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有些浮夸的標題，放在這本書上卻恰如其分，這就是中國哲學的開山之作《中國哲學簡史》，它自問世以來便成為了解中國思想傳統的首選讀物，豆瓣上一萬多人打分情況下仍高達9.3分。

馮友蘭親自指導翻譯并認可的唯一版本，由北大出版社擁有獨家版權并出版。

哲學家陳來曾這樣評價這本書，“非常通俗易懂。對于所學專業不是哲學的學生來說是基本讀物。在世界上還沒有見過第二本這樣的書”。

這本書原是馮友蘭先生1947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用英文講授中國哲學史的講義，由于必須考慮文化差異、語言隔閡與思想體系的不同，它既不能過于晦澀艱深，也不能失去中國哲學的原貌。結果，這本書做到了。

這本書風靡國內外，它被翻譯成了近十種語言，也是很多國外大學中國哲學的教材之一。

它雖然篇幅不長，但觀點精辟、文字通俗易懂，深入淺出地講透了中國哲學發展的脈絡與精神。最為精彩的是，它不只是簡單介紹概念和觀點，更展現了中國哲學之間的辯難、傳承和演變。

全書開篇就直面了一個根本問題：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馮友蘭先生旗幟鮮明地指出，作為對人生有系統的反思，中國當然有哲學，儒釋道等傳統學說并非宗教，而是對人性、道德及社會秩序的深刻探討。中國哲學對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它強調通過自我修養以影響和改造世界。

馮友蘭先生進一步指出，中國哲學的基本特質與農業文明息息相關。農耕文明重視土地與秩序，產生了儒家強調的倫理秩序、道家的返璞歸真以及中庸之道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思維方式也決定了中國哲學從直覺出發，不像西方哲學那樣偏重抽象概念。

農耕必須關注日月運行和四時的更替，這里面就有著循環往復的辯證的思想，農民還得努力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否則就會沒有收成，這里也可以引申出中庸之道。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原貴族或官員流落民間成為私人教師，教師和官員分離，催生了以私人身份傳授學問的諸子百家。大致說來儒家來自文人，墨家來自武士，道家來自隱者，名家來自辯論家……儒家、墨家、道家、名家、陰陽家和法家各自源自不同的社會角色，卻共同繼承了官方學問中的內圣外王精神。

中國哲學從“學在官府”到“學在民間”，它從來不是一門純粹的“愛智慧”的學問。

書中極為精彩地講述了哲學家之間的辯難和傳承，這部分的內容提綱挈領而精彩紛呈。譬如孔子提出“仁”和“禮”，強調通過道德教化實現社會的穩定；墨子則針鋒相對地提出“兼愛”和“非攻”，希望以功利的方式快速實現天下大治。如果說“孔子是文雅的君子”，那么“墨子是戰斗的傳教士”。

儒家主張禮樂，墨家提倡節用；儒家主張仁義，墨家則要兼愛。圖/影視劇《墨攻》。

書中還特別提醒我們儒墨的根本分歧在于，墨家的理論始終著眼于功利主義，兼愛是從外部人為地附加于人的。這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何孟子要那么“偏執”地主張人性本善，因為他要強調仁是從人性內部自然地發展出來的，是人本身就有的本質傾向。

而墨家后期則進一步強化邏輯方法，揭示儒家理念的自相矛盾之處，譬如指出“仁者愛人”的內在邏輯矛盾：如果要說一個人不愛人，那么只要不愛某一個人，對某一個人不好，就可以說不愛人了，但是如果要說一個人愛人，那就必須愛所有的人，否則就不叫愛人，這是用邏輯學的方法指出所謂仁者要么虛偽，要么就得兼愛。

但是不管怎么說，墨家的功利遠不及法家學說純粹、實用和徹底，所以儒墨之爭也就逐漸讓位于儒法之爭。歷史上儒家指責法家卑鄙粗野，法家則指責儒家迂腐空談，而教出了韓非和李斯兩個法家學生的荀子，其實是綜合了儒家和法家的人物，荀子鮮明反映了那個動亂時代的精神。

儒法之爭可以看作是先秦社會發展演變的主線。圖/影視劇《大秦賦》。

這時候我們再來看道家，就會發現它以更為超脫的方式回應了儒墨之爭。楊朱的個人主義、老子的道法自然、莊子的精神逍遙，形成了道家哲學的若干發展階段，它們逐漸將思考重心轉移至超越世俗爭論的層面，通過哲學的提升超越了具體的社會制度爭執。

這本書對于影響中國哲學發展的關鍵節點都涉及了，方便了后續拓寬知識譜系。譬如許多哲學愛好者不太清楚，佛教究竟對中國哲學產生了哪些影響。這本書簡單明了地指出，佛教的傳入主要是引進了“宇宙的心”和“空”等形而上學概念，豐富了中國哲學的內涵，也促使魏晉玄學的興起。

馮友蘭先生將魏晉玄學分為主理派和主情派，主理派如王弼和郭象，以“無”和“自生”的概念融通儒道思想，重新解釋了形上和形下的關系；主情派則以竹林七賢為代表，通過個人情感的解放和放浪形骸的方式對抗名教虛偽，實現精神上的自適和自由。

王弼

/郭象

王弼提煉出一個“無”，是要我們把握背后的根本，然而“無”意味著還不夠“無”，郭象直接拋棄了這個“無”，指出萬物自生，“無待而自足”。

佛教尤其是禪宗的興起，再度影響了后續哲學發展，它提出的“人人皆有佛性”，以及日常生活本身即為成佛妙道的思想，大大啟發了宋明理學的形成。理學家朱熹提出性即理，以格物致知為方法，強調道德修養與具體實踐的統一；心學家王陽明則進一步提出心即理，通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直接訴諸人的道德直覺，更為直接地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實踐。

馮友蘭先生強調，盡管近代中國哲學面臨著西方哲學的強烈沖擊，但其中豐富的思想遺產，如“和而不同”“道法自然”“致良知”等觀點，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他力主現代化中國哲學的表達方式，但堅定認為中國哲學自身的核心價值并未過時。

馮友蘭（1895—1990），他的一生打通古今中外，努力建構現代中國哲學的“話語自覺”。

在這本書的末尾，馮友蘭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人生四境界”說：自然境界是未加反思的日常生存；功利境界是在社會中謀取利益；道德境界是在倫理約束下實現內在完善；而最高的天地境界，則是將個體生命上升到與宇宙精神統一的哲學境地。

他指出，中國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國的哲學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正因如此，中國哲學或許能為未來哲學的方向提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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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來源：《中國哲學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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