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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懿娟

自由，一個心理學問題

在坦桑尼亞的第八個月，我的心臟像個斷線破孔的球，耷拉泄氣，任憑無序的風暴將其卷走。

沮喪背后的原因很簡單。公司一直言語禁止下班出門。在我來坦第九個月時，公司還開始不定期夜間查宿，仿佛回到未成年初中。如果下班需要出門，比如采購？工作？看病？總之必須報備，說是還需要兩位男士陪同！

我不是完全不理解公司的行為。出于管理需要，出于安全保障，又或者說我在選擇包吃包住非洲外派生活時，其實已經讓渡了自由——再者，公司只是明確限制夜間出行，而且這種執行也不一定永遠嚴格——

但我就是說不清地難受。

這種憂郁情緒并非第一次出現，我在高考時期就已形成一套治療體系。每次出現心理不適，我都會進行一次模糊的自我診斷，然后找出相關書籍，通過閱讀和寫作進行療愈。

高中時，因為不知道自己想活成什么樣子，我陷入一種存在主義焦慮。我找來傳記，寫下日記，還提前買來幫助選擇志愿的工具書。幾百個專業劃來劃去，排除掉家人和老師想讓我選的金融、醫學和工程造價之后，剩下兩個待選：英語，以及核物理。

那時候，為了提高我80來分的語文成績，我一直在讀書——雖然后來看來，讀閑書不僅沒什么幫助，反而干擾學習。我現在都還記得高考前夕閱讀的一篇小說：故事里的主人公好像變成了一只貓，還是一個老虎玩具？記不太清了。總之，她進入一種非人的狀態——靈魂眼睜睜看著男友找到新女友，卻無法做出任何讓人理解的反應。最終，她被遺忘在自己的公寓里。

不久后，我又聽到關于把人拐走做畸形秀的都市傳說。接著，朋友又分享了古代各種酷刑，包括戚夫人被做成人彘。

我跌入一種對“生不如死”的恐懼，每天都感覺自己身體在下墜。我盯著一張又一張卷子，苦苦思考怎么才能免遭殘害。一邊想，一邊又因為想不出而哭泣。一個小時過去，仍是白卷，我哭得更加忘乎所以。

寫到這兒我想起來為什么會剩下核物理這個專業了，因為那時邏輯混亂的我覺得，只要弄懂世界上最厲害的武器，就沒人能欺負我。

后來，讓我好轉的是叔本華的《悲觀態度，樂觀生活》，還有誤傳為黑格爾所說的一句民間名言——“只有永遠躺在泥坑里的人，才不會再掉進坑里”，再加上一小本日記和抹平一切情緒的時間。

我沒選核物理。

此后，我遇到或大或小的心理問題，時而感到自己被一股莫名力量向下拉拽，時而覺得自己軟綿無力，像要消失。為了自救，我閱讀了各種書籍。和當代治療師一樣，我不敢用“痊愈”這個詞，“好轉”或者“成長”、“進步”聽起來更加實際。

這次，我找來三本研究自由和心理的書：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亞隆的《存在主義心理治療》以及弗蘭克爾的《活出生命的意義》。翻開第一本書，弗洛姆問道：自由，一個心理學問題？

我點頭，癱軟的身體深吸一口空氣。療程開始：我一邊閱讀，一邊記錄疑惑與頓悟。

“為什么會有人想逃避自由？”我在筆記本上寫道，然后又想起E哥。

無哥

E哥是我同期同事，都念過英語專業，都準備外派非洲。

從某種意義上講，非漂都偏離了社會規范，不在國內瘋狂內卷乞求一席之地，而是跨越半個地球來到背離社會期待的非洲。這似乎是一種擁抱自由的選擇。尤其對于E哥來說，這是他移民的跳板。

但換個角度，也可以說我們是在逃避自由選擇。我們沒有開辟什么新路徑。甚至可以說，在普通學歷群體中，去非工作已經成為流行。以前的大廠，現在的非洲，30歲前有房有車。我們仍在想方設法抓住社會時鐘的針腳，哪怕針扎進肉里，也始終不敢縱身跳出。

再說，往哪兒跳？

我們這代人好像成了這個下行時代的犧牲品。包括E哥在內的很多非漂都是雙非畢業，難以在國內找到滿意工作。根據我此前采訪，很多雙非應屆畢業生在國內投出百份簡歷都找不到一個可持續生活的工作。

學校好的我也沒什么區別。我想去非洲，想有一定時間進行自由寫作，還想過收支平衡的生活，還很著急。條條框框綜合下來，這份私企工作陰差陽錯成為唯一選擇。

E哥和我一起在邊疆小城完成培訓后，他去參加新進大學生軍訓；我因為合同出問題，沒資格參加，換了一劫，以見習生身份去最嚴格的領導手下輪崗。

顯然，那段時間我也出現了心理問題，止不住地躲著人哭。雖然說進入這家私企是我為了盡可能實現可持續寫作夢想的自主選擇，但可能是精英主義作祟，我難以接受自己成為企業銷售的現實。我找來一堆書，還不自覺背下《少有人走的路》的開篇：

“人生苦難重重。

這是個偉大的真理，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真理之一。它的偉大之處在于，一旦我們領悟了這句話的真諦，就能從苦難中解脫出來……”

那時候，喜歡讀新聞的E哥在網上搜到我的英文文章，成為當時公司里唯一一個知道我寫作夢想的人。他用各種方法鼓勵我：“昨天看你一直有心事，不知道今天有沒有好些”，“要對自己有信心呀”，“非洲就在那，你這么熱愛它，它不會辜負你的”，“現在遇到這樣的挫折會是對自己的一種鍛煉。”

他又說，“其實我這么多年到現在也沒有遇到大的挫折，好像一切都順順利利的，所以可能沒有辦法完全體會到你現在的心情，或許等我真正遇到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時也會躊躇。”

那段時間，我們互相抱怨生活：一周工作七天，不能離開園區，領導長期謾罵等等。后來，我聽說E哥直接在領導面前大放厥詞，說自己干上幾年之后，再也不會進入中企，他也由此成為公司擺爛派偶像。

我們也互相分享生活。他最喜歡的娛樂活動是City Walk（城市漫步），也喜歡騎單車。他去非洲主要是攢錢，當然也想趁機探索體驗。有錢后他要去歐美留學，計劃移民。

完成培訓后，我們先后離開那個五線城市，去北京學習。他比我早去一個月，每天騎單車，會好友，探索京城，不亦樂乎。在兩周后收到緊急外派通知時，他甚至都不想離開舒適的發達城市前往艱苦的“非洲”。哪怕工資微薄，他都想在北京多呆一會兒。然而，任憑自帶性別優勢的他怎么想要推遲，而我又怎么著魔地希望迅速抵達，外派機會還是砸在他手上。他比我早三個月離開中國。

E哥對非洲的感情像鐘擺一樣搖晃。

剛到非洲坦桑尼亞原首都達累斯薩拉姆時，E哥興高采烈地給我發大海、夕陽和牛排的照片。他說坦桑尼亞沒有他想象的那么艱苦，辦事處也比他想象里要自由。他要一口氣呆滿三年。

到第三天，E哥提到自己有點孤獨寂寞。

“在北京的時候，至少上班都是同期同事，偶爾能聊聊天，下了班自己轉轉也好。”

“這邊晚上不太能轉，熟人也沒有，所以有點孤獨寂寞。”

“我今天跟著其他幾個人出來，平均年齡都得四五十了。但是出來轉轉吧，也就還好。明天我就要去踏勘。”

第四天。“太苦了。正兒八經的飯都吃不上。”

第五天。“我本來說一口氣待個三年，結果感覺這么無聊，待不下來。除了你誰想來非洲啊，我就是為了錢。家那邊四線城市都比達市好。”

第七天，中秋節。“天天走泥路吃土。一路晃晃悠悠，坑坑洼洼。沒幾個好路，車都斜著走。太苦了。看看我能在這里堅持多久。除了work（工作），life（生活）也真的很重要。”

不過，一周多以后，E哥似乎又在達市找到了平衡，雖然他還是嫌棄不發達國家路爛樓破，但他工作、散步、學習、看劇，小生活過得不錯。與此同時，我還在爭取盡快外派。

“讓領導給力點，我帶你去海邊，帶你去吃好吃的。”

“這個書店非常棒，來了我帶你來。”

“這里挺好玩的，晚上沒事我就過來。”

“已經在到處逛了，等著你。”

“為了能讓我到時候在書中看到自己，你也要好好照顧自己，堅持下去。”

然而，這種激情和鼓勵在一個月后的某個時刻再次消退。E哥發來的消息變少了。哪怕他幸運地在草原看到了動物世界，他也只是生硬地擠出一個笑容。由于我當時還在焦急推進自己的外派，并沒發現也沒在意他的變化。

再過了一個多月，我終于來到達市。奇怪的是，E哥好像已經忘記之前說過的話。或許是無聊與孤獨侵蝕了他的熱情，他象征性地帶我出去一趟就打發我說，“真沒啥意思。”

由于他抗拒出門，他轉而帶我去了個小區里的“好地方”。他說他不怎么跟別的同事玩，孤獨的時候就一個人坐到小區泳池邊的秋千上靜一靜。

月光與星辰之下，我們坐在秋千上，花草淹沒腳踝，旁邊是一棵巨大的合歡樹，遠處教堂頂端的十字架閃爍著紅光。

但E哥已經看不見這幅景象了。“剛來的時候，新鮮感很強，不斷探索，哪里都想去。現在玩遍了，就無聊了，也沒有期待了。”

“我是e人，需要參加活動，City Walk。北京就有很多活動，單純地走路騎車也很有意思，也可以約朋友。”

“City walk起碼要有個city吧。路都沒有。”

“在這里走夜路你敢走嗎？”

“我對非洲真的沒有什么期待。”

他反復提到，“基礎設施太差！”

無理的疾病

剛到非洲，我就生了病。各種病癥輪番上陣：細菌感染、病毒感染、沒有感染卻有感染癥狀的感染……。從一月到四月，每個月折磨我一次，像個魔咒。與此同時，我的孤獨感，以及對公司禁足的恐懼也在病痛中加劇。

醫生說不清我的病因，一切皆有可能。我的心理醫生朋友則覺得我這可能是心理問題引起，尤其是沒有感染卻有感染癥狀的那次。的確，弗洛伊德早就談過應激與疾病之間的關系——“意外受傷其實并非意外，而是反映了內在的心理沖突”。

五到七月，基本沒有下大雨，領導也沒怎么折騰宵禁，我健康度過。直到八月底，我又生病，細菌感染，就像是魔咒的又一個輪回。那個月，各大領導也恰好開會讓盡快完善出門報備制度，我的自由再次岌岌可危。

我發燒到39度。

我越發覺得，我的身體疾病和心理疾病就好像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感染的那些月份，氣候有變化，我也吃過我自認為干凈但誰也說不清楚的飯，也總有領導禁止我們私自離開小區。具體是哪個或者哪幾個原因擊垮了我的身體，我很難判斷。

我第一次在達市生病，住在樓下的E哥陪我去的。他本來挺排斥醫院，但看在我的面子上，連著陪我去了兩天。我第二次生病時，他也覺得喉嚨不太舒服。在非洲，生什么病都要血檢，當然，生什么病也最好都血檢。E哥也跟去抽血。

彼時，我們已經漸行漸遠。我想方設法溜出去探索，而他整天悶在公司一畝三分地。

我一直以為他是嫌棄非洲的破爛，以為他的沮喪都來自孤獨。在他精神萎靡三個月后，我才得知他的心理壓力，原來他頻繁提到的基礎設施其實指的是醫療。我成為第一個了解他心病的人。

“上次和你去查血時我多看了一眼，”他傾吐道，“發現前面那個人查的是艾滋。血液是傳播途徑之一，我擔心醫院措施不夠嚴格。雖然針頭是一次性的，但止血棉花放在一起……唉，空談‘不可能’根本沒用。想想你發燒時，抽血確認（瘧疾）之前的心態……”

說到這，E哥全盤托出。

其實剛來時，他經常出去City Walk，爛路夜路根本不能阻攔他。不同于不出門、一出門就去中國城的同事，他要“積極融入當地生活”。他選了一家當地理發店剪發。

同事勸他別去，說不干凈，可能會感染病毒。

他沒聽。

去后，理發師不巧弄破了E哥臉上的痘痘。

這下，此前萬事遂意的E哥遇到人生第一次重大坎坷，痘痘滲出的微乎其微的鮮血觸發了E哥對非洲的一切恐懼。E哥開始瘋狂擔心感染，別的病毒不說，他就怕艾滋。

根據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公布的信息，坦桑尼亞艾滋病患者占4.5%。根據《人口與健康調查》的信息，達市患病率已達到11%。

E哥變得寡言。

那段時間，E哥每天都查資料了解艾滋癥狀以及各種檢測試劑。他還找來網上醫生，醫生說，第三周就可以檢測艾滋陰陽性。這三周里，他一會兒覺得這里起了個血點，一會兒覺得那里起了疹子。坐在辦公室、躺在床上，他都能聽到自己心怦怦地跳，健康手表經常顯示他的心率沖過100。

終于到了第三周，他去了大醫院阿迦汗檢查，還專門掛了專家號。見到專家，他步步緊逼，一定要問清楚到底是第幾代試劑。結果醫生自己都搞不清楚。他只好自己去實驗室看是什么牌子，是什么成分。

結果顯示：陰性。

但他還是不放心，準備第四周再去測一下。E哥本準備等我到了達市就一吐為快，讓我陪他去醫院檢查，結果可能是他不忍心攪擾初期格外興奮的我，后來我又生病。總之他一直掖在心里。

再次測試，還是陰性。

一兩個月后，他又碰上查血的事。情緒再次崩潰的同時，他的偏執也攀上頂峰。他不僅擔心艾滋，還開始害怕性病。因為有同事出去喝酒唱歌，他聽說KTV有很多越南小姐，便總覺得身邊人不干凈。以前，他到點就下班回宿舍，偶爾還蕩蕩秋千。后來，除了自己能確保衛生的工位，他哪都不愿意去。

在飛地

“為什么會有人想逃避自由？”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講述了三個逃避機制：權威主義、機械趨同和破壞欲。亞隆在《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的“自由”部分增加了一種，即否認自由的存在。

權威主義指的是通過依附外在權威，個體可以減輕自己獨立選擇的負擔。追隨權威會給人安全感，因為他們不必再為自己的生活承擔全部責任。

機械趨同指的是現代社會中的許多人通過完全順從社會規范和期待來逃避自由的壓力。他們不再自主思考，而是按社會的標準生活，努力讓自己與集體一致。

破壞欲則是指有些人在無法應對自由帶來的焦慮時，會采取破壞性的行為，包括攻擊他人和自我破壞。

否認自由的存在是指某些人會否認自己有自由的選擇權。他們認為自己是環境、命運或他人的犧牲品，由此，他們可以避免面對自由帶來的焦慮，逃避對自己生活的責任。

雖然有些生搬硬套，但我覺得E哥的逃避機制也是如此。

一種對疾病的無理恐懼導致了逃避自由的應激反應，于是：E哥不相信自己在非洲能有自由，覺得出門就會得病（機制四：否認自由），E哥追隨駐非員工的主流宅文化（機制二：機械趨同），也聽從公司說教，“既然不能把危險關在籠子里，那就把自己關在籠子里”（機制一：權威主義）。

我們工作生活都在達市的一個別墅小區，說是囚禁在籠子之中，但這個籠子其實也不差勁。

小區別墅挺漂亮。在米黃、紅棕和淺褐的方形瓷磚交錯下，估摸十米高的房屋甚至有點像積木堆砌的城堡。我很喜歡別墅的窗戶：一樓是俄羅斯方塊一樣的方形窗戶，二樓是圓拱窗，有些房屋側面還有個映出旋轉樓梯的、水晶宮般的落地窗。

別墅內部也很氣派，還很中國。里面有木制家具、全銅吊燈，旋轉樓梯直達屋頂。里面也有各種中國食物，英標插座也都接上中標插排。在有些房間里，還有刻有龍紋的飯桌和麻將桌。前一年的對聯、福字和燈籠也還紅紅火火。

小區里的綠化也不錯。棕櫚、旅人蕉、暗羅、劍麻——達市有的品種，小區里也有個大概。

花卉也不少。各種帶著花果的樹木在熱帶金光下璀璨閃耀。酷愛園藝的坦桑鄰居更是種上各式各樣的蘭花、玫瑰和軟枝黃蟬。越南鄰居也不甘示弱。他們在自家方形小泳池里種上睡蓮，純白色和幽紫色的花身從一池綠水、一團浮葉中躍出。相比起來，中國人更加務實。我室友種了點兒番茄、西瓜、空心菜和百香果。

此外，小區里還有不少動物。撇開昆蟲、蜥蜴、老鼠和烏鴉不談，鄰居遛的大狗小狗、自家泳池里養的景觀魚、惹人憐惜的各色流浪小貓、永遠在小區附近啃食垃圾和綠草的流浪小羊，以及發出彩色光芒的自由鴿子，都是小區里的獨特風景。

我的生活大致像一個直角三角形，游蕩在三棟別墅之間。辦公室C，沿一條直角邊直行230米到食堂A，沿另一條邊直行70米到宿舍B。有些同事甚至是兩點一線，因為他們工作和生活在同一棟別墅，床在二樓，工位在一樓。

有時候想想，這樣簡單的日子也不算太難過，畢竟我在國內的時候其實挺宅的。再說，相比我在阿爾及利亞央企實習時那棟灰色大樓的封閉程度，我每天好歹還能出房間門，在小區里散散步，周圍還有一些多元化的鄰居。再者，和工作忙到毫無精力的情況相比，這樣深居簡出的精神自由甚至有些令人向往。

再試想，如果在非洲，包吃包住包看病的權益和出行自由二者之間必須選一個，我一定會選后者嗎？

無論如何，我的心靈始終自由：我每天都讀書，在工位、廚房、客廳、臥室、草坪、秋千……取決于哪里亮堂且安靜。偶爾，我也在那些地方拉拉小提琴，譜曲、畫畫、跳舞。其實日子并沒有那么遭。不管怎樣，我真的到了我向往的非洲，有一定時間寫作，收支也很平衡。

但是……誰不想既要又要呢？

“你們不反抗的嗎？”我的心理醫生朋友在我間歇性瘋狂抱怨時，連珠炮似地說道：“大家一起反抗啊，‘有本事把我們都開除了，我看你哪里去一口氣招那么多人’。大家都沒有意見的嗎？都那么乖乖地聽話的嗎？”

小紅書還給我推來一條駐坦姐妹發的帖子：“‘留在港口的小船最安全，親愛的，但這不是造船的目的。’——巴克曼，《焦慮的人》”

大家在反抗嗎？我感覺，對公司里的大部分人來說，查宿制度似乎并沒有帶來太大影響。舍棄自由的E哥不用說了，其他人也是機械地隨波逐流。

盡管勢單力薄，我仍想了些反抗方式：不管是換個工作積極抵抗，還是更加謹慎地出門消極抵抗，又或是不出門但在精神世界抵抗。

家里人對我的抵抗并不滿意。在我向他們尋求安慰時，我爸來了句：“你要遵守規定。這是對你負責。原則問題不能違反。”結果就是我們大吵一架。他說我幼稚。我說他對負責的認知有誤。掰扯半天，我險勝，或者說他棄局。

“你是成年人，做事自己多想，反正安全第一。”說完，這個無神論社會主義群眾還莫名其妙來了句：“槍打出頭鳥，愿你不被抓住，阿門。”

阿門也沒用。我想不出完美的解決辦法，愈發覺得自己受了害，失去選擇……郁悶，繼續看書。

經歷過納粹集中營的精神病學家弗蘭克爾在《活出生命的意義》中提倡一種意義療法。書的前言寫道：“生活并非弗洛伊德所宣揚的那樣，只是簡單地祈求快樂，也并非阿德勒所教導的那樣，只是為了爭權奪利。人們活著是為了尋找生命的意義，這也是人們一生中被賦予的最艱巨的使命。弗蘭克爾發現可能找尋到生命意義的三個途徑：工作（做有意義的事）、愛（關愛他人）以及擁有克服困難的勇氣。苦難本身毫無意義，但我們可以通過自身對苦難的反應賦予其意義。”

亞隆在《存在主義心理治療》中寫道，“承擔責任是改變的先決條件。只要個體相信自己的處境和不快是別人或者某種外力造成的，那么努力改變自己又有什么意義呢？”

頓悟閃現。

的確，環境惡劣，命運不公，邪惡也永遠存在，但如果我一直自詡為犧牲品的話，活著還有什么意義？無論如何，我總有選擇的權力。別的不說，至少我有選擇自己態度的權力。

泰戈爾說，“塵世痛吻我靈魂，卻要求報之以歌”。我深以為然。但其實，這句話的變體更加廣為流傳：“世界以痛吻我，我要報之以歌”。

此刻，是我選擇留下。我要寫作。我要關愛整個世界！

這是我今天第三次閃現這個頓悟了。

生命的意義

“工作（做有意義的事）、愛（關愛他人）以及擁有克服困難的勇氣。”我反復提醒自己。

一個月后，消沉低迷的我開始忙碌出差，這句話也悄悄潛移默化起了作用。

在鄰國鄉下，我每天早出晚歸，上頓不接下頓，甚至還食物中毒上吐下瀉。但人在戶外，每天都有些新鮮事情：看當地人雜技般地扒車，見識木薯、煙葉、咖啡樹，品嘗全油勃艮第火鍋和法式炸青蛙……

換個環境，或者說做點有意思的事情轉移下注意力，還挺有效。回到坦桑，我不再那么擰巴。想見朋友就見，被抓到再調整策略。實在見不了，我想，我應該也不會失去他們吧。

我還意識到，我一直覺得我的痛苦都來自公司對自由的束縛，但我越發覺得這也是一種投射。工作上的不順和壓力，愛情、親情和友情的摩擦與傷痛，以及那些虛無縹緲的個體孤獨感和存在主義焦慮，乃至細枝末節的瑣事：又玩手機浪費時間，又瞎花了一筆錢，文章寫得好差……所有郁結通通跳進了這一具象化的自由約束。

正如《存在主義心理治療》中說道：“既然治療目標是不確定的，治療的終點相應也是模糊的，治療常常會漫無目的地持續很多年。”的確，由于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根筋不對，也就無從治療。我喜歡把一切都歸咎于我的處境，覺得自己跳不出這個生活。但好像又不是這樣。頓悟又來了。我潦草記下兩筆。

一會兒想得通一會兒想不通，時時刻刻頓悟來頓悟去，這或許真的是庸人自擾。知足常樂，其實我已經過得很好了——寫作的夢想逐漸變得清晰，家人、愛人和朋友也無條件地支持著我。而且，我怎么沒有能力重啟生活？人生不過游戲一場。

打開社媒，無意間刷到阿爾及利亞央企新來的實習生，她好像完全沒有覺得那座灰色大樓像一棟囚房，她說：“坐在陽臺的一角，吃吃瓜子、水果、零食，曬曬太陽，看看書，寫寫文章”，“在非洲過上了小時候夢寐以求的生活”。不管她現在出行是否完全自由，我都為她的快樂感到高興。

我看到的坦桑尼亞博主也很多，有些徜徉在動物世界里，有些在品味咖啡美食，有些積極活動，有些慵懶宅家。哪怕在更貧窮、治安更差的非洲國家，人們似乎也找到了享受生活的方式。我給他們一一點贊。

至于E哥，低迷了快五個月后，他爆發過一次，要求調崗回國。然而，鮮有人理解他的恐懼，領導自然也拖延了他的請求。經歷了一段高度潔癖的階段后，他搬出我們這棟樓，換了單人宿舍。

雖然E哥依舊不喜歡非洲，但選擇逃避出行自由的他似乎并不質疑自己的自由選擇，抹平一切情緒的時間也依舊可靠，他好像又在小區里找到了平衡，用學習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我把文章發給他看時，他說，“挺好，讓我又過了一次2023。現在，一切都還好。”

我希望，無論大家能否自由出行，無論身在非洲還是世界的任何角落，不論過著怎樣的生活，都能內心安寧、滿懷欣喜地去做有意義的事，去關愛他人，去勇敢克服困難。

畢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