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婚姻成為一場生死博弈，法律的天平卻因性別悄然傾斜——丈夫遺棄癌癥妻子被判刑，妻子遺棄重病丈夫卻分走40%遺產！

同樣是夫妻反目、遺棄至親，結局卻如云泥之別。當“受害者有罪論”撞上“弱者豁免權”，司法公正的底線究竟在哪里？

2023年，安徽石臺縣的新婚妻子被確診腸道惡性腫瘤終末期。丈夫馮某起初尚能照料，卻在數月后失聯，外出打工并兩度提出離婚。

妻子獨自承受病痛與經濟重壓，住院200余天無人探望，最終因治療中斷去世。2024年，法院以遺棄罪判處馮某有期徒刑1年4個月（緩刑）。

而在北京，一對夫妻的遭遇更令人心寒。丈夫婚后患病，妻子直接拉黑聯系方式、搬離住所，兩年間對丈夫不聞不問。

丈夫的姐姐咬牙承擔了醫療費、日常照料，甚至操辦后事。丈夫去世后，妻子突然現身索要遺產，法院竟判決她分得40%財產，姐姐僅獲60%。

這兩個案子單獨看都沒啥問題，可一旦放在一起看，卻讓輿論炸鍋。其中一條高贊評論是這樣的：沒良心還能分錢？這法律是鼓勵當吸血鬼嗎？還是說性別成了“免罪金牌”？

兩案判決看似“男女有別”，實則暴露司法實踐中潛藏的性別偏見：

一方面是遺棄罪認定“寬松”。馮某案中，妻子無其他親屬照料，丈夫失聯直接導致其失去生存支持，法院認定“情節惡劣”；而北京妻子案中，丈夫有姐姐全程照顧，法院卻以“未直接致死”為由不追究刑責。

另一方面是遺產分配“寬容”。即便妻子未盡撫養義務，法院仍以“配偶身份”為由保留其繼承權，僅象征性少分20%。反觀馮某案，丈夫因遺棄被判刑，自動喪失繼承權，遺產全歸妻子。

再來說說，這兩起案件里面的司法“雙標”。

法律雖規定遺棄罪需“情節惡劣”，但司法實踐中對“惡劣”的認定常受輿論與性別影響。

男棄女往往被貼上“冷血自私”標簽，若致配偶死亡，必嚴懲以平民憤；而女棄男常被塑造成“婚姻受害者”，即便未盡義務，也因“弱勢身份”減輕追責。

北京案中，法院強調“配偶身份”的繼承權，卻無視妻子兩年間對丈夫的徹底拋棄。這種將“婚姻關系存續”等同于“盡到義務”的邏輯，實則是用傳統倫理掩蓋法律漏洞。

這場爭論撕開司法公正的遮羞布：當性別成為量刑的隱形標尺，法律便不再是守護弱者的盾牌，而是權力博弈的工具。

兩案判決傳遞出危險信號：對男性來說，婚姻中稍有不慎，可能人財兩空（坐牢+失去繼承權）；對女性來說，遺棄配偶最多少分錢，但未必坐牢。

這絕非“法律偏袒女性”，而是司法對“弱者”標簽的濫用——仿佛女性天生需要保護，即便她們親手摧毀了婚姻的責任底線。

法律不應是情緒的奴隸，更不該成為性別對立的推手。當“遺棄”成為婚姻的照妖鏡，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懲罰惡行，更是讓每一份責任不被踐踏。否則，下一個被“天理”拋棄的，可能就是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