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1994）劇照。

如何讀懂傳統敘事的未盡之處？傳統歷史敘事又塑造了中國人什么樣的歷史觀？近日，“正史的未盡之處，王朝的真正密碼：《漢末之變》新書發布會”在北京舉辦。歷史作家劉三解攜新書亮相先知書店，與歷史暢銷書作家諶旭彬、青年作家大生劉蟾展開對談，從全新視角解讀漢末歷史。

“正史的未盡之處，王朝的真正密碼：《漢末之變》新書發布會”現場（主辦方供圖）。

活動現場，三位嘉賓在現場就新書《漢末之變》背后，三國歷史未盡之處展開討論：共同圍繞劉三解創作《漢末之變》的初衷、如何理解中國傳統政治的底層邏輯、歷史事件的因果關系、權力對歷史書寫的深度影響、普通讀者辨別歷史書寫真偽的方法，以及反建構寫作的特點和難點等議題進行了探討。

劉三解表示，自己之所以創作《漢末之變》，是因為他在讀史的時候發現，“東漢和三國的歷史記錄風格迥異，東漢非常重視道德，到了三國時期好像禮崩樂壞，全是奪權戰爭。再細讀三國史，發現很多東西站不住腳。所以在《秦磚》《漢瓦》之后談談‘魏闕’，意思是魏史之缺。”出版方天喜文化表示，除新近出版的“魏闕”系列第一本《漢末之變》外，該系列的第二、三本預計于今年年底陸續出版，其中，第二本將聚焦192年至198年，以劉備、呂布、公孫瓚等人物為主線；第三本則圍繞198年至204年官渡之戰、袁氏覆滅等重大事件，展現袁紹、曹操、袁譚等眾多歷史人物的風云際會。

《漢末之變：曹操發跡與董卓之死》，劉三解著，天喜文化丨天地出版社2025年3月版。

《漢末之變》聚焦初平三年前的曹操與董卓，圍繞“曹操如何發跡，董卓又因何死亡”兩大歷史疑點，深入剖析這兩位權臣的復雜形象，“選擇初平三年作為截止時間，是因為董卓在這一年被刺殺了。在初平三年之前，曹操其實剛剛嶄露頭角，還沒有成為歷史上舉足輕重的角色，而董卓進京之后，成為東漢朝廷的實際掌權者，引發了一系列大家熟悉的歷史大事件，比如遷都、十八路諸侯討董卓等。”

劉三解提到，書中提出的顛覆性觀點并非為歷史人物翻案，而是基于對史料問題的發現，提出更合理的歷史可能性。同時，為滿足不同讀者需求，他從大眾、學術、政治三重維度辨析歷史，如糾正“董卓篡位”的誤解，探討曹操起兵時間、青州黃巾數量等學術爭議問題，“有的讀者認為我是故意抹黑曹操或者洗白董卓，其實我又不是他們的后人，我沒有必要去給誰翻案。我只是發現史料記載中的問題，然后提出一種比史料記載更合理的可能性。”大生劉蟾認為，“很多時候我們獲取知識的視角和方法比知識本身更重要。如果僅從單一角度、片面信息去理解歷史，很容易陷入認知偏差。”

諶旭彬分享了對歷史寫作的獨到見解。他表示：“人文學科不同于理工科，有著明確的正誤之分。人文學科大家都可以表達，從太史公乃至更早的時候，這種獨立于價值判斷之外的歷史敘述就不存在。但是歷史寫作有幾個原則。首先要基于史料，不能是天馬行空或虛構的；其次要基于常識，千百年來世事變化，但人性是共通的；最后需要專業訓練，面對同樣的史料，受沒受過專業訓練，解讀是不一樣的。”

對此，劉三解也分享了自己的史學觀。他認為，讀史的關鍵在于“求”的過程與方法，歷史學是一套描述世界的語言系統。作為歷史作家，寫作的目的是提出問題，激發讀者思考，答案應由讀者在探索中得出。劉三解表示，1974年，社會學家歐文·戈爾曼在《框架分析：經驗組織論》中提出了“框架”的概念。戈夫曼的看法是，“框架”指的是人們用來認識和闡釋外在客觀世界的認知結構。社會事件原本混亂無序，人的認識能力卻是有限的，正是框架的存在使得人們能夠定位、辨識、感知和標識社會事件與信息。說得更白一些，就是，“事件不會自己說話，要從它們本身所嵌入的框架中呈現意義。”

《三國演義》第三季（2023）海報（局部）。

在這里，劉三解提出了歷史認知的三種框架，“具體來說，《漢末之變》的書寫之中，包含了大眾的、學術的、政治的三重‘框架’：其一，大眾對于三國的認知，基于《三國演義》及周邊的文本、影像經驗，建構的一重認知框架，并由此理解的‘三國’；其二，學者對于三國的認知，基于《三國志》及裴注、《后漢書》《資治通鑒》《后漢紀》等文本歷史書寫，建構的一重認知框架；其三，上述兩重框架的前提，漢魏禪代之際，曹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作為現實政治解釋的主宰者，建構的敘事框架，與散落在敵國和士林的、不同面相的大事記憶，經過長時間的互動發酵后，形成的一重認知框架，它在當時既是歷史，又是現實。”

劉三解說，“這種框架是我們在讀歷史時不可忽視的。在《漢末之變》中，對于大眾的認知，主要通過一些基本事實的辨析，作出回應（如董卓沒有篡位行動）；對于學術的認知，主要通過提出記載之間的矛盾（如曹操起兵時間問題），或是文本與常識之間的沖突（如130萬青州黃巾的吃飯問題），或是對史料的補充解讀（如董卓弟弟擔任外戚官職），要求‘重審’這些問題；對于政治的認知，卻是最難的，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賴有限的史料，作出合理推測。”

那么，作為寫作者，如何對史料進行甄別呢？諶旭彬坦言，“我有一個原則就是不要輕易否定史料，但要把史料放到恰當的位置。比如十勝十敗論，以人之常情去理解，它顯然應該出自宣傳口徑，而不是正式的軍事會議。”劉三解則認為，“相信寫史的人有基本原則，即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史料中有些東西被放大了，有些東西被隱藏了，但史官的基本操守是有的。我們對待史料的態度首先應該是與人為善，即使發現有難解之處，也應該認為寫史書的人不是故意在撒謊，要思考不合理的敘事出現的原因。其次如果有兩個史料是絕對矛盾的，就一定要去考證。”

記者/何安安

編輯/羅東

校對/穆祥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