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德那里，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人不只是被動感知或接受外部信息或刺激，他還具有知性、理性與判斷力，正確的知性、周密的理性和熟練的判斷力構成智性認識能力的整個領域。

作者劉松青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6月2日第1938期 有史以來，從哲學到政治學、社會學、生物學和人類學，人類當中最具智慧的頭腦對“人是什么”這一問題的孜孜求索從未間斷，他們給出的答案各式各樣。然而，“人是什么”這個問題卻依然晦暗不明。正如威爾森指出的那樣，人的本質問題帶有欺騙性，它永遠是哲學家的一個致命陷阱。他進一步指出，哲學家應該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解釋人，花一點時間去了解進化論，將人看作自然科學研究的一部分，并且只能嘗試通過整合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而不僅僅是從后果而非從起源來研究人。他認為，任何人在考慮人的終極本質是什么的時候，都要慎重對待上個世紀科學研究留下的遺產，或者以之為前提。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心靈可以被解釋為有限數量的化學和電子反應的活動，如果我們只是普通生物并且我們的心靈不能自由飛翔，如果人類是由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基因改變和環境的必然性而不是神造就的，那么，無論我們用多少隱喻和想象美化這個絕對的結論，都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富有吸引力的問題。威爾森的觀點無疑有些偏頗，因為至少到目前為止，生物學、認知科學、神經科學等方面的研究能夠提供給我們的只是一些關于人的現象或者經驗認知。例如，從人類的基因編碼和大腦活動圖譜等研究成果看，科學回答的是我們的生物本性。人的行為受其生物性約束，然而“人是什么”的問題不僅僅涉及我們的生物功能與大腦結構，而且涉及我們的社會結構、行為選擇結構，亦涉及人與他人的共在，以及“我們應該以及如何成為我們自己”等問題。當涉及這類規范性主張的時候，科學方法似乎沒有多少用武之地，人們完全可以將自己想象為受規范約束的，而不用服從科學的世界圖景。因而，要攻克“人是什么”或者“我們是誰”的難題，我們不得不回到哲學。正如康德所言，“哲學是一種總體知識，沒有哲學，一切獲得的知識就只能當作零碎的摸索，而不能認為是科學”。對人的認識，我們需要的正是這樣一種整體主義的眼光和視角。康德表明，在理解“人”這個根本性問題上，哲學相對于自然科學具有天然的優先性。因為，人是什么的問題不同于自然實體具有何種特征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僅需要考慮如何從其他自然對象中區別出智人，也需要思考如何內在地理解“我們”自身。康德認為，從內在視角來思考人的存在問題不只是一個哲學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是做什么、想什么、找什么樂趣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而言，自然主義是不充分的。在這個問題上，康德的哲學框架不只是包含使得經驗世界的科學為真的經驗實在論，也是堅持科學不只是唯一視角的先驗唯心論，存在一個比理解為經驗上可知的世界更豐富的世界本身。康德給“人是什么”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比現代自然主義更好的解答模型。他既為獨立于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學和美學的基本規范性標準辯護，也為行動者的自由之可能辯護；他既充分肯定我們對科學知識與真理的追求，同時也給我們的自由保留了足夠的空間。在他看來，我們如何更好地思考、行動和感受，不僅遵循自然科學的結論，更重要的是，還符合我們自身為自己創立的法則，即人不僅為自然立法，也為自身立法。康德認為，我們不僅要從人與其他理性生物的經驗比較中去解釋人的特性，也要以先驗的視角、哲學的高度和整體的立場去考察人的本質。當然，由于在人之外，我們目前還沒有發現任何其他的理性生物，因而兩種理性生物之間的比較是不可能的，從經驗上確定人類的特性似乎就是一個難解之謎。不過，雖然人不能與更高的理性存在者進行比較，卻還可以通過與其他動物之間的比較獲得相關的經驗。

正如布蘭頓指出的那樣，“我們是誰”的問題要放在一個更廣闊的視角之中來考察，我們不僅要將人從某些與人相似的物種如黑猩猩的比較中區別開來，還要說明“我們”和其他一些物質對象的本質不同；我們要避免從生物起源或者物質構造的視角來回答這個問題，而是應該關注那些涉及我們能夠做什么的，更抽象、更具有實踐性的情況；我們應該從人區別于其他生物的本質特征中找到這種劃界的可能，或者定義“我們”自身。布蘭頓認為，這種本質特性就是智性（sapience），也就是康德意義上的理性規范性。

在康德那里，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人不只是被動感知或接受外部信息或刺激，他還具有知性、理性與判斷力，正確的知性、周密的理性和熟練的判斷力構成智性認識能力的整個領域。他將知性能力（運用概念的能力）看作關于一般規律的認識能力，認為一般規律不能理解為自然界用來支配人的行為的規律，就像是受自然本能驅使的動物一樣，它是人為自己制定的規律。

在康德看來，知性是發現規則的能力，判斷力是發現屬于規則的特殊情況的能力，而理性就是把特殊事物從普遍的東西中推導出來，因而按照原理和必然性來設想特殊事物的能力。所以也可以把理性解釋為根據原則作出判斷和采取行動的能力。人要給自己制定規則，就必須具有理性。

按照福瑞森的理解，康德對“人是什么”這個問題的回答涉及三種方式，即先驗的、經驗的和實用的。它們分別對應的是人的心靈的三個方面，即認識（比如真或假）、情感（比如高興或不高興）和意志（比如各種善）。

康德認為，認識、情感和意志都被自身的先天原則所統領，這些先天原則又被高階的認識力量所規定。認識是受知性的先天原則管理的，意志是受理性的先天原則管理的，情感則是受判斷的先天原則（目的性原則）管理的。

因而，認識、情感和意志都是規范的，人們可以從內在的規范性結構的可能性條件來研究它。簡單地說，先驗人類學提供規范性，從內在說明人是什么，解釋我們應該如何思考、感覺以及選擇，它其實是一種知性和理性的自我知識；經驗人類學提供科學的、觀察基礎上的描述，以及人類的思考、感受和行動如何可以觀察地歸類；實用人類學則是將這兩種方法放在一起，它描畫的是經驗的描述如何為滿足先驗人類學闡明的規范提供建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康德的三大批判提供了人作為有限但自由的知者、行動者和感受者的描述。

他將人類知識看作由自發促使范疇（概念）去認識對象的理智的概念化所構成的，將人類行動看作遵從主觀的并且因而自發的道德原則的必然性行動，將審美愉悅看作從證實我們有限性的能力的自由作用中產生的，因而從根本上來說，人的行動不是由經驗的因果關系決定的，而是基于其行動能力的先驗自由，基于其理性的自發性。

對于康德來說，“人類要達到他潛在的最終方式是生命的自反性，遵守參與到一個可理解的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動的規范性原則”。根據福瑞森的說法，康德的哲學不管多么復雜，它作為一個整體表明，受因果支配的經驗人類學沒有排除“自由必須優先于人類行動的任何因果解釋”這樣的識見。他的先驗人類學表明，人類的認知、情感和意志是自由的。但是，這種先驗人類學同樣強調，這種自由是規范支配下的自由。

人之所以具有理性的規范性，并且服從實踐的規范性法則，在康德看來，就在于人具有一種自己創造自己的特性，他能夠根據自己所采取的目的來完善自己，即可以根據其天然的理性能力，把自己造就成一個理性的動物。這樣，人不僅保存著自己的種群，還可以訓練和教育這個種群，對之進行日常社會性教化。此外，他還可以將這個種群作為按照理性原則安排的社會系統來治理。

通過利用事物的技術性素質（與意識相聯結的機械性素質）、實用性素質（巧妙地利用別人達到他的目的）和在他本質之中的道德性素質（按照法則之下的自由原則來對待自己和別人），人從其他自然存在中將自己區別開來，而這三個階段中的每一個階段，都足以規定人的特征，將他從個體性的物理的粗野狀態中掙脫出來，成為一種規矩的、被規定為和睦一致的生物。換句話說，“人”是由人自己所創造和規定的一個概念，一種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