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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飽嘗了200年殖民統治的英屬印度獲得了獨立。根據“蒙巴頓方案”，英屬印度按“宗教特點”分成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自治領，即將穆斯林占多數的信德省、西北邊境省、俾路支三省以及孟加拉、旁遮普、阿薩姆等省的一部分劃分為巴基斯坦。其余的領土為印度。

同時，除了按“宗教特點”劃分印度和巴基斯坦外，有關領土的劃分，特別是查謨和克什米爾的歸屬問題，“蒙巴頓方案”原則上規定穆斯林占多數的地區應劃歸巴基斯坦。但是，這僅僅是一個原則，因為“蒙巴頓方案”還規定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既可以選擇加入印度又可以選擇加入巴基斯坦，也可以宣布獨立。

“蒙巴頓方案”埋下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長期爭斗的禍根。連英國的史學家戴維·唐寧也坦率地承認：“在印度次大陸，由撒離的英國人作出的分治決定仍然是令人苦惱的爭端根源。”

印度和巴基斯坦自分治后兩國關系長期處于緊張狀態，相互間都把對方視為最直接的敵人。為了爭奪土地，印巴之間在不到50年的時間里發生了三次戰爭。印巴沖突成了南亞局勢緊張和動蕩的根源之一。

1、英國人挑起的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矛盾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大黨在領導印度進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并把印度教引入政治后，英國殖民者對印度教、伊斯蘭教采取了行動。國大黨的領袖竭力將民族民主運動建立在印度教的基礎上，宣稱印度教的理想是印度民族和社會的解放。

當時，占據第二位的伊斯蘭教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并不比印度教好。1857年印度大起義時，信奉伊斯蘭教的印度土邦上層也參加了反英起義，英國殖民者一直把穆斯林當作是英國的主要敵人。

在英印政府里，印度教徒是可以擔任低級官員和法官的，但伊斯蘭教徒卻極少，這反映印度教、伊斯蘭教教徒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社會地位的不同。隨著國大黨勢力的日益增長，英國殖民者已感到威脅其統治時，英國人采用了挑動宗教矛盾來限制國大黨或印度教教徒勢力的做法。

恰巧，穆斯林的領袖阿特摩爵士也在為提高伊斯蘭教教徒的地位而接近英國人。為抑制國大黨的反英傾向，英國殖民者有意指使阿特摩勸告穆斯林教徒不要參加國大黨，同時給予穆斯林一些利益。這樣，伊斯蘭教與印度教固有的矛盾被英國人激化了。當時，英國殖民者按宗教來分配名額參加選舉，穆斯林得到了一些名額，但他們與印度教及其他教派的關系由此而緊張起來，英國殖民者借此穩固了其殖民統治。

在爭取民族獨立的過程中，1906年成立的全印穆斯林聯盟組織和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是有過合作的。該組織和甘地、尼赫魯等人領導的國大黨也有過暫時的合作。

圣雄甘地在印度民族獨立運動過程中發揮過無與倫比的作用和貢獻。但是，他與國大黨的其他領袖也是有分歧的，在某一時期，他也并不能完全代表國大黨。

隨著印度獨立運動的高漲以及獨立日期的臨近，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甘地作為“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領袖一直企圖調和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沖突和制止相互殘殺，但僅收到了暫時的效果。在英國殖民者的操縱下，英屬印度在獨立時根據“蒙巴頓方案”還是分成了巴基斯坦和印度。

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在獨立前的沖突和斗爭，以及甘地調解宗教沖突的失敗乃至于為此獻身，表明了這兩個宗教教派的矛盾之深。

1885年印度國大黨的成立，標志著印度民族獨立運動開始了漫長的奮斗歷程。

2、甘地的宗教和睦理論

1920年9月國大黨加爾各答特別會議通過了甘地提出的開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決議，印度民族獨立運動有了新的理論、綱領和策略。在甘地的非暴力主義中，特別恪守的是非暴力的信條，這種信條在民族獨立斗爭中起到了喚醒民眾的巨大作用，但拒絕一切暴力也導致了運動的多次挫折。

甘地非暴力的思想來源于宗教，他通過研究印度教、耆那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經典，領悟到宗教的要義在于不殺生，即非暴力的意思，由此形成了甘地一生的非暴力信仰。非暴力是甘地制定政策和一切活動的基礎，是甘地認為反對英國統治、改變印度現狀的唯一正確方法。

甘地的宗教觀是與他的非暴力觀點密不可分的，他認為宗教的定義是：

“我說的宗教是指什么？它不是印度教…，而是一種超越印度教，能改變人性、使人與其內在的真理永不分離、永遠純凈身心的宗教。”

甘地根據自己的宗教原則對歷史和現實的宗教進行過理智的剖析，他認為一切宗教都有它好和壞的兩方面，好的方面是可以促使人們去實現崇高的理想，而壞的方面則可以引導人們制造仇恨、戰爭和狂熱。

為此，甘地經過長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宗教觀點，他認為：

（1）所有宗教都是正確的；（2）所有宗教都有某些謬誤；（3）一切宗教都像我自己的印度教那樣親愛，這好比對一個人來說，整個人類都如同他自己的親人一樣…，各種宗教友好相處的目的應是幫助印度教徒成為更好的印度教徒，幫助穆斯林成為更好的穆斯林，幫助基督教徒成為更好的基督教徒。

根據這一思想，甘地呼吁印度各種教派和教徒團結起來，共謀生存和幸福。甘地的言論也是他的行動，在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中，他一直堅持實現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團結，反對教派仇殺，最后獻身于宗教團結事業。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對土耳其的干涉導致了全印伊斯蘭教徒的憤慨。甘地立即利用這個“百年難遇的團結機會”領導了“基拉法運動”，在抗議英國對土耳其實施苛刻和約的基拉法會議上，甘地第一次提出了抵制英國的“不合作”主張，有力地團結廣大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與英帝國主義作斗爭并取得了勝利。

這次斗爭早于甘地加盟國大黨，而1920年9月起國大黨與甘地的結合，也促進了印、穆教徒的團結。20年代，孟買的印、穆教徒在對待英國威爾斯親王訪印問題而發生互相仇殺，甘地立即出面制止了這種自取滅亡的行動。

1934年10月，甘地因與國大黨在“非暴力”問題上有分歧而宣布退出國大黨，他把精力集中于廢除不可接觸制和促進印度教徒同穆斯林的團結事業上。到1941年12月后，甘地一直為消弭印穆仇恨而努力，為平息教派沖突而奔波。但是，甘地脫離了與民族獨立運動的結合，他努力追求的賤民的解放和教派和睦并未能實現。種姓制度和教派對立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遺毒，也是英國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的結果。

3、伊斯蘭教與印度教仇殺的來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也未停息過，但教派沖突仍難以消除。1943年后，甘地在身體極為虛弱的情況下仍致力于印穆團結事業。甘地深知英國政府一直對穆斯林所主張的將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教徒分隔開來的要求持鼓勵態度，因為這樣英國就可借教派之爭而繼續占領印度。

甘地盡管難以應付印穆間不斷發生的沖突，但他仍不懈地努力著。為平息宗教矛盾，甘地在1944年9月去訪問了穆斯林的領袖真納，與“親愛的真納兄弟”會晤了多次。但是，真納并未因甘地來訪而改變印穆分離的主張。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英國人也感到印度已經難以控制了。1946年3月，英國新任首相克萊門·艾德禮上臺后宣告：“在印度盡早實現自治政府。”

之后，首相派了三名內閣成員組成的使團到印度和印度領導人及總督韋維爾討論安排權力移交問題。應內閣使團的請求，甘地也來到德里參加商談。但是，商談并未能將國大黨和真納拉攏在一起。

5月11日，內閣使團宣布了一個妥協的方案，這個方案的可行性取決于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的合作。甘地認為“這是英國政府在目前環境下所能產生的最好文件”，但真納認為這個方案“毫無意義，論點支離破碎”，并堅持要成立巴基斯坦。

后來，并未能使真納和國大黨滿意的方案被接受了，但在建立一個臨時國民政府問題上，分歧又在擴大。副王開始倒向國大黨，8月12日邀請賈瓦拉合爾·尼赫魯組建政府。

真納則宣布于8月16日為“直接行動日”，教派仇殺在獨立來臨之前又爆發了。

孟加拉省的穆斯林聯盟的部長將武器發給了教徒，印穆間的仇殺由此開始。

當加爾各答的大仇殺傳到圣雄甘地的耳朵時，甘地立即決定去孟加拉。這時，甘地已意識到印、穆兩派都對他產生了不信任感，但甘地對教徒的虔誠又感動了很多民眾。在孟加拉，甘地在絕食的狀態下走遍了每個角落，企圖喚起印、穆教徒的良知，使他們暫時停止仇殺。

1946年12月，不僅國大黨、穆斯林聯盟之間存在著敵對和誤解，國大黨內部也矛盾重重。1947年初，已經78歲高齡的甘地仍在比哈爾進行一日一村的徒步旅行，盡力去宣傳兩教團結，總共訪問了74個村莊，行程達116英里。他每到一處，總要強調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不應是敵人，兩教的共同敵人是英國殖民者。

4、印巴分治的形成

正當甘地在比哈爾省徒步旅行時，德里的臨時國民政府開始分裂。穆斯林聯盟拒不承認早些時候同意的內閣使團方案，拒絕參加中央制憲會議。艾德禮邀請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的領導人去倫敦開會也未果。韋維爾副王（英王稱印度女皇，并在印度設立印度副王代表英王統治印度。印度副王又叫印度總督）承認了他的失敗，曾任東南亞盟軍司令的蒙巴頓被任命為新總督。

蒙巴頓抵印度后，馬上邀請甘地到德里進行私下磋商。為求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甘地大膽地向蒙巴頓提出解散尼赫魯政府，邀請真納來組織新政府的建議。甘地保證，國大黨決不會破壞真納組建政府的計劃。當然，甘地還認為，如果真納拒絕，那還由國大黨來組建政府。

蒙巴頓等將信將疑，甘地此時也已無力控制不斷高漲、席卷全國的對立宗教間的暴力行為。

蒙巴頓經過與各黨派、各有關勢力的討論后拿定了自己的主意。不久，蒙巴頓使國大黨的領袖相信，將要發生的分裂似乎已無法避免。同時，蒙巴頓也較成功地使真納相信，必將會出現分治之后的再分裂。

甘地此時反復重申，如果一定要進行分治，只能在獲得自主以后才能進行分治，讓英國人撤離印度，由印度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但是，甘地的主張已無人理睬了，主動權不掌握在他的手中。

30年來，甘地已將國家引向自由的大門；長期以來，甘地竭盡全力調解印、穆之間的沖突，但現在他已無能為力了。

1947年6月2日，離宣布印巴分治方案還有一天，蒙巴頓焦慮地等待甘地的到來。甘地公開反對分割印度，但這次甘地不知會采取什么方法來阻止分離。甘地到來后，用他一貫堅持的節儉習慣，在一張碎紙片的背面寫下一句話：“在我的講話中有一句反對過你嗎？”

蒙巴頓知道，甘地表現出的是一位偉人的自我謙讓和自我克制。在內心，甘地是多么失望和痛心。因為分解印度的主張與甘地統一國家的熱忱和努力是多么的矛盾。而且，甘地似乎已看到分離后血流成河的宗教仇殺。

印度新政府成立那天，曾三次派員專門去請甘地去發表廣播講話以表示祝賀。甘地一反常態，粗暴地說：“沒有任何祝詞。如果有害的話，就讓它有害好了。”這位仁慈、和藹的偉人是多么痛苦啊：他一生為之奮斗的民族團結事業失敗了，盡管印度獲得了獨立。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告獨立那天，真正感到驕傲和歡樂的是英國人。

《華盛頓郵報》發表沃爾特·李普曼的文章說：“或許英國人最榮耀的時刻不是過去，而是今天。”

塞繆爾勛爵就印度的獨立問題對上議院說：“我們可以用莎士比亞說柯多鄉紳的話來說英國的主權：‘在他的一生中，拋棄它更能顯示出他的本色’。”

由來已久的印度宗教矛盾使得印度謀求獨立的過程中產生了分裂。而英國殖民主義者分而治之的政策又為印度的民族、宗教矛盾火上澆油。在失去東方這塊最大的殖民地的最后時刻，“蒙巴頓方案”也未忘記埋下一顆仇殺的種子。

5、甘地之死

“蒙巴頓方案”按照宗教特點把英屬印度劃分為印度和巴基斯坦，1947年6月3日方案一公布，教民的大遷徙和教派大仇殺便拉開了序幕。

有人統計，僅旁遮普省在分治中便有50多萬人死于教派仇殺，還有1200萬人無家可歸。分治后的1947年8-9月，印、巴兩個自治領的教徒按照宗教尋找歸宿，數百萬人成為難民。

印巴分治就在血流成河的宗教仇殺中進行的。圣雄甘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為平息這種矛盾而奮斗。

印巴分治后，穆斯林聯盟總理蘇拉瓦底已無法控制加爾各答的宗教仇殺。他本人也被排斥在穆斯林聯盟的領導機構之外。于是，他特地邀請甘地延長在加爾各答的逗留期，甘地原計劃去已歸屬巴基斯坦的諾阿卡利，去那里給已燃燒起的宗教仇殺烈火“澆上一罐水”。當然，加爾各答也需要甘地，蘇拉瓦底也愿意和甘地一起去平息種族仇殺。

8月13日，甘地所住的老穆斯林婦人的房子被一群敵對情緒的印、穆教徒圍住，他們高喊“甘地，滾回去”的口號，并向房子擲來雨點般的石塊。

甘地派人請來示威者，向他們解釋此行的目的。甘地堅決表示在這里要勸阻教徒仇殺，并在崗位上“死而后已”。果然，第二天，相互仇殺的教徒的情緒平息下來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成群結隊聚集在一起，共同慶祝獨立節。

孟加拉人薩丁德拉德斯·達塔親眼目睹這種由瘋狂的仇恨突然迸發出友愛的轉變，形容這是“我一生中唯一見到的奇跡”。8月15日，甘地在獨立慶祝時禁食一天。分治后的巴基斯坦很快又燃起了仇殺之火，印、穆仇殺絕對可以用“血流成河”來形容。

9月1日，甘地宣布絕食一直到加爾各答的宗教仇殺停止。果然，三天之內，各方教派領導人送來書面保證：如果城內再發生宗教間的瘋狂行動，他們會心甘情愿地獻出自己的生命。但是，旁遮普省、西北邊境省和信德省的仇殺卻繼續蔓延，有1000萬人背井離鄉。有人形容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歇斯底里的大遷徙。

甘地急切盼望去旁遮普，去給那里的宗教仇殺“澆上一罐水”。9月9日，甘地到了德里，他發現仇殺中心已移到這里。

尼赫魯政府愿意讓甘地調用一切財物去平息仇殺。在德里，甘地進行了第一次公開演講，流露出失望的心情。他認為，在穆斯林、錫克教和印度教的領導人中，沒有任何人能幫助他控制住各自教派中的難以駕馭的局面。

在德里，甘地的話語失去了往日的魔力。分割前，穆斯林稱甘地是頭號敵人，是一個詭計多端的印度教徒，還裝成是穆斯林的朋友；印度教徒則在分治后誣蔑甘地是頭號敵人，認為甘地不關心印度教徒的苦難，而去關懷那些制造苦難的穆斯林。

失去理智的印度教徒還把甘地當作是印度教的內奸，說他不是莫漢達斯·甘地，而是“穆罕默德·甘地”！

甘地到達德里后，這里的暴力有所收斂。這時，印度政府內閣決定，在解決克什米爾問題期間，拒絕付給巴基斯坦5.5億盧比的補償，不執行獨立前雙方的財政分配協定。甘地聞訊后提出了異議，認為印度政府應履行諾言。

1948年1月12日，甘地在祈禱儀式上宣布從第二天起絕食直至死亡，除非各教派之間誠心誠意地恢復友好。

甘地的絕食平息了德里的仇殺，顯示出“一種可能比原子彈的威力還要大得多的力量”。但是，穆斯林不能像印度教徒那樣停止仇殺，而遭到仇殺的印度教徒也憤怒異常。1月29日，甘地計劃三天后去瓦德哈講經所，然后動身去巴基斯坦，以便使真納的穆斯林聯盟政府相信兩國的幸福存在于相互間的信任。

甘地深知，他去巴基斯坦會使印度教徒心灰意冷。

1月30日，甘地會見了薩達·帕泰爾，因為近來有人傳來他與尼赫魯之間不和的消息。正當甘地與帕泰爾交談時，有人報告外面有人求見。甘地談話結束后，外面的草坪已坐滿了信徒們。甘地出現在臺階時，雙手合十，回敬信徒們的致意。

就在這時，一個身體結實的年輕人從人群中擠出來，跪在圣雄前面，似乎是向圣雄表示敬意。突然，他抽出手槍，朝甘地赤裸的胸膛開了三槍，甘地應聲徐徐倒下，口中發出“羅摩”的聲音，這是他稱呼上帝時最喜歡用的名字。

這位刺殺甘地的年輕人是一位印度教徒，他刺死甘地后并沒有在群眾驚亂和混亂中逃走，反而大聲呼喚警察并束手就擒。在獄中，他出人意料地用英語發表了供詞。他說明了他是為了印度母親而向這位被稱為印度父親的甘地執行了死刑，因為甘地沒有盡印度的父親之職而成了巴基斯坦的父親。

刺殺甘地正是反映了印度教徒中的某些人在狂熱中對甘地的印、穆團結的努力所持的異議，這是在愛與恨的交織下做出的一種選擇。

客觀地說，是英國殖民者的分治方案以及印、穆的長期仇殺殺死了圣雄甘地。在這里，我們不去探究圣雄之死的復雜文化、政治、宗教原因，但可以肯定是英國殖民者歷來采用的分而治之政策和分治方案扼殺了這位偉人的生命。

圣雄甘地死于調和印、穆仇殺的關頭，印、巴分治后宗教仇殺的激烈程度可見一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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