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座國際大都市，上海不僅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揚，更是東西方文化交匯的萬花筒。海納百川，中外交融，在這里，古老與現代交織，東方與西方交融，共同塑造出這座城市獨有的文化底蘊。

“建投讀書會·澎湃北外灘”第十三季以“東西匯流”為主題，選題從“上海作為一座因河而生、連江入海的國際大都市，不僅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揚，更是東西方文化交匯的萬花筒”出發，選取了音樂、電影、體育、建筑、戲劇、器物六大方面，與讀者們共讀上海城市基因中的生機勃勃與包容開闊。

本期為第六場，由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朝暉主講。

前言

這場報告的題目叫做《全球物品》，我用“全球物品”來指代中國古代的瓷器，特別是明清時候的外銷瓷。這個題目受到了耶魯大學一位教授前兩年出版的一本叫做Global Objects的書的啟發，主要是通過物品講全球的連接以及物品反映的全球藝術史。

中國瓷器很早就開始了外銷的歷程。有一艘非常有名的唐代沉船“黑石號”，它告訴我們，早在晚唐的9世紀，中國瓷器已經開始大量外銷。在早期外銷階段，中國瓷器主要在亞洲和非洲流傳。但到了16世紀，中國瓷器行銷的地域更廣，到達了歐洲、美洲，真正成為了全球性的商品。但比起簡單地介紹明清外銷瓷的歷史，我更希望通過明清外銷瓷，來看東西方文化在早期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展開互動。本次分享的內容主要針對中歐之間的交流。

我首先會講中國瓷器在歐洲的傳播，包括中國瓷器最早什么時候到達歐洲、如何傳播到歐洲。

第二部分，通過講解從西方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的繪畫作品中的東方瓷器，特別是青花瓷器，來看中國瓷器的對外傳播和交流。中國瓷器到達歐洲后，引發了歐洲的中國熱，促進了歐洲的陶瓷模仿，刺激歐洲生產出真正的瓷器。

第三部分會以代爾夫特陶瓷為例，談談歐洲瓷器對于中國明清外銷瓷的模仿。中國瓷器到達歐洲以后，歐洲除了接受，還出現了一種很有趣的現象，就是改裝和重新裝飾。我會以金屬鑲嵌為例，來討論異文化物質到達了歐洲后是如何被接納、改造的。

中國瓷器輸入到國外，最初的情況是中國生產什么，當地就接受什么。但隨后出現了另外一種現象——當地提出需求，要求中國按照一定樣式來設計。所以最后我們會以普朗克“執傘婦人”瓷盤為例，來看明清外銷瓷中的歐洲設計。

一、引言：中國瓷器在歐洲的早期傳播

中國瓷器最早何時到達西方、到達歐洲？研究陶瓷史的，尤其是研究外銷瓷的老師，都對左邊這件青白瓷器不陌生。它的器身上裝飾有瓔珞紋的開光，內有花卉紋。右邊這張水彩畫，畫的就是這件器物。這是一件景德鎮生產的元代青白瓷。

這件青白瓷，是目前我們所知最早的有著錄的輸入到歐洲的中國瓷器。那么它的擁有者是誰？追溯歷史，最早的擁有者是拿波里及耶路撒冷的國王查爾斯二世，他下令為這件器物加裝了金屬。這件器物后來被查爾斯二世傳給了他的兒子，匈牙利國王路易一世。路易一世在金屬上刻了家族的徽章和文字，然后把它送給了查爾斯三世，祝賀他1381年登基。這件器物后來還傳到了法國宮廷，成為法國路易十四的王太子的個人財產。又再流傳到法國貴族手中，金屬鑲嵌上又多了貴族的徽章。后來傳到了英國，最后被拍賣，進入愛爾蘭國家博物館。在英國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A）工作的劉明倩老師寫過一本書，叫做《從絲綢到瓷器：英國收藏家和博物館的故事》，書里呈現了這件元代青白瓷器的流傳經過。

元代青白瓷玉壺春瓶，愛爾蘭國家博物館藏，本篇相關圖片素材由劉朝暉老師提供

紙本水彩畫，1713年，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以往認為，中國瓷器最早在元代到達歐洲。但是新的研究發現，實際上中國瓷器進入到歐洲的時間要更早一些。前些年，中國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英國杜倫大學考古系合作，對西班牙一批出土的瓷器進行了整理，認為最早在唐、宋時期，中國瓷器就進入了歐洲。在他們發表的文章所包含的材料里，我看到一件宋代耀州窯的青瓷，它的年代毫無問題。但我個人對文章里提到的唐代的中國瓷器有些疑惑。

從器物底部來看，這件白瓷的玉璧底確實是唐代中國瓷器的特征，但里面還刻有劃花，這不是唐代白瓷的特征。所以我有一點懷疑這件器物會不會是伊斯蘭陶瓷對中國瓷器的模仿，因為伊斯蘭白陶有模仿中國的白瓷，而且會有劃花。當然我也跟這篇論文的執筆者之一、杜倫大學的張然教授有過交流，他認為還有一種可能性——會不會是中國的白瓷到了伊斯蘭地區或歐洲以后，新增了這些劃花。因為沒有親自上手看過這些器物，所以我現在對這件器物只是有一個問號。報告中所謂的“唐代”，我覺得還需要有更多、更堅實的證據。

報告中提到的“唐代白瓷”殘片圖

宋代青瓷碎片圖、復原圖

討論過中國瓷器最早傳播到歐洲的年代后，再來看這些瓷器是怎么到達歐洲的。大航海時代之前，只有極少數的中國瓷器能夠到達歐洲，而且不是通過直接的商業貿易，而是通過中東的轉口貿易，或是通過外交饋贈的方式。據記載，1447年，埃及馬穆魯克王朝蘇丹將三件瓷盤送給法王查理七世；1487年，埃及蘇丹亦以瓷器饋贈意大利美第奇家族；1547年，弗朗索瓦·德·菲梅勒男爵受法國亨利二世的指派，作為外交使節前往君士坦丁堡覲見蘇萊曼一世，返程時將這件永樂青花執壺攜回法國。

青花纏枝牡丹紋執壺明永樂（1403-1424）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二、寫真：中國瓷器在西方繪畫中的呈現

從西方繪畫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瓷器在西方社會里是如何被接納或被反映的，還可以看到中國瓷器進入歐洲的階段性。之前已經有學者研究了西方繪畫中的宗教圖像，我把這些材料整合起來，加上與中國瓷器的對比，結合起來進行展現。

我來展示一些繪畫作品。第一幅是繪制于1460年左右的《圣母子像》。把畫面中有關瓷器的局部拿出來，可以看到畫中瓷器的器型，跟臺北故宮館藏的明永樂官窯的青花花卉蓮子碗很接近。在永樂時期，這類瓷器會作為宮廷賞賜到達伊斯蘭世界。圖中畫的這件瓷器有可能是這一類產品。因為在15世紀后半葉的陶瓷器上繪制有這種藍、白花色的，要么是中國的瓷器，要么是伊斯蘭地區的陶器。

《圣母子像》（約1460年）與青花花卉蓮子碗對照

再過40年，《耶穌給門徒洗腳》這幅畫里的瓷器，如果和中國瓷器進行對比，相似度比剛才那件還要高得多。基本上可以判斷就是明代初年的官窯瓷器。東方瓷器在宗教題材的西方繪畫中的出現，體現了這些器物當時的珍貴性。

《耶穌給門徒洗腳》（1500年）與瓷器對照

再看這幅《三王朝拜》。三個東方使者手里拿的器物都是寶物，其中居前的老者手里拿著青花小杯，里面放著金幣。有學者認為這件器物跟明初的永樂壓手杯有些形似，但從圖像來看，還是有差別的。關于這件器物到底是中國的青花瓷器，還是伊斯蘭的陶器，比較難確認。但畫家畫的肯定是一件東方器物。最近還有研究者討論這幅畫作，認為有可能是畫家曼特尼亞看到過中國和伊斯蘭的青花瓷器，然后經過想象畫成此件器物。

15世紀中期開始，中國的青花瓷器，特別是民窯青花，大量通過走私貿易輸出至各地，歐洲繪畫中瓷器的身影也更多了。

《三王朝拜》Adoration of the Magi （1495-1505）安德烈亞·曼特尼亞（Andrea Mantegna，1431～1506）

《三王朝拜》中的瓷器及對照

比如《諸神之宴》所畫的青花，我們完全可以用實物來對應，極其相似。

?《諸神之宴》（1514年，喬瓦尼·貝利尼）及瓷器對照

這幅葡萄牙的繪畫作品《圣母領報》里繪有一件藍白罐子，如果用中國的瓷器來對比，與嘉靖年間的青花魚游荷池紋罐很接近。

《圣母領報》約1535-1540葡萄牙加西亞·費爾南德斯

青花魚游荷池紋罐明嘉靖（1522-1566）江西省博物館藏

到了明代晚期，地理大發現以及大航海時代來臨后，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人先后來到亞洲，“加入到傳統的亞洲貿易網絡中，并通過長距離的跨洲洋貿易將其融入全球貿易體系”。中國瓷器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當中國瓷器成為東西方貿易的重要商品，開始大規模銷往歐洲后，歐洲的王室、貴族紛紛建立瓷器廳或瓷器室，珍藏并展示中國瓷器，以彰顯權勢和財富。1670年，法王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宮內修建了著名的托里阿諾宮，專門陳列其珍藏的中國青花瓷。英國王后瑪麗對中國瓷器相當喜愛，美國旅行家迪福在1724年出版的《回憶錄》稱：“瑪麗王后的習慣是在宮殿里陳列許多中國瓷器，甚至達到驚人的程度。我們可以看到，在櫥柜以及家具的最高頂上也放著架子，架子上陳列著珍貴的中國瓷器。”

德國的德累斯頓茨溫格宮里擺放了波蘭國王及薩克森選帝侯奧古斯都二世的收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熱衷于收藏東方瓷器的奧古斯都二世以600名薩克森近衛騎兵與普魯士交換的151件中國瓷器，被稱為龍騎兵罐。葡萄牙里斯本的桑托斯宮也有非常有名的瓷器廳。桑托斯宮曾為葡萄牙國王的宮殿，現在是法國駐葡萄牙大使館的官邸，瓷器就放在這個屋子的穹頂上。這類裝飾在伊斯蘭世界也能夠看到，如伊朗的阿特比爾寺，在建筑穹頂和壁龕里擺放的全是中國的青花瓷器。不知伊比利亞半島是否是受伊斯蘭文化的影響，而把瓷器裝飾在穹頂上。

德國德累斯頓茨溫格宮

龍騎兵罐

葡萄牙桑托斯宮（Santos Palace）瓷器廳

在佛蘭德斯地區，畫家揚·勃魯蓋爾（Jan Brueghel the Elder）開創了一種歐洲“藝術收藏”類別的繪畫，稱為藝術館（Kunstkammer），或珍寶館（Wunderkammern），是佛蘭德斯地區獨有的藝術種類。在這些繪畫中，可以見到當時最主流的中國外銷瓷——克拉克瓷器。

南開大學的吳若明老師在2022年發表了論文《普拉多的柜子——17世紀克拉克瓷的異域傳播與鏡像呈現》，對魯本斯與揚·勃魯蓋爾創作的繪畫《視覺的寓意》（1617—1618）及其中的瓷器做了研究。這幅繪畫作品是為了贈送給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大公夫婦阿爾伯特（Albert）和伊莎貝娜（Isabella）而創作。作品展現了藝術館中豐富的藝術收藏，其中有不少來自東方的克拉克瓷器，包括盤、碗、軍持、玉壺春瓶等器型，反映了17世紀早期作為奢侈品的中國瓷器在貴族府邸的收藏。

《視覺的寓言》及局部圖

《視覺的寓言》瓷器對照圖

之前我們講到西方繪畫里，中國瓷器最初都出現在宗教題材中，承擔了類似圣物的功能，但到這一時期，我們看到它成為了一種收藏的寫真。在17世紀，中國瓷器在歐洲除了用于陳設，還會作為存放食物等物品的器皿，無論是《靜物：水果與青花盤》，還是大畫家維米爾的名畫《窗邊讀信的少女》，都可以看到這種展現。

《靜物：水果與青花盤》與瓷器對照圖

《窗邊讀信的少女》與瓷器對照圖

我還想分享法國十七世紀靜物畫家雅克·林納德（Jacques Linard，1597-1645）在1627年繪制的一幅題為《五感》的靜物油畫，這是已知最早的蘇東坡《赤壁賦》圖像在歐洲的記錄。畫家所描繪的中國瓷碗，很可能先由荷蘭人進口，再通過法國商販運到巴黎。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已大獲成功，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大陸最大的中國產品銷售地。由于法國沒有直接參與中國瓷器的海上貿易，所以其宮廷和上層貴族多通過荷蘭間接獲得中國商品。巴黎的圣日耳曼和圣羅蘭形成了中國商品的大型集散市集，而林納德就居住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區。這只瓷碗很有可能被林納德擁有，亦出現在畫家另外的兩幅靜物畫中。

《五感》與瓷器對照圖

三、歐洲陶瓷對中國瓷器的模仿：以代爾夫特陶瓷為例

從歐洲繪畫圖像里，我們可以看到對于中國瓷器的再現。歐洲人喜歡中國瓷器的同時，也非常想知道中國瓷器是怎么制作的，進而去模仿生產。我們先來看看歐洲的一些仿制。中國瓷器在文藝復興時期已經流傳至意大利，當地采用鈷料仿制青花。因為中國唐代、元代的青花瓷器用的鈷料都是從西亞進口的，所以跟伊斯蘭世界有密切往來的歐洲能拿到同樣的原料也不意外。意大利美第奇家族也仿造中國瓷器，但做出來的是軟瓷，因為其火候溫度還不夠高。這件美第奇軟瓷罐也模仿了中國的青花瓷器，可以看到，它裝飾中纏枝花卉的畫法具有東方味道。其底部畫的是穹頂圖案，應該是佛羅倫薩大教堂，另外還寫有一個字母“F”，推測是弗朗西斯一世或佛羅倫薩的代稱。

德魯塔仿青花釉陶壺16世紀上半葉意大利佛羅倫薩巴杰羅國家博物館藏

美第奇軟瓷罐1575年

荷蘭代爾夫特陶瓷是白地藍彩的錫釉陶器，盛產于荷蘭代爾夫特。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在歐洲掀起中國熱的背景之下，荷蘭代爾夫特的陶器廠用本地的錫釉陶工藝仿制中國、日本外銷瓷。它將源自東方的裝飾紋樣與適應歐洲人生活習俗的器物造型結合起來，在歐洲市場獲得極大成功，并引起歐洲各國的競相模仿。荷蘭代爾夫特與該國其他制陶中心生產的這種錫釉陶器，以及別國的仿制品都被稱為“代爾夫特陶器”。

我挑選了一些代爾夫特陶器和中國瓷器的對比圖供大家辨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件中國器物，它的花卉紋飾是郁金香圖案，這其實是荷蘭人特別要求定制的。現在郁金香是荷蘭的國花，但它最早流行于伊斯蘭世界，是后來傳到荷蘭的。而同樣造型的代爾夫特陶器上，畫的是歐洲人想象中的中國人形象，以及郁金香圖案。

代爾夫特藍陶執壺和景德鎮青花執壺對照

還有這種用來裝杜松子酒的瓶子，1件是代爾夫特生產，另1件是景德鎮生產，光從照片來看很難辨認。

代爾夫特方瓶及與景德鎮青花方瓶對照

還有代爾夫特仿制的清代康熙青花花觚。

代爾夫特藍陶對康熙瓷器的仿制

歐洲不僅模仿中國瓷器，也在這一過程中進行自己的再創造，如根據中國的意象制作的這樣的盤子。

模仿中的再創造

終于在18世紀初，德國麥森創燒出了真正的瓷器——歐洲最早的瓷器。

四、明清外銷瓷在歐洲的改裝和重飾：以金屬鑲嵌為中心

在歐洲，來自中國的外銷瓷不僅會被使用，也會被改造。其實，中國瓷器在本土也會經歷改裝。如秘色瓷的金銀平脫：五代北宋時期，一些瓷器的口沿會被鑲嵌上金銀。此舉的目的多被解釋為用金銀提高器物身價，或解決覆燒所帶來的“不堪用”的情況。對中國瓷器的再裝飾，在中東和歐洲都有深遠而廣泛的傳統，并衍生了豐富的類型和鮮明的特色。

“海上絲綢之路”，也被稱為“陶瓷之路”，最早是由日本學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中提出的。書中寫到了位于舊開羅的首個伊斯蘭首都福斯塔特出土了大量的中國瓷器，其中有一件瓷片上有黃褐色的彩繪。這不是在中國就制作完成的，而是宋代白瓷運到伊斯蘭世界后經歷了加彩（Over-decorating）的工序，這種彩色裝飾叫做Luster彩。

中東的再加彩

歐洲也會對中國瓷器進行再加彩。以普萊勒斯為代表，其采取黑色錫繪工藝，沿用西方的用色與畫法，在中國瓷器上進行再繪制，畫面內容卻充滿東方風情。

歐洲的再加彩

這種畫法與題材在玻璃器的加彩中也頻繁出現，應該是有流行的繪畫粉本。例如圖中這件青花加彩堆塑龍紋人物圖瓶，充滿了歐洲人對中國的想象。這是根據1670年在倫敦出版的《日本國志》中的插畫，繪制了一個男子的形象，還畫了中國的寶塔。

荷蘭加彩青花加彩堆塑龍紋人物圖瓶康熙

中國的寶塔在歐洲作為代表東方的一類元素，經常會出現在加彩里。歐洲后加彩中，也畫有純粹的西方題材。例如這件白釉加彩圣經故事圖杯，是在意大利加的彩，畫的是圣經中“五餅二魚”故事。

意大利加彩白釉加彩圣經故事圖杯康熙

除了加彩，還有在中國瓷器上進行再刻花。如現藏于V&A的青花醬釉杯碟，這件器物的外壁上本沒有紋飾，后在德國刻制出中國式的花鳥。

歐洲再刻花

對中國瓷器另一種非常重要的改裝，就是金屬鑲嵌。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托布卡比宮殿收藏了從元代到清代的大量中國瓷器，其中不少經過了中東的改裝。比如用中國瓷器中的兩件碗、一個盤子改成香薰，再鑲上珠寶。還有一類青花筆盒，是中國專為伊斯蘭世界所制，在當地又被重新裝飾，將金片做成朵花，加以寶石鑲嵌。

被改裝的中國瓷器

被改裝的中國瓷器

在波斯細密畫里，我們看到阿赫麥德三世為兒子舉行的割禮慶典上，黑太監總管呈上首相所贈的鑲寶石的中國瓷碗。

細密畫里被改裝的中國瓷碗

“金屬鑲嵌”這一概念并不是僅針對東方瓷器的做法。實際上，在東方瓷器大量進入之前，對器物進行金屬鑲嵌這一做法，在歐洲已經有了相當深厚的歷史基礎。在拜占庭和中世紀時期的宗教藝術中，金屬就被大量地運用。比如在木板宗教畫的人物周邊涂繪金漆，或是為圣物添加金屬底座。這些有別于本體材質的金屬不僅突出了畫面中的人物和圣物，也以金屬的稀缺性強化了被襯托者的高貴地位。

14世紀起，歐洲人就開始為進口的珍貴器物鑲嵌上金屬附件，鑲嵌對象的范圍拓展到包括陶瓷在內的各式奇珍異寶和工藝品。在荷蘭靜物畫中大量出現的鸚鵡螺杯就是以金屬鑲嵌的方式完成的，以螺形為杯身，以金屬附件固定并連上高足，水晶也被以同樣的方式裝飾成高足杯。

14世紀起，歐洲人就開始為進口的珍貴器物鑲嵌上金屬附件

荷蘭靜物畫1638水晶杯

在歐洲，對東方瓷器進行金屬鑲嵌的做法至少可追溯到中世紀，現存最早的器件是從文藝復興早期留存下來的。早期流入西方的中國瓷極其珍貴，被改裝的中國瓷器往往在重要事件中扮演被交換的角色，有時是皇室貴族間相互饋贈的禮品，足顯其地位尊貴。我們先前講的元代青白瓷玉壺春瓶，即豐山瓶，就是一件經過金屬鑲嵌的禮物。

水彩畫德國畫家阿爾布雷希特·杜勒大英博物館藏畫中被托高的金屬加飾中國瓷瓶所構成的夢幻高柱，給人“高不可攀”之感

十七世紀以來，中國、日本瓷器大量外銷歐洲，為東方瓷器加裝金屬附件已然成為一種風尚。目前能看到的歐洲早期被鑲嵌的中國瓷器，多集中于英國和德國。

依照現存記錄來看，渥蘭碗（Warham bowl）是第一件抵達英國的中國瓷器。這件明代龍泉青瓷在1532年即出現在英國牛津大學新學院（New College, Oxford）的收藏清單中。由于被認為是當時威廉·渥蘭·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William Warham，1450-1532）捐贈給新學院的，故以此得名。其所加的鍍金銀質底座和器壁及口沿上的鑲嵌被認為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請人訂制。從金銀附件的特征判斷，很可能是十六世紀早期英國的銀匠工藝。早期鑲嵌附件上往往都有印刻和標記，能夠傳達出諸多器物之外的信息。

渥蘭碗（Warham bowl）

比如倫納德杯的金屬底座上有1569-70年代之間代表金屬質量的倫敦戳記，標出了倫納德杯進入英國的年代下限。根據伊麗莎白時期的工藝裝飾風格，以及金屬杯蓋和底座上留有的花式字母組合“FR”判斷，西方學者推測它出自銀匠Roger Flynt之手（其活躍于1568-1588年間）。此外，金屬上留有代表倫敦市的皇冠豹頭戳印、純銀的標準印記，以及代表1569-70年代的帶有字母“m”的盾形標記。

倫納德杯（Lennard cup）

還有這件礬紅彩描金花卉紋碗，它在1583年由艾伯哈特·馮·曼德沙伊德伯爵從土耳其帶回。其鍍鎏金的銀底座可能是在慕尼黑加裝的，還刻有紀念兄弟的銘文。這些早期流入西方的中國瓷極其珍貴，本身就被視若珍寶。以金屬襯托主體的珍貴也是歐洲鑲嵌行為一貫的模式。與此同時，針對具體器物進行金屬鑲嵌，再加上專屬的銘文或者家族標示的行為，是器物私有化和其擁有者彰顯地位的一種過程。

礬紅彩描金花卉紋碗（金襕手）明嘉靖

“如果說金屬裝飾瓷在十八世紀達到了最為旺盛的歷史頂點，那么，在任何實際的意義上，它都應該是在巴黎加裝的歷史。”

如Francis Waston所說，十八世紀是在瓷器上加裝金屬附件的黃金年代。與其他國家相比，法國尤其鐘情于鑲嵌金屬附件的器物，而巴黎更是金屬附件鑲嵌的制造中心和集散地。

“鑲嵌”是可以拆卸的，“鑲嵌”用到的金屬，后面可以拿下來重新組裝。如保羅蓋蒂博物館藏的青瓷香薰，就是由兩個青瓷碗扣合而成，是一種典型的改造范式。

保羅蓋蒂博物館藏的青瓷香薰

從改裝材料的變化來看，裝飾的材質也會隨時代而有所不同。早期鍍金銀，后因路易十四后期財政短缺，對鋪張行為的敕令使得金銀制附件的使用降低，轉而使用花費更少的青銅鍍金。

改裝材料的變化

“鑲嵌”的功能多種多樣，且也會發生變化。

第一種是保護和優化。作為一類珍貴器物，中國瓷器往往會被金屬附件鑲嵌在脆弱位置以做保護處理，這是鑲嵌瓷長期一貫的做法。這種以保護為目的的裝飾思路在十八世紀依然十分常見。除防止破損外，一些簡單的附件鑲嵌也被用來優化現有的瓷器樣式。比如為瓶加金屬蓋、為杯加手柄、在蓋與器身間加金屬鏈條以防丟失等等。

保護優化

保護優化

第二種則是改變功能。初入異文化的中國外銷瓷并不能完全滿足歐洲人的使用需求，金屬附件因此被用來改裝現有的東方瓷器，使之改變器物功能，以符合當地的使用習慣。如這對德化大瓶，肩部以下位置各有一對獅形紐，后被截去頸部。18世紀20年代，這對花瓶被加裝了銀質的底和鏤空蓋，整個肩部被打孔，并在孔處鑲嵌六瓣星形銀扣。這對德化瓶被重新改裝成承裝香料的擴香器，香料的香氣可以通過肩部的孔洞和鏤空蓋散發出來。最有意思的是這一件孔雀藍釉“布袋和尚”，金屬附件上加入麥森瓷廠制作的花朵和花苞，被改造成了燭臺。

改變功能

改變功能

改變功能

第三種是華麗裝飾。金屬和瓷器間裝飾材質的反差效果是設計者極為注意的，這也可以解釋他們為什么后期多選擇對單色釉瓷器進行鑲嵌。

當然，這些金屬附件自身價格不菲，也足以提高整個器物的價格。從18世紀40年代開始，鑲嵌附件不只是用來保護和強調器皿的頂部和底部，還出現了手柄、底足之外加在瓷器部件上更加成熟的裝飾元素，尤其追求成對的器物和對稱性的裝飾。這些逐漸華麗的金屬附件詮釋了那個時代流行的裝飾語匯——洛可可及之后的新古典主義。這些裝飾往往并不改變器物原來的用途，更為準確地說，這些裝飾的意圖已經和使用沒有直接的關系了。

自十八世紀（尤其到了后半葉），改裝最為重要的目的就是適應當地的室內裝修風格。這使得洛可可風格的中心——巴黎同樣成為了整個歐洲的改裝中心。

華麗裝飾

華麗裝飾

華麗裝飾

那么，這方面的經營是誰在做、如何做？巴黎的各類工藝制作和貿易都有極為嚴密的行會制度，不同分工的手工匠人和商人都被限定于不同的行會中。marchand-merciers自1613年開始確立自己的行會。在諸多行會中顯得尤為特別的是，其成員可以售賣不由他們自己制作的商品。大部分的行會規定都限制手工匠人和商人只能制作某一種特定材料，然而奢侈品商人卻被賦予超越材料，隨意組合的權利。“不是任何東西的制造者，但是所有東西的承辦人”，正是marchands-merciers工作的寫照。奢侈品商人統領下的金屬鑲嵌工藝流程大致如此：獲得瓷器、切割、設計附件、制作模型、制范澆鑄、鏤刻、鍍金、售賣。

在具體的制作過程中，奢侈品商人并不需要出手完成具體的操作（雖然有時參與設計的部分），而是更多地擔任起組織、協調各工種的工作。類似這樣由奢侈品商人牽頭，雇傭各類工匠合作完成商品的工作方式也同樣發生在家具制作中。十七世紀的中央市場（Les Halles）是當時巴黎奢侈品交易的中心。很多奢侈品商人還會在巴黎兩大年度集會展示他們的中國瓷器：圣羅蘭市集（Saint-Laurent Fair）和圣日爾曼市集（Saint-Germain Fair）。

到十八世紀，圣日爾曼市集依然有著極高的參與度，而城鎮里的中心則明確地集中在了圣奧諾雷街。從十八世紀開始，大部分重要的奢侈品商人都在這里設立店鋪。

作為售賣者，同時相當于室內裝潢的設計師，奢侈品商人擅長通過改造異域材料使之適應環境。他們對東方材料極為感興趣（除瓷器外，還有漆器）。

這些奢侈品商人售賣的物品反映著巴黎貴族的選擇，他們也利用自己的職能和偏好主動塑造著貴族的審美。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奢侈品商人，叫做Lazare Duvaux（拉扎爾?杜福），路易十五和皇后曾資助了他的店鋪Au Chafrin de Turquie。他記錄了1748-1758年這一東方瓷器鑲嵌最為風行的時期，其經手的數百件鑲嵌瓷器的情況，包括金屬鑲嵌瓷器的類型和價格、未經鑲嵌的瓷器及金屬附件的單獨價格、金屬鑲嵌瓷器的購買者及購買數量，還有金屬附件制作者的姓名與工作內容。從記錄中我們能看到，巴黎社會的重要人物，包括眾多歐洲皇室和英國收藏者，都是杜福的客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蓬皮杜夫人，她是洛可可風尚的重要推動者。另外還能看到合作的工匠，如著名的工匠杜普萊西。

再來看當時的室內裝飾場景。整個十八世紀，東方瓷器都被放置在各個房間的不同位置，在各類家具上擺放中國瓷器尤為常見。我們可以看到室內裝飾環境中的瓷器鑲嵌與洛可可風格的緊密結合。

室內裝飾環境與洛可可風格的盛行

這一風尚從18世紀后就走下坡路了。但在20世紀上半葉奢侈品的設計中，仍然運用了這樣的理念。如用乾隆粉彩鏤空人物故事圖香籠改裝成的臺式煙盒，就是卡地亞于1927年在巴黎設計并鑲嵌完成的。

乾隆粉彩鏤空人物故事圖香籠改裝臺式煙盒卡地亞巴黎設計鑲嵌1927

還有《姜瓶上的觀音》這件當代藝術品，也延續了歐洲對中國瓷器進行改造的傳統，這是對中國瓷器進行的藝術再創作。

《姜瓶上的觀音》柏克·德弗里斯2018

五、歐洲設計：普朗克“執傘婦人”瓷盤

最后從普朗克“執傘婦人”瓷盤切入，談談明清外銷瓷中的歐洲設計。之前已經提到過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在亞洲的瓷器貿易，那么被荷蘭東印度公司聘請的普朗克到底是誰？考奈利·普朗克（Cornelis Pronk，1691-1759），荷蘭畫家，以創作荷蘭風景畫而出名，現存有作品匯編Het verheerlykt Nederland（"The glorified Netherlands"）。瓷器圖樣設計是普朗克留存作品中比較特殊的一類。1734年8月31日，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十七人董事會委任普朗克作為設計師，專門設計瓷器圖樣，而后將圖樣發往亞洲，進行生產。

繪有VOC標志的帆船瓷磚

普朗克肖像1759

普朗克的設計《博士圖》

普朗克的設計《執傘婦人》

普朗克設計靈感的來源之一是當年中國的外銷瓷。普朗克的設計題材里，有水禽、有人物、有陽傘，中國外銷瓷里面也有相似元素。所以對他的設計來說，中國瓷器應該是一個靈感來源。

他也受到了當時歐洲版畫的影響。普朗克可能參考了大量的版畫、游記插畫以及與東方有關的繪畫作品。J?rg最早提出，“執傘婦人”的形象與服飾很像范·林斯霍滕《東方旅行記》中的中國女性人物形象；Angela Ho認為，中國版畫中的女子形象迎合了彼時歐洲貴族女性對于室內生活情趣的表現與經營，“執傘婦人”與水鳥的互動可能是對當時女性消費需求的回應。

在巴達維亞的VOC官員也留存下了一些撐傘的圖像。他們在巴達維亞需要借助一些視覺表達，來體現自己的地位等級，傘就是其中一種。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用撐傘以表示身份等級的做法，在當時的荷蘭本土并不存在，應當是一種文化融合的產物。實際上，這一時期歐洲生產的陶瓷器已出現大量有東方風情的撐傘人物圖像，只是場景有所不同。

設計的圖像來源-中國瓷器

設計的圖像來源-歐洲陶瓷器

繪畫、版畫對普朗克設計的影響

VOC官員在巴達維亞

普朗克設計的圖像流傳到中國以后，有較為忠實原畫樣的青花、粉彩、中國伊萬里等；也有中國的工匠根據經驗對其做一定改編，如將蘆葦改為牡丹、將水鳥改為雉雞或仙鶴，將邊紋改為花卉、石榴與佛手柑……這些元素的使用，都具有一定的吉祥象征。

也就是說，歐洲人設計的中國風圖案，在中國又被中國人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進行了改編。更有趣的是，這一圖案后來又被歐洲人再度模仿。

較忠實原樣的中國生產

加以改編的中國生產

中國生產與歐洲模仿

總之，可以看到，東西方之間通過器物進行著不斷的交流。

劉朝暉講座金句視頻(02:26)

來源：劉朝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