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永衛（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者按：毛澤東主席稱陳垣先生是“國寶”。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造福全體國民。北京師范大學陳垣基金在陳垣先生誕辰145周年之際，廣泛邀請各地教育界名人參與紀念活動，以帶動更多的學子了解勵耘精神，分享學術瑰寶。）

9卷本480萬字的《張榮芳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在中山大學建校100周年之際，由中山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在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我作為作者張榮芳先生的學生，曾追隨張先生從事過廣東籍史學大家陳垣研究，對《文集》中關于陳垣研究的第5、6兩卷，有一些體會，現將自己閱讀這兩卷《文集》的些許心得，寫成文字，與大家分享。

1971年史學大師陳垣逝世后，在世界范圍內的學術界開展了對陳垣生平、學術道路、學術思想、學術地位與影響等問題的研究，逐漸形成了兩個研究重鎮，一是北京師范大學陳垣研究室，一是陳垣嫡孫陳智超。

9卷本《文集》之中，第5、6兩卷都屬于陳垣研究：第5卷《陳垣傳記（三種）》內含3部陳垣傳記，分別為《近代之世界學者——陳垣》《（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陳垣》（與曾慶瑛教授合著）、《陳垣》。第6卷《陳垣研究叢稿》收錄作者陳垣研究的學術論文29篇。

這3部陳垣傳記和29篇論文，把學術界對陳垣的研究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高度。可以說，《文集》的問世，是張榮芳先生陳垣學研究的一座里程碑，是陳垣研究第三鎮誕生的一個標志。

又承蒙張老師厚愛，有機會參與《文集》整理工作，與師母黃曼宜女士共同承擔《文集》第6卷的整理任務。對張老師研究陳垣的初衷，對他晚年從秦漢史研究向中國近代學術史研究的轉型經歷，對他陳垣研究的學術成就，有更多的了解和認識。

《文集》對陳垣的研究，成就斐然，亮點紛呈，特色鮮明。在我看來，張榮芳先生對陳垣研究的貢獻，可以用陳垣學的赤誠追隨者、勵耘精神的積極傳承者、嶺南文化的忠實守護者三句話來概括和闡述。

一、陳垣學的赤誠追隨者

張榮芳先生是陳垣學的赤誠追隨者。陳垣祖籍廣東新會（今江門市蓬江區），學界往往把陳垣的學術研究稱之為“新會之學”或陳垣學。

張老師對陳垣的了解，始于他讀南開大學歷史系本科時期，在楊志玖講授元史的課堂上，經常提及“援老”“陳援老”“援庵先生”。

1961年8月，《中國青年》雜志第16期發表陳垣先生《談談我的一些讀書經驗——與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應屆畢業生談話紀要》一文，被當時正在南開大學歷史系讀大三的張老師視為至寶，反復閱讀，并剪貼下來，珍藏至今。

大學畢業后，張老師的研究和教學領域主要在先秦史和秦漢史，但陳垣總結的“從目錄學入手”“要專門讀通一些書”的讀書方法，對張老師產生了深刻影響。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老革命家、原廣州市委書記、時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省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的歐初同志，聘請張老師擔任廣東省炎黃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

2004年，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和廣東省炎黃文化研究會聯合編輯一套《廣東歷史文化名人叢書》，張老師擔任該套叢書的副主編，并自告奮勇，承擔其中一本《近代之世界學者陳垣》的撰寫任務，正式開始從事陳垣研究。那一年，張老師已經64歲了。

2007年，“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科學家書系編著出版委員會”計劃出版一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陳垣》，邀請史學家、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陳垣先生嫡孫陳智超先生執筆，陳智超先生由于工作繁忙，推薦張老師和陳智超夫人曾慶瑛女士合作完成，2008年出版。

2008年，張老師又應“嶺南文化知識書系”編輯委員會的邀請，撰寫一部普及讀物《陳垣》，來介紹這位廣東籍史學大師的傳奇生平、史學成就、地位和影響。

2006年，張老師正式從中大歷史系退休以后，他全身心投入到陳垣研究之中，常常廢寢忘食，樂此不疲。廣東人民出版社重要品牌“嶺南文庫”叢書的負責人，獲知張老師陳垣研究的突出成就之后，邀請張老師撰寫一部《陳垣大傳》（暫名），列入“嶺南文庫”叢書。為了實現陳垣研究的突破與創新，張老師計劃按專題來做，分為陳垣與嶺南文化的關系、陳垣的宗教史研究、陳垣史源學實習與“新史學”等十幾個專題，50萬字，并爭取在2018年出版。

后來，由于身體原因，50萬字《陳垣大傳》的出版，未能如愿，這些專題研究成果以論文的形式呈現出來，就是《文集》第6卷《陳垣研究叢稿》。通覽《文集》第6卷29篇論文，整體上把陳垣研究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高度，為發掘陳垣學的當代價值，作出了極大貢獻。

張老師對陳垣學的赤誠追隨，主要體現在他對陳垣歷史研究成果的高度評價、對陳垣歷史研究方法的高度認同、對陳垣歷史研究選題的傳承創新。

宗教史研究是陳垣學的重要領域。陳垣被譽為中國宗教史研究的開拓者，其研究領域包括元也里可溫教、開封一賜樂業教、火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和道教等。

陳垣對佛教史研究的成果在他的宗教史研究中占的比重很大，據《陳垣全集》統計，除《釋氏疑年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四部專著外，還有15篇著名論文。

張老師的《陳垣對外來宗教史研究的貢獻》一文，將陳垣對外來宗教史研究的主要貢獻，進行了高屋建瓴的總結：

（1）厘清了外來宗教（包括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在中國流傳的若干史實。

（2）提出研究外來宗教史的幾個基本觀點：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各派平等等；倡導比較宗教研究；外來宗教與政治的關系；外來宗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注重搜集教外典籍研究外來宗教史。

（3）《二十史朔閏表》《中西回史日歷》，為研究外來宗教史提供了中西回歷法轉換的可靠工具。

（4）對外來宗教史籍的整理與校訂作出了重要貢獻。《陳垣與中國佛教史研究的現代轉型——運用王國維創立的“新歷史考證學”方法研究中國佛教史》一文，敏銳地指出，陳垣的中國佛教史研究，是運用“新歷史考證法”的典范。“新歷史考證學”方法的創立，是中國史學近代化的重要標志之一。張老師通過分析陳垣對山西云岡石窟寺的研究、對《大唐西域記》的研究、關于《四十二章經》譯撰時代的討論、清初宮廷與禪宗史的研究，認為這些研究是陳垣運用“新歷史考證學”方法研究佛教史的典范，從而確立他在中國佛教史研究從傳統走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地位。

張老師十分注重對陳垣史學研究方法的學習與總結。《元西域人華化考》是學界公認的史學經典。2008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陳智超編著的《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創作歷程——用稿本說話》一書。

張老師認為此書很重要，特撰寫評介文章予以推薦介紹。歷史學家的一部經典著作是怎樣創作出來的？闡述這個問題，對學術界是很重要的。到目前為止，闡述一部文學作品的產生過程的著作不少，但用充分的資料說明一部歷史經典作品的創作過程，這部《創作歷程》恐怕是唯一的一部。

在計算機時代，許多學者寫作論文，創作專著都在電腦上操作，修改也在電腦上進行。最后出來的是一部可以出版的成果，根本看不到作者的思維和修改過程。

這部《創作歷程》記錄了陳垣從確定選題和題目到搜集資料、考證資料、擬定提綱、連綴成文、請朋友批評指正、反復修改、譯成英文等過程，從中看出創作一部精神產品的艱辛，看出學術經典產生的全過程，悟出歷史研究的方法。這充分顯示出它的歷史價值和學術意義。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出版陳智超編注的《陳垣史源學雜文》（增訂本），字數增加到10萬字，除增加八篇有關史源學的短文之外，還增加了許多內容，如每篇范文之后，摘錄選作教材的各文的相關段落，以便讀者對照閱讀；附錄陳垣有關史源學及“史源學實習”課的若干論述；陳垣講授“史源學實習”課的教學資料，包括課程說明、教材介紹、教學日記、試題、學生作業情況記錄、作業批改等；附載本書出版以來有關評介文章的目錄等等。使我們對陳垣“史源學實習”課有一個比較全面地了解和認識。

張老師對陳垣創設的“史源學實習”課程高度認同，撰文認為，該書對我們學習和理解陳垣所寫的“史源學”范文提供了幫助，論述陳垣與“新史學”的關系，說明陳垣是“新史學”的倡導者、實踐者，在近代史學轉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史源學實習”課是陳垣對乾嘉以來治史經驗的概括和發展，他把考證的具體做法，通過此課教給學生，這是陳垣“不吝金針度與人”的高貴品格。

張老師在對陳垣史學研究課題的傳承與創新方面，不遺余力，成績斐然。

1933年6月，陳垣曾發表題為《陳白沙畫像與天主教士》的二三千字的論文。該文字數雖少，但關涉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許多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清初西洋畫家郎世寧家喻戶曉，而另一位重要的西洋畫家馬國賢卻因種種原因被人遺忘。

張老師在陳垣此文的基礎上，撰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天主教士馬國賢——讀陳垣〈陳白沙畫像與天主教士〉一文的啟示》，長達2萬多字。對馬國賢來華及受康熙皇帝恩寵、馬國賢的繪畫水平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貢獻、馬國賢創辦中國學院等問題，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梳理和探討，進而論證馬國賢在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貢獻，把該問題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瞿式耜為南明歷史重要人物，擁立桂王，留守桂林。清兵攻陷桂林，不屈而死。有記載瞿式耜信奉天主教，陳垣研究中國基督教史時注意到這個人物，并留存有一封札記遺墨。陳垣嫡孫陳智超將此珍貴遺墨贈予張老師。

張老師依據這封遺墨，寫出了長達5萬字的長篇論文《南明重臣瞿式耜——讀陳垣一幅珍貴遺墨》，對瞿式耜及其家族歷史進行了系統梳理，在吸收學術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瞿式耜家族歷史、瞿式耜二伯父汝夔與利瑪竇的密切關系、瞿式耜伯父汝稷的從政業績及其奉佛問題、對瞿式耜堅持民族氣節為中華民族樹立浩然正氣、瞿式耜奉天主教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論述與辨析，將瞿式耜研究推進了一大步。

2009年23冊、近一千萬字的《陳垣全集》由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張老師很快寫出了一篇高質量的書評，將《陳垣全集》稱之為20世紀中國歷史學的一座豐碑，并從四個方面來闡述和論證：

其一，陳垣在中國近代實證史學中有許多重要建樹；

其二，陳垣把史學“通史以致用”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其三，陳垣對歷史文獻學的貢獻可示來者以軌則；

其四，陳垣的治史方法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并將陳垣的治史方法歸納為一下八點：

（1）選擇研究課題要有學術前沿意識，具有社會意義和學術價值；

（2）治學從目錄學入手；

（3）搜集材料要“竭澤而漁”；

（4）對清學諳熟，多學科綜合運用的考證方法；

（5）從前人著作中學習治史方法；

（6）講究著作體例；

（7）“連綴成文”，文字要嚴謹簡潔明了，深入淺出，以理服人；

（8）著作完成后請人指摘，反復修改，精益求精。

作為陳垣學的研究者和追隨者，張先生已然成為陳垣忠實而赤誠的“粉絲”。

他仰慕陳垣的學術成就，甚至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慕援廬”“景圓齋”（陳垣字援庵，又字圓庵），以此來表達他對陳垣先生的景仰和傾慕之情。

他在陳垣研究過程中，也與他早年中國科學院歷史所同事、陳垣嫡孫陳智超先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為切磋陳垣新學，張先生與陳智超二人常常書信往返，電話不斷，堪稱學林佳話。他邀請陳智超為《文集》作序，絕非偶然。

二、勵耘精神的積極傳承者

張榮芳先生是勵耘精神的積極傳承者。“勵耘”二字深受陳垣先生的青睞，二字原是陳垣先生父親的號，被陳垣先生用作自己書齋“勵耘書屋”的名字。

陳垣先生最早出版的用木板刻印的8部專著就命名為《勵耘書屋叢刻》。辛勤耕耘、筆耕不輟正是陳垣先生一生的真實寫照。

正如張先生在《“紀念陳垣先生誕生130周年學術研討會”綜述》中所云：“陳垣是一代史學宗師、杰出的教育家、熾熱的愛國者，是一位世界級的學者。我們要世世代代紀念他。紀念他就要：學習和繼承他矢志不渝、崇尚科學和追求真理的崇高精神、為學術事業而奮斗不息的人格魅力；學習和繼承他忠于教育事業、為國家培養大批棟梁人才而孜孜不倦的奉獻精神；學習和繼承他與時俱進、一生精忠報國的愛國主義精神。讓陳垣先生的勵耘精神世代傳承。”

在我看來，所謂勵耘精神，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精忠報國、矢志不渝的愛國主義精神；

二是追求真理、崇尚科學的求實精神；

三是勤奮敬業、為國育才的奉獻精神。

張榮芳先生在勵耘精神的傳承、研究、弘揚、踐行方面，身體力行，不遺余力。成績斐然，令人折服。

愛國思想貫穿陳垣的一生，也是勵耘精神的核心內容之一。張老師曾撰有一篇名為《愛國史學大師陳垣》的文章，對陳垣愛國思想進行系統梳理和總結。

陳垣青年時期是反帝反封建的熱血青年。陳垣早年加入同盟會，1905年與革命畫家、同盟會會員潘達微、高劍父、陳樹人等創辦《時事畫報》，宣傳民族主義、反帝反封建。

中年以后，面對中國百事不如人，對中國學問的研究也落后于歐洲、日本的局面，陳垣憤憤不平，他滿懷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一片丹心，多次在不同的場合呼吁“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抗戰時期，在日偽的淫威之下，擔任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堅守民族氣節，與敵偽周旋，學校堅持不懸日偽旗，不讀奴化書，使學校成為北平抗日進步知識分子活動的據點。

解放后，陳垣的思想與時俱進，并于1959年，以79歲高齡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陳垣先生的入黨，絕非緊跟形勢的心血來潮，而是一位耄耋老人政治立場的最終選擇，體現了他志愿做“紅專老人”的政治追求。

張老師的另一篇學術論文《廣東光華醫學專門學校創辦人之一陳垣與鼠疫斗士伍連德——以1911年撲滅東北鼠疫和“奉天國際鼠疫會議”為中心》，以具體事例，對陳垣與伍連德的愛國主義思想進行了深入闡述。

伍連德（1879~1960），祖籍廣東臺山，生于馬來西亞的檳城，1903年獲英國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907年，他被時任清政府直隸總督袁世凱聘為天津陸軍醫學堂副監督（副校長），舉家歸國。1910年，我國東北爆發震驚世界的鼠疫，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代表。經過4個月的艱苦工作，成功撲滅了鼠疫，創造了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跡，伍連德也因此名揚天下。鑒于東三省鼠疫很快得到控制，清政府外務部所邀請的、正在陸續來華的各國專家已經派不上用場。有人建議利用此機會，在奉天舉行國際鼠疫會議，借以宣揚大清國威，被清廷采納。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在奉天舉行“奉天國際鼠疫會議”，有11國數十位醫生、專家參會。這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國際肺鼠疫會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際科學會議。會議形成的《奉天國際鼠疫會議報告》在世界醫學史上和中國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廣東光華醫社9人應邀參會。陳垣因有他事，不能參會。他根據友人函告、報紙、新聞等資料，編纂成《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始末》一書，由廣州光華醫社發行，并在上海《中西醫學報》連續八期刊載，不啻是一部為中國爭主權、爭醫權、弘揚愛國精神的真實記錄。

追求真理、崇尚科學的求實精神是勵耘精神的又一核心。

2013年，陳智超著《殊途同歸——勵耘三代學譜》一書，由東方出版社出版。作者用真摯的感情、通俗精煉的文字，把陳垣、陳樂素、陳智超勵耘三代史學傳承的有趣故事，深入淺出地娓娓道來，對青少年讀者有勵志作用，也為文史專業工作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和許多新的資料。全書分19目，“祖”13目，“父”和“我”各3目。

張老師撰文認為，該書是一部思想深刻、內容真實、形式完美的可以信賴的信史，可謂一部經典性的傳記作品，是陳智超長期整理研究陳垣和陳樂素遺著的結晶之一。陳氏三代治史卓然成家，可以說是百年中國學術史的奇跡。

我們從《殊途同歸》中，看出創造這種奇跡的原因，除了大的社會學術背景之外，主要是從幼年開始受文史知識的熏陶、科學方法及高度的歷史責任感的培養。

《殊途同歸》的出版是史學界的盛事，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對“史學無用”“史學危機”的論調是一個正面的回應。對傳承弘揚勵耘精神，作出了貢獻。

2012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智超編《陳樂素史學文存》70萬字。

張老師撰文認為，《文存》是陳樂素繼承勵耘史學的真實記錄。陳垣史學的精髓是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與史學經世致用思想的完美結合，把中國傳統史學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陳樂素的《徐夢莘考》和《〈三朝北盟會編〉考》奠定了陳樂素在宋史學界的地位，是20世紀中國宋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兩考”是陳樂素實踐陳垣求真與致用史學的又一個實例。在治學方法上，從《文存》中可以看出陳樂素的治史方法淵源于陳垣。《文存》的出版是廣東史學界的盛事，是弘揚勵耘史學的舉措，也是對當前“史學無用”論的正面回應。

勤奮敬業、為國育才的奉獻精神也是勵耘精神的核心內容之一。

張老師的《商務印書館新出陳垣學術著作發微》一文，對商務印書館出版陳垣的《中國史學名著評論》《史源學實習》《清代史學考證法》以及陳垣的學術傳人柴德賡的《清代學術講義》等著作，進行了系統梳理和發掘，指出這些著作是根據陳垣、柴德賡的課程說明、講稿、講義、教學日記、札記及聽課學生來新夏、李瑚等的聽課筆記整理而成，堪稱中國現代優秀的史學遺產。它們的出版凸顯了搶救優秀傳統文化遺產的時代感、緊迫感；同時，對弘揚尊師重教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美德和學術傳承精神有重要意義；也是對當下浮躁學風下的一劑猛藥……通過這幾種書，看到陳垣、柴德賡、來新夏、李瑚、劉家和等學術傳承的清晰脈絡。陳垣通過言傳身教，影響陳樂素的學術道路，這些影響主要反映在學術思想的傳承、治學方法的傳授和教書育人的教誨。

張老師的《陳垣教授與陳樂素的學術傳承——讀陳垣致陳樂素書信》一文，指出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陳智超編注的《陳垣來往書信集》收錄又陳垣與陳樂素往來書信104通，主要是陳垣致陳樂素的書信。

這104通書信，沒有一封不是與學術問題有關的。讀完這些書信，對為什么父子兩代都能成為著名史學家、教育家的道理有所覺悟。這些書信充分反映了陳垣對陳樂素學術道路的影響。這些影響主要反映在學術思想的傳承、治學方法的傳授和教書育人的教誨。陳垣的教育把陳樂素塑造成“一位篤實嚴謹的學者，嚴肅認真的老師，敦厚淳樸的長者”的形象。對我們今天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陳垣是舉世公認的杰出教育家。勤奮敬業、為國育才的勵耘精神，與新時代所倡導的教育家精神是高度契合的。在倡導弘揚教育家精神的今天，勵耘精神的弘揚與傳承，顯得尤為難能可貴。

勵耘精神的當代價值和現實意義毋庸置疑。為了傳承和弘揚勵耘精神，北師大曾多次舉辦紀念陳垣的學術研討會。在2020年的陳垣誕生14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時任北師大校長董奇指出，北師大歷史學科要進一步繼承和弘揚陳垣老校長珍貴的學術遺產和精神品格，積極回應和服務國家重大理論和現實需要，力爭在創建中國特色歷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中貢獻北師大歷史學科的力量。

三、嶺南文化的忠實守護者

張榮芳先生是嶺南文化的忠實守護者。縱覽9卷《文集》，與嶺南文化相關的研究成果幾乎占據《文集》的“半壁江山”。9卷《文集》之中，有2卷的書名中均有“嶺南文化”的字樣。

《文集》第2卷以《秦漢史與嶺南文化論稿》命名，是張先生繼《秦漢史論集（外三篇）》之后的第2本論文集。《文集》第2卷的命名，張先生解釋道：“今天，中國學術界倡導中國地域文化研究。而對嶺南文化的研究，在廣東亦方興未艾。我生活于斯，也比較關注嶺南歷史上發生的事和對嶺南做過重要貢獻的人以及反映嶺南的書。本書收入的有關于嶺南文化的論文，便是我近10年來寫的有關嶺南的事、人、書的評論。”

我本人在張先生門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受張先生影響，也對嶺南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最終以兩漢嶺南與西南地區對外文化交往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選題，并有幸與張先生合作撰寫了《漢代徐聞與海上交通》《兩漢時期的雷州半島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等學術論文，博士畢業以后，又參與張老師領銜的“西漢南越王墓多元文化研究”課題，承蒙教誨，受益匪淺。

正如《中國史研究動態》編者按語所言：“張榮芳先生是當代著名的秦漢史研究專家，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和秦漢區域史研究，特別是在南越國史與古代嶺南文化研究園地耕耘數十載，成果卓著，影響深遠。”

鑒于張先生在中國古代史和嶺南文化領域的突出貢獻，2020年，《中國史研究動態》編輯部曾特約請張榮芳先生回顧個人的學思歷程，總結秦漢時期河西地區史與嶺南地區史的研究心得。

9卷《文集》中，關于陳垣研究的第5、6卷，許多內容也可以納入嶺南文化研究的范疇。2010年11月，在張榮芳先生的策劃、倡導、主持下，中山大學與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聯合舉辦了“紀念陳垣先生誕生130周年學術研討會”，會后出版了《陳垣與嶺南——紀念陳垣先生誕生13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研討會論文集以《陳垣與嶺南》命名，既凸顯出研討會的亮點和特色，也彰顯出以張先生為代表的嶺南學人對陳垣的景仰。

書名“定名為‘陳垣與嶺南’有兩層意思：一是陳垣為廣東新會人，33歲以前，生活工作在嶺南。清末民初嶺南的學術環境和社會風氣對陳垣一生的學術成就和民族氣節、家國情懷有深刻影響。陳垣在許多著作中都署名‘新會陳垣’，在一些憶鄉詩中表達了他對嶺南生活的懷戀。‘陳垣與嶺南’既表達了陳垣與嶺南的淵源關系，也承載著嶺南學人對陳垣的景仰。

二是此書有相當多的內容是探討陳垣與嶺南關系的，這也是這次會議的特色之一。”

陳垣對養育他成長的嶺南大地一往情深。陳垣巨大的學術成就的取得，與滋養他成長的嶺南文化密不可分。在發掘陳垣與嶺南的關系方面，《文集》作出了獨特的貢獻。縱覽《文集》卷6所收錄的29篇陳垣研究論文，絕大多數文章都與嶺南文化有關。

深入發掘整理研究陳垣與冼玉清、岑仲勉、容庚、容肇祖、昆弟等嶺南學人的學術交往，是張老師對陳垣研究的一大貢獻，也是他對守護弘揚嶺南文化的一大貢獻。

冼玉清教授是嶺南杰出的女詩人、學者、書畫家、文獻專家和文物鑒藏家。她比陳垣小15歲，是陳垣的學生輩。在三十多年的交往中，陳垣給冼玉清不小的影響。

冼玉清所著《廣東釋道著述考》的體例是仿陳垣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從中可以看到陳垣著述風格及治學精神的影子。

冼玉清與史學“二陳”都有很深的交往與交誼。特別是晚年，他們之間的交誼可以說是知識分子交誼的一種典范。冼玉清研究廣東佛教、道教文獻，常向陳垣請教。其所著《廣東釋道著述考》傾注了冼玉清晚年的心血，收入陳垣著述17種，對陳垣的著作給予很高的評價。她搜集廣東文獻的活動，得到陳垣的大力支持。

張老師認為，他們交誼的第一個思想基礎，是他們都具有崇高的愛國思想和堅貞的民族氣節。第二個思想基礎，是他們共同的文化史觀，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有著執著的愛、執著的追求。

岑仲勉（1886—1961），廣東順德人，著名歷史學家。他與陳垣這兩位廣東老鄉，都非科班出身，靠自學成才，成為著名史學家。他們相交20多年，但從未晤面，他們的交情是淡泊名利的君子之交，難能可貴。他們的學術交誼是學術界的一段佳話。

1937年，岑仲勉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陳垣起了很大的作用。陳垣對岑仲勉的提攜，還表現在岑仲勉著作的發表上。

岑仲勉的學術名著《元和姓纂四校記》被稱之為與陳垣《校勘學釋例》齊名的經典之作。陳垣為岑仲勉這部著作的撰寫，提供了大量圖書資料，并解答了岑仲勉提出的許多疑難問題。兩位學術前輩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他們一絲不茍的嚴謹學風、為追求真理而孜孜不倦地奮斗精神，我們都應該繼承和弘揚。

陳垣是廣東東莞籍著名學者容庚、容肇祖兄弟的老師。他們雖然研究領域各異，但有許多共同之處，值得我們學習、研究和借鑒。

三位學術大師給我們留下兩筆寶貴的文化遺產：一是他們的學術作品，二是他們之間真摯、純樸的師生情感以及愛國情懷、經世致用的思想、鍥而不舍的學術精神。這兩筆文化遺產，對我們今天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都有重要意義。

陳垣的學術研究受到嶺南文化的深刻影響。晚清擔任兩廣總督的阮元、嶺南大儒陳澧、吳榮光等人的學術旨趣和研究方法，為陳垣的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參考。這方面，張老師有系統深入的探討。《晚清嶺南漢學學風的形成與陳垣的學術淵源》一文系統論述了陳垣的學術淵源。

阮元創辦學海堂，一改嶺南的學風，使之由明代以來的心性、帖括之學變為考據訓詁之漢學；嶺南漢學學風的形成的標志是出現了陳東塾（陳澧）之學及東塾學派。這是陳垣的學術淵源之一。

1962年，陳垣摯友、古文獻與文物專家尹炎武曾致函陳垣，附贈八首絕句。

其一云：“珠江學海肇義真（征），粵秀承風更絕塵。今日代興起新會，不知面廣幾由旬？（陳東塾學出義真而精純過之。先生實承其術，面復加廣。）”

義真（征）指兩廣總督阮元。“粵秀承風更絕塵”是指陳澧出任越秀山南麓的的菊坡精舍山長十年，教學仿學海堂。

這首詩作和自注畫龍點睛地道出了陳垣的學術淵源于阮元在廣州創辦的學海堂和陳澧任山長的菊坡精舍。阮元——陳澧——陳垣的學術一脈相承。

《陳垣與南海吳榮光著〈歷代名人年譜〉》一文系統論述了吳榮光對陳垣學術研究的影響。

吳榮光（1773-1843），清朝廣東佛山人，27歲進士及第，后官至貴州、湖南巡撫，是著名鑒藏家、金石學家，與同時代阮元、翁方綱、劉墉等交游密切，著有《歷代名人年譜》等著作十余種。

《歷代名人年譜》，全書搜集共3525人，按年記載內容，每年分干支、紀年、時事、生卒四項，是一部了解中國古代歷史、歷朝治亂興衰以及名人生平事跡的實用工具書。受到學界重視，一版再版，廣為流傳。

陳垣先生十分重視此書，并進行了校注，校注本更名為《中國古代名人生卒·歷史大事年譜》，2002年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

陳垣校注本的校注工作內容主要有三項：

其一，把干支紀年轉換成西歷；

其二，全書增加175條注釋；

其三，175條注中，特別注意重要釋氏的生卒年月。

陳垣曾編纂《釋氏疑年錄》，參考的700余種典籍中就有《歷代名人年譜》。陳垣校注《歷代名人年譜》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

虞云國先生在評價呂思勉史學的當代意義時曾經說道：“無論對希望了解中國歷史的普通讀者，還是對有志中國史學的年青學子，呂思勉史學不僅提供了最可信任的入門讀物，而且指示了最可仿效的路徑方法，在當代依舊葆有充滿活力的實用價值。”在我看來，這段話用來評價同為“史學四大家”的陳垣史學的當代價值，仍然十分適用。

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和陳垣先生的家鄉廣東，張榮芳先生創立了陳垣學研究的第三鎮，連接起了南北史學交流的大動脈，并促進了陳垣學向全國的傳播和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創新。

作為他的弟子，我倍感榮幸，也感謝中山大學出版社在發掘、研究、弘揚陳垣史學的當代價值方面作出的突出貢獻！

（該文原文曾發表于《嶺南文史》2024年第5期。這里作者又作了少許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