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偉大思想家孔子的學說一直在中國居於至高無上的尊位。但是，孟子作為孔子之後最重要的一位儒學大師，長期以來，卻并未得到尊崇。有的儒學者往往將孟子視為戰國時代諸子之一，或以荀孟并稱，甚至對孟子學說提出若干非議。學術大師錢穆早已指出：

唐韓愈始提倡孟子，至宋代王安石特尊孟，奉之入孔子廟。而同時如李覯之常語，司馬光之疑孟，皆猶於孟子肆意反對。然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稱，與漢唐儒之并稱周公孔子者，大異其趣。此乃中國儒學傳統及整個學術思想史上一絕大轉變，此風雖始於韓愈，而實成於宋儒。[1]

縱觀兩宋儒學之發展，大致經歷以下幾個階段。第一，北宋前半期，儒學者大致株守漢學，正如王應麟所說：“自漢儒至於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2]第二，自宋仁宗慶歷時始，各個新的儒學流派紛紛著書立說，甚至疑經惑古，出現了學術思想的活躍。第三，自宋神宗時始，王安石的王學占據此後六、七十年的支配地位。王學的支配地位經歷宋哲宗元祐時與北宋末至南宋初兩次動搖，直到力主王學的秦檜病死，王學遂一蹶不振。與此同時，程學原為影響不大的儒學流派，至南宋初期，盡管受秦檜的壓制，卻逐漸興盛。第四，宋孝宗時，因朱熹著書立說，大力倡導，理學在民間大盛。第五，宋理宗時大力扶植程朱理學，程朱理學始占據爾後七百年的支配地位。

孟子在宋代亞圣地位的確立，始於王安石，成於朱熹，與王學、程朱理學兩個最大的儒學流派先後各領風騷，有密切的關系。

宋朝官修編年史實錄中之王安石傳，今保存於《琬琰集刪存》卷３，此傳說：

安石早有盛名，其學以孟軻自許，荀況、韓愈不道也。

宋人羅從彥說：

王安石以高明之學、卓絕之行，前無古人，其意蓋以孟子自待。自世俗觀之，可謂名世之士矣。[3]

這些評論決非無根之言，今以王安石本人之詩為證，《王文公文集》卷３８《揚雄三首》，其一曰： “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蒼旻。光明所照耀，萬物成冬春。”歐陽修《贈王介甫》詩說：“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4]王安石答詩說：“欲傳道義心雖壯，學作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5]歐陽修稱譽王安石詩如李白，文比韓愈（一說為謝脁）。王安石的答詩說自己“學作文章力已窮”， “終身何敢望韓公”，但“傳道義”之壯心，仍期望能有“窺孟子”之成就。其《孟子》詩云：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6]

簡直就將孟子引為千古知己了。宋初至慶歷時，儒學者治經，但并不認為《孟子》是儒家之經典。王安石執政時，熙寧四年（公元１０７１年）二月，始以《孟子》和《論語》作為科舉考試的必修課，[7]實際上是將兩書升格為與《易經》、《詩經》等相近的儒學經典的地位。王安石罷政後，深受王學影響的宋神宗，於元豐六年（公元１０８３年）十月，“詔封孟軻為鄒國公”。[8]翌年五月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軻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顏回）之次，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間，并封伯爵。”[9]孟子為公，荀子等三人為伯，孟子“配食”，其他三位“從祀”，於是孟子的亞圣地位事實上便得以確立。

盡管如此，宋儒中非議孟子者，仍不乏人，北宋有李覯、司馬光、晁說之等人，南宋有葉適等人。劉安世在門人所輯《元城語錄》卷上說：

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與老先生略同（先生呼溫公則曰老先生，呼荊公則曰金陵）。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爾。

宋哲宗元祐初，司馬光為反對科場改革而上奏說：

神宗皇帝深鑒其失，於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此其失也。

司馬光此段議論的宗旨有二。一是指責王安石不當以《三經義》等“一家私學”，強制儒學者們接受，并作為“科場程試”中取黜的標準。二是指責王安石不當在“科場程試”中，“黜《春秋》而進《孟子》”。所謂“廢六藝而尊百家”，實乃夸大其辭。“廢六藝”其實只是指《春秋》不列入“科場程試”，“尊百家”其實只是指尊《孟子》。他在此奏中建議：

《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10]

司馬光的主張遭到范純仁的反對，他說：“《孟子》恐不可輕，猶黜六經之《春秋》矣，更乞裁度。”據說司馬光對范純仁之說“欣納之”。[11]

宋哲宗親政後，變法派重新上臺，王學的地位也隨之有所提高。宋徽宗崇寧時大力推崇王學，當時所頒《故荊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廷詔》說：

道術裂於百家，俗學弊於千載。士以傳注之習，汩亂其聰明，不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斯已久矣。故荊國公王安石，由先覺之智，傳圣人之經，闡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訓釋奧義，開明士心，總其萬殊，會于一理。於是學者廓然如睹日月，咸知六經之為尊，有功于孔子至矣……內圣外王，無乎不備，蓋天降大任，以興斯文，孟軻以來，一人而已。[12]

褒詞評價如此之高，確乎實現了王安石生前“窺孟子”的宿愿，將他尊奉為孔孟之後的又一圣人。王安石一時成為繼孟子之後，又一個得到“配享”孔子地位的儒學大師。

孔孟并稱，業已得到大多數儒學家之公認，而晁說之在《孔孟》一文中仍提出異議，他說：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於異端，而以為孔子之儷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詆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統，閉約而不解，未免為諸子之徒，尚何配圣哉。[13]

南宋初，晁說之“告老”，宋高宗說：“是嘗著論非孟子者，孟子發明正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14]

程顥和程頤兄弟之學，原是北宋一個較小的儒學流派，其影響最初遠不能與王安石之王學相比。程顥和程頤反對王安石變法，程頤本人又受司馬光的舉薦和提拔，但他們尊崇孟子，卻與司馬光迥異。

程顥、程頤與王安石同樣尊崇孟子，但對孟子以後道統的繼承，又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解釋。前面說過，王學的信奉者是將王安石尊奉為孔孟後的又一圣人。程朱理學對孟子以後道統的繼承，在宋朝各代又有不同的說法。最初，程頤為其兄程顥寫行狀說：

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謂孟子沒而圣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15]

《河南程氏文集》卷１１《明道先生墓表》由程頤撰寫，太師致仕文彥博題寫，墓表說：

周公沒，圣人之道不行；孟軻死，圣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

正如鄧廣銘先生《關於周敦頤的師承和傳授》一文中所作的精辟論述，程顥和程頤雖曾從學於周惇頤，[16]“決非周敦頤的學業的傳人”，“後來之成為理學家（道學家），與周敦頤并無絲毫干涉”。[17]程頤強調孟子死後一千四百年，方有其兄“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并非從周惇頤學“得不傳之學”。程顥門人劉立之也說：

自孟軻沒，圣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杰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辟榛穢，開示本原，圣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閾者蓋鮮，況堂奧乎！[18]

按以上說法，自孟子後，道統中斷，得孔孟真傳者，唯程顥而已。程頤死後六年，其子程端中為父親八卷遺文寫序說：

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圣人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纖悉具備，宜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以下，泯沒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宗師之，圣人之道蔽曀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復明。[19]

程端中此處強調其父得圣人之真傳，甚至沒有提及伯父。在程門弟子中，受學於程頤者最後更盛於程顥。南宋前期，有陳公輔上奏攻擊“伊川學”說：

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體圣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程頤，頤死無傳焉。[20]

撇開其攻擊之詞，此奏無非是反映到南宋初年，理學已成為頗有影響的學派，但學者們所宗師者主要是程頤，“謂之伊川學”。他們對儒學道統的解釋是“孟軻傳之程頤，頤死無傳焉”，這與前引程頤和劉立之之說有異。“頤死無傳焉”，說明當時伊川學派仍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呂稽中撰程氏門人尹焞墓志銘也說：

吾聞之先生矣，昔者周公歿，圣人之道不行，孟軻歿，圣人之道不傳。從千馀載之後，得不傳之學者，伊川程夫子也。[21]

尹焞死於南宋初，比陳公輔上奏時間稍晚，但上引兩段文字的一致之處，正是有程頤而無程顥。與正統程氏門人之說不同者，則是胡安國、朱震等人。胡安國上奏說：

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22]

胡安國在二程之外，又提出了邵雍和張載。朱震上奏說：

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於本朝西洛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馀歲之後，學者負笈摳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23]

《宋史》卷４３５《朱震傳》載其《漢上易解》說：

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等〕篇。[24]

胡安國與朱震并非程門弟子，他們所說孟子以後的道統，卻被作為程門三傳弟子的朱熹所

吸收。朱熹著《伊洛淵源錄》，就是為確立孟子以後的道統，合計有周惇頤、程顥、程頤、邵雍和張載五人，但他本人就學於程門再傳弟子李侗，所以仍以程顥與程頤兄弟作為孟子以後的道統正宗，《朱子語類》卷９３說：

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個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個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只有個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但他也極口稱贊周惇頤的《太極圖》和張載的《西銘》，說：“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25]

宋朝理學大盛，是始於宋孝宗時，這主要應歸功於朱熹，他的學術成就超邁前人，是個集大成的儒學大師。葉適對當時理學的興盛有生動的描述：

昔周、張、二程考古圣賢微義，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舊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間，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復大振，講說者被閩、浙，蔽江、湖，士爭出山谷，棄家巷，賃館貸食，庶幾聞之。[26]

由於朱熹對理學發展有著最杰出的貢獻，他身後自然也被列入理學的道統，按其門人黃榦所說：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27]

朱熹不僅從理學道統上推崇孟子，他所撰的《四書集注》，無疑是對崇揚孟子學說的最大貢獻，“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28]他強調說：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它經，是打禾為飯。[29]

明確了學習《四書》是通經的捷徑。宋寧宗時，理學一度被貶為“偽學”，到宋理宗時，始尊崇理學，於寶慶三年（公元１２２７年）下詔說：

朕觀朱熹集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圣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志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30]

淳祐元年（公元１２４１年），宋理宗又下詔說：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圣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接著，宋理宗“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黜之”。封周惇頤、張載、程顥和程頤四人為伯，并御“制《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31]王安石在北宋末已由“配享”降為“從祀”，至此被逐出孔廟。[32]王學和程朱理學是宋代兩個影響最大的儒學流派，互爭雄長，至此以王學的完全失敗而告終。

在兩大學派消長的過程中，孟子在儒學中的地位卻不斷地提高，因為兩大學派都尊崇孟子，以孟子的後繼者自命。宋代兩位最大的崇孟功臣正是王安石和朱熹，盡管其學術觀點是互相排斥的。自宋以下，只有明太祖對孟子民貴君輕，殺暴君如誅匹夫一類言論極度反感，他一度撤去孟子在孔廟中的配享地位，并命令儒臣刪定《孟子節文》。但到明成祖時，又重新尊崇孟子。

孟子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大力闡發孔子學說，以孔孟并稱，對孟子可謂當之無愧，也是宋儒對中國經學發展的一大貢獻。當然，因孟子與孔子時代不同，有個別說法不盡一致，也因而遭到若干宋儒的非議。但是，此類非議畢竟以偏概全，不可能，也不應當動搖孟子亞圣地位之確立。

孔子倡導“仁”，孟子在“仁”的基礎上，大力闡發“義”說。由於宋朝政治、經濟等背景，義利之辨，後來成為宋儒爭辯的一大命題。盡管宋儒對義、利的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持說各異，但推崇孟子之“義”說，確是時代之需求。這是崇孟的重要背景。

兩宋時期是中國儒學發展的一個興盛期，名儒輩出，群星燦爛。當然，任何時代都不免有假借某種學說，包括孔孟學說，以欺世盜名者。但是，兩宋時期也確有一批又一批通經宿儒，他們在孔孟學說的熏陶和教誨下，懷抱經世濟時之宏大志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特別在民族危難之際，不惜以身殉國，表現了崇高的氣節。孟子曾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提出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無疑是一個極高的道德標準，而不少宋儒也確是身體力行。南宋末年，“辛苦遭逢起一經”[33]的文天祥有絕命詞說：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34]

古代的“圣賢書”，其中包括《孟子》，對中華民族的發展，精神文明的進步，確實曾產生了巨大的深遠的影響。中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卻又是多災多難的民族。近百馀年來，業已落伍了的中華民族飽受凌辱，其優秀兒女為著本民族的進步，支付了極其沉重的代價。但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以來的史實證明，中國人決不甘心永居他人之後，中國也決不會永居他國之後，不管前進之路如何艱難，中華民族完全復興的日子終將到來。

五四運動楬橥民主和科學兩面大纛，這是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但是，當時提出“打倒孔家店”，不免失之偏頗。

任何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大致總有好的、壞的、適用的和不適用的四個部份。一個民族的進步，離不開繼承本民族好的、適用的歷史文化傳統，也應當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適用的歷史文化傳統。當中華民族處於先進地位時，或不免產生自傲感，不易虛心體察和學習其他民族的長處；反之，當無情的事實證明中華民族處於落後地位時，或不免產生自卑感，將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看得一文不值。更有甚者，則是本民族與外民族壞的、應當廢棄的歷史文化傳統反而極度膨脹，惡性泛濫。

既不要自傲，更不能自卑，這就是中庸之道。在復興中華的偉大事業中，中國傳統文明的精華，包括孔孟學說的精華，必將以其久遠而頑強的生命力起著重大的、無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