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瀾昌

2025年4月17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對外國船舶分階段征收港口費用，打著“公平競爭”的旗號，實則是一次以新瓶裝舊酒的貿易保護主義重演。這一做法的荒謬程度，堪比17世紀的《航海條例》。唯一的區別是，那時候英國還有工業革命的底氣，如今的美國卻只剩下霸權衰退的焦慮和關稅的粗暴。

所謂“港口費用”不過是新的關稅變體。美國此舉并非出于真正的市場規則考量，而是對自身航運和造船業持續衰落的恐慌性回應。美國今天的船舶工業早已名存實亡，民用船市場幾近空白，連海軍造艦都屢屢跳票，遲緩低效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特朗普政府卻幻想靠在中國、日本、韓國船舶身上加碼收費來“逼”產業回流，這種“收過路費式的產業振興”，簡直是全球經濟中的一大奇葩。

此次所謂“調查”背后的推動者，居然是美國幾個老牌工會組織。這些工會當然不是突然關心國際貿易規則，而是急于為本國會員爭取虛幻的“就業機會”。在拜登時代逐步被邊緣化后，他們終于在特朗普重返白宮的窗口期發力，靠“請愿書”促成這樣一項逆時代的政策。而特朗普也需要這些藍領鐵票，在下一輪總統選舉中繼續為其背書，于是港口費用就這樣浮出水面，成為華盛頓權力博弈的一枚工具。

但問題是，世界早已不是可以靠港口征稅搞霸權的時代了。全球貿易之所以能支撐現代經濟，靠的是效率與成本控制，而非殖民時代的“特許通行”。當集裝箱航運成為支撐日常消費的骨架，當礦石與糧食依賴著廉價遠洋運輸，當跨國供應鏈深度融合，美國卻妄圖用一紙“港口費用”把中國船、日本船、韓國船擋在外頭，這不是與市場對賭，就是與現代文明對著干。

美國政府一邊高唱“自由市場”的贊歌，一邊卻不斷筑起“關稅高墻”和“海上壁壘”。如果說高額關稅已經嚴重沖擊了普通消費者的荷包，那么港口費用則將在供應鏈上直接引爆成本炸彈。這不僅會導致運輸價格上漲、商品短缺，還將使大量低附加值的商品失去跨境貿易的可能性。從生活必需品到基本原材料，美國人將會在超市貨架前，切身感受到這個政策的“副作用”。而最諷刺的是，正是那些被特朗普許諾“復興制造業”的選民群體，將最先為此買單。

特朗普的策略從來都不是經濟理性，而是政治操作。他看似在重振制造業、減少貿易逆差，實則是在操弄“經濟民族主義”的幻覺來鞏固紅州基本盤。他所祭出的“對等關稅”“本土優先”“制造業回流”口號，說到底只是針對中國的系統性遏制工具。但問題在于，美國自身已經完成了經濟轉型，真正有全球競爭力的，是金融、科技與服務業，而非幾十年前的焊接工廠和船塢造船。特朗普假裝沒有看見這一現實，仍然沉迷于“舊工業黃金時代”的幻覺，把復興美國制造當成政治消費的口號，不惜將全球經濟一同拖入關稅泥潭。

這一次的港口費用，很可能只是開端。美國政府已經明確表示，將對日韓等航運強國的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汽車滾裝船等也采取限制措施，企圖把整個全球海運體系據為己用。但美國目前控制的全球商船比例只有0.1%，在商業邏輯上根本無法與中日韓相抗衡。特朗普政權以為可以靠行政命令重構一個美國主導的貿易體系，可問題是，沒有船、沒有港、沒有市場信任，憑什么讓全球市場為你的政治表演買單？

而今，美國試圖通過“對等關稅”與港口費用向盟友施壓，要求他們減少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以此達成“圍堵中國”的經濟聯盟。但現實已經一次次地證明，這種政治化的經濟脅迫根本難以成功。即便是傳統盟友如歐洲、日本，在涉及自身利益時也日益表現出對美國政策的不信任。英國、法國都不愿意選邊站隊，東盟更是審慎地維持與中國的緊密經貿合作。美國要打造“經濟北約”，無異于強行重塑一個與市場趨勢相悖的全球經濟秩序。

面對這種情況，中國的回應極為清晰有力。中國商務部已明確表示，將堅決反制任何損害中國利益的做法，并將持續推動對外開放，提供市場確定性。在全球化遭遇逆風之際，中國并沒有退縮，而是主動采取了擴大市場準入、優化營商環境、推進高水平開放等一系列實質性措施，以穩定外資信心，鞏固自身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核心地位。

更重要的是，隨著中歐班列、陸海新通道、“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海運之外的替代路線和通道也在不斷完善，世界市場正在學習如何不依賴美國而自我運轉。美國不再是唯一中心，更不再是唯一港口，過去的“全球中轉站”地位正在被去中心化的多元體系取代。

歷史終究不會倒退到17世紀。今天的國際貿易，不再靠航海法與殖民稅，而靠互聯互通、開放合作。特朗普妄圖靠一紙費用重現美式霸權，無異于開歷史倒車。問題是，車還沒倒出去，輪子就先掉了。

這個時代不會為任何國家的焦慮讓路，也不會為任何政客的妄想停滯。港口不是政治秀的舞臺，航運更不是誰家的專屬通道。經濟的邏輯終將壓過政治的虛妄，美國若一意孤行，只會將自己推離世界市場的核心，淪為“全球孤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