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2022年4月22日，格力電器股東大會通過董事會換屆議案，董明珠連任董事長。在回應管理層年輕化議題時，董明珠提出人才選拔應側重思想年輕化、創新能力和責任心，但同步拋出"絕不用海歸派""海歸派里有間諜"等爭議言論。盡管企業自主制定用人標準本屬正常，但其將海歸群體與間諜風險直接關聯的表態，引發輿論對職場歧視的廣泛質疑。公開資料顯示，這并非董明珠首次針對海歸群體發表偏頗言論，但此次表述的尖銳程度明顯升級。

當一位年銷售額超兩千億的上市公司董事長，在股東大會這樣的正式場合將某個特定群體與間諜風險直接畫上等號，這已不僅是企業用人策略的個性選擇，而演變為值得警惕的公共議題。董明珠關于海歸派的爭議言論，暴露出某些企業家在全球化浪潮中愈發狹隘的認知框架，更折射出商業精英群體對公共話語權邊界意識的模糊。

企業根據自身戰略制定人才標準本是市場經濟的題中之義。無論是側重本土人才培養，還是拒絕特定背景的應聘者，只要符合勞動法規，外界都當予以尊重。但將不聘用某類群體的決策依據，建立在毫無證據的"間諜疑云"之上，則完全逾越了企業自主權與公共言論的倫理邊界。這種將職場選擇異化為群體污名化的行為，本質上是對現代企業管理文明的背離。企業家有權決定研發團隊的血統純度，卻無權將個人臆測包裝成群體定罪的依據。

值得深究的是，這類充滿偏見的言論何以能在正式決策場合脫口而出。當企業掌舵者將"不用海歸派"的決策依據，從專業考量降維至捕風捉影的猜忌，這既暴露了決策思維中非理性因子的膨脹，更顯示出權力傲慢對認知框架的扭曲。從"掌握核心科技"的研發自信，滑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封閉心態，這種轉變軌跡恰恰印證了某些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的認知錯位。當商業領袖開始用陰謀論解釋人才競爭，其折射的或許不是海外人才的真實風險，而是企業戰略視野的萎縮。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掌握話語權的商業領袖正在將職場偏見升格為社會認知。當"海歸派里有間諜"的論斷從上市公司董事長口中說出，客觀上就形成了對數十萬歸國人才的集體指控。這種將個體企業偏好上升為群體道德審判的言論模式，本質上是對公共話語秩序的破壞。企業家當然可以談論人才戰略，但當其言論超出企業圍墻、演變為社會群體的污名標簽時，就必須接受公共價值觀的審視。畢竟，會議室里的決策討論與公共輿論場的價值引導，從來都不是可以混為一談的領域。

從企業管理角度審視，這種言論暴露出令人不安的治理缺陷。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特征，就是決策者個人意志與組織理性的區隔。當董事長可以未經任何數據支撐、單憑主觀印象否定整個群體的人才價值，既反映出企業內部制衡機制的失效，也顯示出部分企業內部權力過于集中對科學決策的侵蝕。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將群體標簽與道德風險強行捆綁的思維，與市場經濟推崇的開放、理性精神背道而馳。當企業開始用出身論替代能力論，用猜忌心置換專業判斷，其距離真正的現代企業治理只會越來越遠。

公共人物的話語責任在此事件中顯得尤為重要。董明珠作為多次躋身財富排行榜的商業領袖，其言論自帶的社會放大效應不容忽視。當這類充滿偏見的表述通過股東大會的正式渠道傳播，客觀上就完成了從個人觀點到社會認知的轉換。這種轉換帶來的傷害是雙重的：既加深了社會對海歸群體的誤解，也削弱了企業本該具備的包容形象。企業家當然不必刻意討好輿論，但對基本的事實判斷和群體尊重，理當保持最低限度的敬畏。

當前輿論場的爭議焦點，不應局限于某個企業的人才政策，而需聚焦于商業領袖的言論尺度與社會責任。需要厘清的是，企業自主用人權絕不等于企業家可以肆意踐踏群體尊嚴。就像餐館有權不接待西裝顧客，但若店主公開宣稱"穿西裝的都是騙子"，這就構成了對特定群體的誹謗。同理，企業完全可以通過專業評估拒絕海歸人才，但將決策依據訴諸"間諜疑云"的想象，就已經從商業選擇滑向名譽侵害。

在這個人才跨國流動愈發頻繁的時代，某些企業家的封閉思維顯得格外刺眼。當華為在全球建立研發中心廣納英才，當比亞迪海外研究所匯聚多國精英，這些真正參與國際競爭的企業，反而展現出超越出身的用人智慧。相比之下，將人才戰略收縮為身份排查的做法，倒更像是不敢參與全球競爭的心理投射。這種以安全之名行封閉之實的策略，或許能守住研發團隊的"血統純凈"，但注定會失去在開放競爭中錘煉真本事的機會。

回看這場輿論風波，最令人遺憾的或許不是某個群體的被誤解，而是中國企業界正在喪失的某種精神氣度。三十年前，張瑞敏掄起鐵錘砸毀殘次品，展現的是追求卓越的品質覺醒；二十年前，任正非寫下《華為的冬天》，傳遞的是居安思危的進取意識。這些企業家的經典時刻，都在用突破性的思維推動行業進步。而今，當某些企業家開始用身份標簽替代能力評判，用陰謀論解釋人才競爭，這種認知層次的退化，或許比個別爭議言論更值得警惕。

站在社會進步的角度，我們不苛求每位企業家都成為道德楷模，但有權要求掌握話語權者守住文明底線。當商業領袖的言論開始助長社會群體的對立，當企業決策的依據摻雜非理性偏見，這種苗頭理應引起足夠警惕。董明珠是否需要道歉，答案或許見仁見智，但由此引發的關于企業家話語責任的討論，應該成為重塑商業文明的重要契機。畢竟，真正偉大的企業從不是靠畫地為牢造就的，而是要以海納百川的胸襟，在開放競爭中錘煉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