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82年10月1日，正在出席聯大會議的外長黃華，會見美國新任國務卿舒爾茨，向他解釋了中國剛宣布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將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與各國的關系，包括蘇聯；對于蘇聯的霸權主義，中國仍同美國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動，但也要批評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

從效果上看，這些解釋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國方面的疑慮。

1982年12月23日，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局出臺的一項針對中蘇關系緩和的評估認為，中蘇關系的緩和，可以提高中國和蘇聯在對美關系中的籌碼，提高中國在對美關系中的戰略價值，但中蘇關系的各個方面都不會發生變化，更不會重新結盟。

1983年1月6日，中國駐美使館的政務參贊冀朝鑄表示，即使中蘇關系最終有所緩和，也不會損害中美關系，這對各方都有利，中國不會同蘇聯建立戰略聯盟。

但與此同時，冷淡的中美關系和中蘇緩和，仍給美國國務院系統的官員帶來了緊迫感。他們希望通過一次高級訪問，讓中美關系盡快擺脫停滯的狀態，并通過基辛格的說服工作，使舒爾茨同意在1982年底訪華。

1、舒爾茨訪華

同月，中蘇副外長級談判在北京開始，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進程開啟，中蘇間的機制化溝通渠道重新打開。伊利切夫結束會談率團離開北京之后，副外長韓敘約見美國駐華大使恒安石，通報了中國政府對舒爾茨訪華日期的答復。這樣，從《八一七公報》談判時起美國就期盼的國務卿訪華終于敲定。

新任國務卿舒爾茨并不像黑格那樣把中美戰略關系放在極其重要的地位上，所以，中國的戰略調整給中美戰略關系帶來的相對疏遠，并沒有對舒爾茨的對華政策設想帶來負面的影響。

首先，舒爾茨認為中國并不具備重大的戰略價值，因而沒有對中美戰略關系傾注太多期望。

其次，不刻意強調中美戰略關系也是出于經營中美關系的策略性需要。

長期從事工會談判的舒爾茨總結發現，中美此前過于重視和強調戰略關系，使得雙方都企圖利用戰略關系迫使對方解決雙邊關系中的難題，因而也是造成中美關系不穩定的策略性問題。只有推進雙邊關系中的實質性議題，才能保證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

1983年2月3日至5日，美國國務卿舒爾茨訪華。中方與舒爾茨共進行了八次會談，涉及中美間的政治關系、戰略和防務關系、科技合作關系、經貿關系，等等。

吳學謙外長再次向舒爾茨闡釋了中國的外交戰略調整，強調中國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立場未變，中蘇關系的正常化取決于蘇聯首先解決“三大障礙”，但看來蘇聯不會有所作為。我們以往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但未把美蘇相提并論，中美可以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反對蘇霸，采取必要的行動。

與戰略安撫相比，中國政府對雙邊經貿科技問題的關注占據了更重的比例。雙方討論了中美貿易障礙和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同意充分利用聯合經濟委員會這一磋商機制；美國積極支持中國加入亞洲開發銀行，鼓勵中國繼續參加國際金融機構；美方支持擴大中美經貿關系。

這樣的訪問安排既凸顯了中國政府試圖重新推動中美關系發展的愿望，實際上也反映出當時中美關系的糟糕狀況。

進入到1982年，中美關系中的一些問題開始逐漸顯現，包括紡織品貿易協定的談判問題、湖廣鐵路債券案、胡娜事件等。

以湖廣鐵路債券案為例，舒爾茨訪華時，鄧小平曾對他表示：

“湖廣鐵路債券問題，我們外長已交一份備忘錄給你，這是我們的最后態度，不會有什么改變了。如果中國承認了這件事，就等于承認了你們的治外法權，你們的法庭就要管著我們。中國不受任何外國政府、法庭、議會的干涉，不管后果如何，我們都不能接受。這些問題還是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為好?！绻銈円粯永梅ㄍ?，我們可以舉出一百多年來中國被侵略、被奴役的歷史，那不是什么都談不成了？我正式告訴閣下，美國法庭對中國沒有用處?！覀兿Ｍ绹詫嶋H行動證明我們能夠做朋友，建立比較長期相互信任的關系。”

但由于這些問題不涉及中國的核心政治利益，所以由此導致的外交糾紛并沒有對兩國關系的大局產生十分嚴重的影響。

實際上，對中國而言，更具有風向標意義的還是涉及臺灣的問題。

這一時期中美因臺灣問題產生的摩擦主要是由于里根政府執行“雙軌”的對華政策導致的。

舒爾茨的訪華又確實對因售臺武器談判而陷入冷談的雙邊關系產生了修復作用。

從1983年起，中美間的工作級別訪問又重新開啟了。5月8日至11日，美國總統科技顧問、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喬治·基沃斯率領20名美國政府專家訪華，參加中美科技合作聯合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5月21日至26日，美國商務部長鮑德里奇率領的由33人組成的代表團應邀訪華，出席中美商務貿易聯合委員會首次會議。7月30日，經過一年艱苦的談判，中美達成第二個紡織品貿易協定。9月25至29日，美國防部長溫伯格訪華，中美間的軍事交流得以恢復。

也就是說，進入1983年后，在中國政府的不斷批評和交涉中，中美在各個領域的交流機制逐步恢復了，中美關系開始回暖了。

1983年2月23日，參議員格倫、肯尼迪和佩爾向國會提出一項議案，聲稱任何有關臺灣前途的決定必須顧及在臺灣的800萬人的意愿。

參議院的態度是：

“臺灣前途的解決應是和平的、不受強制的，其方式應為臺灣人民所能接受，并符合國會所通過的《與臺灣關系法》和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達成的公報?！?br/>

2、波瀾又起

1983年11月9日，參議院外委會舉行聽證會。

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布朗在作證時談到，《與臺灣關系法》已經表達了這個決議案的意思，認為這個決議與美國的現行政策并不是矛盾的，但這樣一種新的闡述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沒有幫助的”。

中美關系有了相當的改善，兩國首腦的互訪在即，這個決議可能使中美關系產生新的糾紛。但參議院還是于11月15日通過了該決議案。

11月18日，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朱啟禎向恒安石大使遞交抗議照會，對參議院提出這一決議表示強烈的抗議。就在這次糾紛期間，17日和18日，參眾兩院分別通過了一項關于國際金融機構的撥款法案，以“中華民國”的稱謂表示，臺灣應繼續留在亞洲開發銀行，被中國政府視為美國國會推行“兩個中國”的政策。

11月25日，朱啟禎再次向恒安石大使提出抗議照會。

12月6日，外交部發言人就美國國會最近制造“兩個中國”的事件答新華社記者問。

美國對中國政府的抗議做了四個方面的解釋：

“(1)兩案不反映里根總統及其政府的立場；(2)美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3)美國政府對參議院外委會通過“臺灣前途”決議案持反對態度；(4)關于亞行修正案，里根總統重申只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表示簽署法案并不反映美國對中國的立場有任何改變，修正案的提法不符合美國政府的政策?！?br/>

當然，外交部發言人的表態需要為之前的最后通牒找到一個臺階：

“美國政府在復照和聲明中未能以明確的語言反對兩案侵犯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的實質內容，對此，我們是不滿意的。中國政府已經就此表明了自己的嚴正立場。”

但由于政治局會議已經確定了中國總理按原計劃訪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還是在答記者問的過程中布，“中國總理將根據兩國政府關于中國總理和里根總統互訪的協議，于明年1月訪問美國”。

次日，即12月7日，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向國內做了一定程度的解釋。

他在人大常委會表示，美國通過的關于臺灣的決議案和修正案都是嚴重的政治事件，但美國政府現在已經做出“澄清和承諾”，中國期待美政府以實際行動來履行自己的承諾。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美國政府，包括白宮和國務院的表態與解釋，是符合鄧小平關于擱置臺灣問題的思路的，并且已經被視作對中國的“承諾”。

從此之后，中國在涉臺問題上與里根政府斗爭時，都沒再以兩國關系的停滯、后退為籌碼。

3、中蘇關系的解凍

1984年1月，中國總理剛剛訪美結束，蘇聯就向中國政府提出由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訪華的建議。根據阿爾希波夫的回憶，1984年2月契爾年科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后，接受了阿爾希波夫改善中蘇關系的建議，決定派其訪華，以了解中國對中蘇關系正?；目捶ǎ⒃O法改善雙邊關系。

蘇聯外交部照會中國外交部說，阿爾希波夫希望作為蘇聯大使的客人訪華。中國外交部回答說，阿爾希波夫是中國的老朋友，歡迎他以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領蘇聯政府代表團訪華。

顯然，蘇聯已經意識到，中國總理訪美已經拉開了中美修復雙邊關系、繼續向前發展的序幕，所以也希望能夠加速中蘇關系的發展。

為了可以使訪問成行，蘇聯在選擇訪問人選上，煞費了苦心。

選擇阿爾希波夫起碼會帶來三個方面的優勢：

(1)阿爾希波夫曾任蘇聯援華專家總顧問，是中蘇友好的象征性人物，中方不好拒絕。
(2)他主管經貿，可以討論擴大雙邊經濟關系等議題，也符合鄧小平定下的對蘇政策大框架：堅持“三大障礙”不動搖，可以發展經貿關系。
(3)他認識許多中國領導人，可以借此進行高層接觸。之后的事實證明，阿爾希波夫訪華對中國加大中蘇接觸的力度，還是有很大促進作用的。

1984年2月8日，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開會，聽取吳學謙外長關于中國總理訪問美國、加拿大的情況匯報以及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訪華的問題。

主持會議的李先念認為，對蘇聯的關系可以拉近一些距離，邀請阿爾希波夫訪華，如能在經濟技術合作方面達成一些協議，則不僅對我國現代化有利，對美國也是一種壓力。

阿爾希波夫訪華期間，中蘇雙方簽署了中蘇兩國政府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科學技術合作協定、成立中蘇經濟、貿易、科技合作委員會協定等三個文件。值得注意的是，對中蘇友誼懷有深厚感情并對中蘇關系給予極大希望的部分領導人，一起出面會見了訪華的阿爾希波夫，并表達了希望中蘇關系能夠正常化的強烈愿望。

1984年12月24日上午，陳云在中南海住處會見了阿爾希波夫，陳云表示：

“你是我們的老朋友了，…對于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過去的援助，無論是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和平建設時期的援助，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都沒有忘記，也是不會忘記的。”

在中蘇關系問題上，陳云表示，“中蘇兩國完全應該也完全可以友好相處。”

28日，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也會見了阿爾希波夫，同陳云一樣，他也表達了對以前中蘇友好時代的懷念和對推進中蘇關系的愿望。

1985年1月9日，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召開會議，聽取錢其琛關于阿爾希波夫訪華情況的匯報。

1985年9月，出席聯大會議的中國外長吳學謙和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在紐約會見，相互邀請對方訪問。無論是高級別的經貿代表團互訪，還是外長互訪的初步安排，都讓中蘇關系開始朝著具有政治意義的方向發展。

但這股勢頭很快因為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鵬的順訪莫斯科而發生逆轉。

1985年3月10日，蘇共中央總書記契爾年科病逝，3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由李鵬作為代表到莫斯科參加契爾年科的葬禮。

3月12日晚，李鵬抵達莫斯科后，美方通過駐蘇使館表示，正在莫斯科的美國副總統布什和國務卿舒爾茨希望能在第二天會見李鵬。李鵬以日程太緊為由，婉拒了美方的要求。而參加此次葬禮之時，戈爾巴喬夫破例單獨會見了李鵬。

隨后，國際媒體很快就發現，蘇聯官方媒體于15日大幅刊登了李鵬與戈爾巴喬夫會見的消息與照片。李鵬返回北京時，還曾在機場表示：“我們的會談是積極的，友好的?！薄皟蓢P系將會逐步改善。”

李鵬的這一做法以及戈爾巴喬夫的破格會見，很可能已經給美國造成了他親蘇的印象。所以同年7月李鵬陪同李先念訪美，在會見尼克松時，尼克松對李鵬進行了一番試探?！袄铢i副總理曾在蘇聯受教育，美國有些人擔心中國是否會轉向親蘇?！?/p>

盡管當時李鵬做出了令尼克松感到滿意的答復，但從之后的情況來看，李鵬在對蘇政策上的傾向性仍是明顯的。1985年12月23日，訪問歐洲回國的副總理李鵬，在途經莫斯科時，參加了中蘇混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會談。

中蘇混合委員會全稱是“中蘇經濟、貿易、科技合作混合委員會”，1985年2月25日，國務院決定由李鵬擔任中方主席。從這個委員會的職能來看，確實在中蘇關系發展中遵循了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規定，只著重涉及中蘇間的經貿科技等問題，盡量不帶有政治關系的色彩。

但就在23日會談時，蘇聯副外長賈丕才臨時告知李鵬，戈爾巴喬夫想在下午會見他。李鵬請示國內，表示傾向會見。外交部對此持保留意見，上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最后由胡耀邦拍板同意李鵬以過境身份作禮節性拜訪處理。

在會談中，戈爾巴喬夫：

“強調兩國關系應該完全正?；謴秃徒⒁环N積極的關系，同時還提出了兩國最高級會晤的具體建議”，“中國應當放棄它的三大障礙”，并“提議擴大兩國的政治關系”。他的建議具體包括“恢復黨的關系，高級領導人、也許是國家元首互訪。他還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參加預定二月在莫斯科舉行的蘇共代表大會”。

從中國有限的官方文獻來看，戈爾巴喬夫刻意營造與中國領導人的會談，首先是為了找到一個答復鄧小平口信的渠道。

4、改善中蘇關系的不了了之

1985年10月9日，鄧小平在會見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時談道：

“請你給戈爾巴喬夫帶個口信，如果蘇聯同我們達成諒解，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而且能夠辦到，我或者胡耀邦同志愿意跟戈爾巴喬夫會見。我出訪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了，同志們也不讓我出國了，但是如果同蘇聯能夠達成這樣一個諒解，我可以破一次例。為了這樣一件好事，我愿意去。你向他轉達后，我們等候答復?！?br/>

1985年10月22日，齊奧塞斯庫在保加利亞開會期間向戈爾巴喬夫轉達了鄧小平的口信，戈爾巴喬夫當即表示要予以認真考慮。

這種互動本不應該給中蘇關系帶來震蕩，但蘇聯方面顯然想利用這次機會，在中美蘇大三角關系中另做文章。

盡管李鵬在會見時仍強調三大障礙是中蘇關系正?；那疤幔]有發表背離中國對蘇政策基本原則的談話。而且這次會見是在極為倉促的情況下的臨時性安排，但蘇聯官方媒體塔斯社則將此渲染為“短期訪問”，會見也很快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

例如，美聯社的報道就指出：

“蘇聯人說，在同中國改善關系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果，并且在大肆宣揚這一點，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李鵬上周在訪問東歐的歸國途中突然在莫斯科停留一事加強了兩國關系改善的趨勢。”

誠然，蘇聯想借此機會推進中蘇關系的意圖和愿望是明顯的，但借此機會給國際社會營造中蘇關系改善的印象，顯然違背了中國在對蘇政策上的底線，會引起中國政府在情緒和政策上的反彈。

蘇聯的做法很快引起了中國的不滿與回應。

就在李鵬回國后第二天，即12月25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譴責蘇聯入侵阿富汗，對中國的安全構成威脅。發言內容于26日，即蘇聯入侵阿富汗六周年之際，刊登在《人民日報》的頭版。此后，中國在對蘇政策上的表態系統性地趨向強硬。

美國媒體敏感地注意到了這一現象。

“中國對蘇聯人的態度趨于強硬——北京說蘇聯對中國的安全問題的關注‘采取回避態度’”，“中國重申了它支援柬埔寨抵抗運動和它的抗越斗爭的義務”，“這是對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向李鵬提出的建議做出的“斷然拒絕”的表示”。

1986年1月17日，外長吳學謙向人大常委會全體會議作外交工作報告時，繼續批評了蘇聯的擴張侵略政策，強調盡管中蘇經貿關系有很大發展，但“由于兩國關系中存在的障礙沒有消除，中蘇政治關系至今未能得到根本改善”。

緊接著，中蘇間本來有所安排的外長接觸也被推遲。早在1985年9月，中蘇兩國外長在出席聯合國大會時，曾商定了相互訪問的意向。同年12月，賈丕才訪華之后曾表示，吳學謙外長將于1986年春夏訪蘇，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將于秋天訪華。但隨著中國政府開始批評蘇聯在“三大障礙”問題上進展緩慢，沒有誠意，中國對互訪的態度也變得猶豫起來。

2月5日，外交部發言人稱，互訪將取決于形勢的發展。之后，隨著中國不斷強調中蘇政治關系沒有得到改善，中蘇兩國外長互訪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最終不了了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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