擊收益）。

與此同時，公共場所拍攝的合法尺度，也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社交平臺上，不少網民提出：“難道所有公共場所拍攝都要對方同意？”“未經同意的拍攝一律算侵權嗎？”“公共場合還能不能拍照了？”

對此，馬麗紅明確回應，未經他人同意在公共場所拍攝并傳播其肖像，不必然侵權，但需符合“合理使用”的界限。根據民法典相關規定，若拍攝行為屬于個人學習、新聞報道或非特定人物附帶入鏡（如景點合影中的路人），且未損害他人權益，可認定為合理使用；但若以特定路人為拍攝主體并公開傳播，或聚焦他人穿著配不當文字導致名譽、隱私受損，則構成侵權需擔責。

彭新林認為，如果公共場所拍攝的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或者在法律規定范圍內活動，通常不構成侵權。如有些城市開展的“隨手拍”執法活動，對違反交通規則、違反市容和環境衛生的不文明行為等，市民拍下來進行舉報，此類行為通常不構成侵權。

平臺審核不能以“不涉黃即過審”為底線

法治網記者注意到，某頭部社交平臺前審核人員曾發帖稱：當前短視頻平臺普遍采用“AI初篩+人工復審”機制，但日均數千萬條內容審核壓力下，AI側重識別涉黃等“高危內容”，肖像權類投訴多依賴用戶舉報且響應滯后。

法治網記者查閱多家平臺《用戶協議》發現，盡管平臺《用戶協議》明文禁止“侵害人格權益”“低俗性暗示”“騷擾辱罵類惡意信息”等內容。但實際操作中仍以“不涉黃即過審”為底線，放任“擦邊偷拍”視頻流通，相關投訴處置時效長達12-24小時。

圖源：小紅書平臺用戶協議截圖

馬麗紅指出，依據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平臺對“明顯違法”內容負有下架義務，對“擦邊偷拍”等非顯性侵權內容，通常適用“通知－刪除”規則。若平臺長期縱容此類內容并從中獲利（如流量分成、廣告收益），可能被認定為“明知或應知”侵權，需承擔連帶責任。

“建議未來明確平臺對‘高頻侵權類型’的主動過濾義務，并細化審查標準。”馬麗紅表示。

平臺審核機制的盲區，加劇了公共場所拍攝的治理困境：若放任“擦邊偷拍”，公民人格權益將持續受損，但若過度收緊規則，則可能誤傷街拍、新聞紀實等公眾創作。

面對這一兩難命題，法律如何既守住人格權底線，又為自由創作留出空間？

彭新林指出，公共場所拍攝需以不損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為前提。若被拍攝者明確表示“不許拍”，拍攝者應立即停止；在互聯網發布相關內容時，應采取打碼、模糊化等技術措施，隱去可識別特征。

馬麗紅則進一步提出四重平衡維度：第一，采取“目的正當性”優先原則，對商業性拍攝（需嚴格獲授權）與公益性拍攝（如新聞紀實）進行必要區分；第二，進行“最小必要范圍”限制，即街拍作品需避免聚焦可識別的個體，或進行模糊化處理；第三，采用“事后救濟”機制，允許創作者以藝術價值抗辯，但需補償權利人合理損失；第四，明確例外情形，如公眾人物在公開場合、突發事件中的必要拍攝等。

“建議有關部門能夠細化‘合理使用’標準，避免‘一刀切’限制創作。 ”馬麗紅說。

來源 | 法治網

編輯 | 李婉怡

責編 | 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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