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里，原始先民對于神話、圖騰的崇拜，魏晉時期玄學興起，宋元時期話本小說流行、市民階層層對文化的需要，以上種種原因均對神獸形象發展產生巨大促進作用。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對于神獸的記錄或描寫有據可循，以時間順序為研究方向，我們可以對中國古代神獸形象進行探源研究，并在此基礎上總結出神獸形象特點及發展。

神話及先秦典籍中的神獸形象

在古今中外的文學視野內，神話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既定現實不可否認，小說和神話基于對生活取材的相似性，具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小說中的神獸形象既與神仙傳說緊密相關，故溯源中國古代神獸形象的發展，自然應從中國古代神話及先秦典籍入手。

袁柯在《中國神話史》一書中提出，《山海經》是迄今為止保留中國古代神話最多的典籍，雖然神話的產生及口頭流傳應遠早于成書年代，但書內多數篇目應成書于戰國時代毋庸置疑。

《山海經》除對歷史、人文、地理等學科有所裨益，也被視為中國精怪文化的始祖，原因在于其中記載了大批奇異、特別的傳說中的神獸，這些神獸有些在現實生活中動物身影上有跡可循，有些則在當代被判定為幻想、虛構的神獸。

例如《山海經·南次三經》中記載禱過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鵁，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鳴自號也。中谷，條風自是除。有鳥焉，其狀如襄，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願，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strong>

《山海經·西山經》中記載“次之山，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曰橐爸，鹿臺之山有鳥焉，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麂溪，其鳴自叫也，見則有兵。

二者皆記鳥類神獸，兼顧鳥與人的特征，叫聲均具有象征意味，用讀者熟悉的意象組合更易深入人心。除此之外還有馬身人面、虎紋鳥翼的“神英招”馬身鳥翼，人面蛇尾的“孰湖”，面雌雉“辣斯”，人面鳥身的“驚”，均為帶有神異特性、與人類具有共同特征的神獸形象。

這些人面鳥身或是鳥頭人身的祌獸，是《山海經》中神獸代表的一大類，由此歸類總結還有很多神獸形象，如白澤、夔、鳳凰、麒麟、禱杌、獬豸、吼、重明鳥、畢方、饕餮、腓腓、諸犍、混沌、慶忌等。

近年來，當代影視劇中大熱的九尾狐形象也源于《山海經》，九尾狐在《山海經》中出現了三次，后來成為祥瑞和子孫繁榮的象征。

故對神獸形象進行分類研究后可發現，《山海經》中神獸形象種類及功用對于后世文學作品中神獸形象的創作影響頗深，《山海經》作為神話傳說代表作，是神獸形象的重要來源之一。

袁河在神話研究中亦提出“廣義神話”“狹義神話”概念，廣義神話中，認為道教仙話也是神話重要來源，而先秦諸子百家中對于神獸形象也有記載，其中流傳范圍較廣、影響較大的應屬《莊子》。

《莊子》中動物形象中，大致可分為現實生活中存在的普通動物形象，如熊、狐貍、狼、狗、羊等，作者多用其作為載體，來講述某一個道理；部分動物形象為本身即存在于神話故事當中的神獸形象，如兕、夔、黿、鼉，作者多借助其神異性，在極具浪漫主義色彩的奇幻范圍內，講述寓言故事；還有就是本無神異性的動物，如鯤、鵬等，作者通過夸大其本身技能，使其超越現實桎梏，跨越成“神獸”級別，用以敘述道理。

神話及先秦典籍中的神獸形象，主要呈現兩大特點，其一為神獸類型基本為現實生活中無現實本體可供參觀研究，其二為神獸的神異性及象征意味極強。

究其原因，原始初民由于認知有限，無法解釋社會生活中的多數現象，其渴望征服自然，認識世界的心理促使神話誕生。

神獸作為神話中神性、英雄性的重要載體，其承載的文化象征意義如圖騰崇拜等，使得初民對其更加敬畏，脫離現實的形象更加拉開神獸與初民的距離，使得其象征意味更強。

這種非自覺的虛構方式創作出來的神獸形象，在文學文本內的流傳對于后世文學作品的創作具有重要價值。

以其為原型、在其基礎上進行二次創作，亦或是以其創作思路為源進行神獸創作，均是對神話及先秦典籍中神獸形象的借鑒。

漢魏六朝至隋唐時期文學作品中的神獸形象

漢魏六朝至隋唐時期，隨著社會動蕩的發展，文化發展也隨之產生巨大變化。

兩漢時期，史傳散文是集大成者，雖經歷過秦焚書坑儒之災難，但陰陽五行方術之作受其影響較弱，天人合一與神秘學為主的讖緯之學得到了統治者認可，與其求仙修道、長生不死的目標不謀而合，神獸亦是“讖緯之學”的重要內容，在作品中多有記載。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動蕩，社會倫常失序，加之玄學興起，巫覡方士推崇神仙修道，佛道盛行，文學本身從政治桎梏中脫離出來，是文學自覺的時代，志怪小說應運而生，而無論是靈異志怪、博物志怪、弘道志怪還是宣佛志怪，神獸均為不可或缺的載體。

而隋唐時期寬松自由的文化環境，科舉制與行卷的風氣，以及為擺脫私家撰述史書的社會現實，大膽運用想象和虛構手法的唐傳奇，更是在吸收前代文學作品的優點后獨具特色的繁榮發展。神獸形象在此時期得到重視并蓬勃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之風甚濃，玄學興起為大眾提供了的解釋經籍的方法，在此基礎上拓寬創作視野，志人志怪小說素材均有擴展。神獸形象在文學作品中的運用，也體現了這一時代之風格。

如干寶《搜神記》中所記龍、兩足虎、四角獸，均被賦予一定的玄學上的象征意義，符合神獸特征，是對已有的神獸形象或動物形象，進行再創作而得到的新的神獸形象，對神獸形象是繼承與發展，也是創新。

唐傳奇將文言小說的創作推向了高潮，使小說亦如詩，其中重要一項即為“幽怪遇合”，有很多現實生活中并非真實存在的個體參與故事，神獸即為其中重要組成部分。

如《靈應傳》寫龍女九娘子抗拒朝那小龍逼婚，求得涇原節度使周寶發兵援助，終于戰勝朝那小龍，情節較為曲折，顯然受了《柳毅傳》的影響，其中“龍”為神獸。

《東陽夜怪錄》寫秀才成自虛途中夜投荒宅，遇橐駝、驢、雞、貓、刺等物怪，各化為人，互相賦詩酬答，并與自虛談論。天將曉，諸怪均隱去，自虛疑而訪之，乃知是物怪，末段構思，頗與《南柯太守傳》結尾接近，所涉及到神獸形象更為廣闊。

唐代傳奇對后代小說、戲曲及講唱文學有較大的影響。傳奇體成為宋以后歷代文言短篇小說的主要樣式，即使在白話小說興起后，仍有一定勢力，而神獸形象在傳奇體中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兩漢時期神獸形象特點為，在文學作品中多承擔其本身的文化象征意味，帶有一定宗教文化神秘色彩，迎合統治者長生不老的求仙思想，逐漸走進正統文人視線。

魏晉南北朝時期，神獸形象發展又進一步，皇室宗親、文士學者、方術之士及佛道信徒，都在志怪小說中對神獸形象有所記載，戰亂殺伐的社會現實，使得文人借談鬼怪逃離或取得慰藉，巫文化與佛道對神秘學的宣揚，是幾經戰亂之苦的百姓的精神寄托，加之文學自覺時代對于小說文體新的審視，神獸形象在文學作品中出現頻率更高，象征意味更強。

唐傳奇征奇錄異，源于志怪小說，在唐代寬松自由文化環境的創作下，神獸形象得到進一步發展，除運用其文化象征意味外，神獸形象作為小說中重要組成部分可獨立參與故事情節，出現文本也并非僅局限于志怪類作品，愛情類、反思歷史類均有出現，應用范圍更加廣泛。

漢魏六朝至隋唐時期對于文化的高度發展與包容，促使文學作品無論從創作題材或是體裁均有較大范圍的擴展，對于神秘學、佛道思想的接納也使得精怪神獸，頻頻出現于文學作品中，神獸形象的適用范圍隨之擴大，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神話及先秦典籍的傳承，也為后世其他類型文學作品中素材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宋元話本及明清小說中的神獸形象

宋元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市民階層的不斷壯大，客觀上促進了通俗的民間文學的發展。

宋元話本小說區別于唐傳奇，已經開始瓦舍勾欄間固定演出，面向市民階層的表演即更加注重話本的趣味性和虛構性，具有神異特性的話本因區別于現實，極具想象空間，深受讀者喜愛。

以前代積累作為基礎發展的明清神魔小說，更是頻繁涉及區別于現實世界的神異世界，在相似的社會背景下，神獸作為神異世界的重要成員，經常出現于宋元明清的文學作品中。

宋元說話四家中，小說以講煙粉、靈怪、傳奇等故事為主。宋元話本講究“說話”，“說話”是“說話人”藝術表達的方式，亦是其作為演出團體達到獲利目的的方式，故需滿足市場需求，迎合聽眾口味，“說”需具有吸引力。

反之，從聽眾角度來講，聽“說話”是為了娛樂，內容需有一定的趣味性，才能滿足其審美需求。

“說話人”非但不能采取說教的態度，并且不能使話本中人物的言行、感情“高雅”得讓市井民眾無法理解和接受，而必須使聽眾對話本里的人物產生深刻共鳴，感同身受地關注其命運，從而興味盎然地傾聽“說話人”的演，最能吸引聽眾，能使聽眾短暫逃離現實生活，追求更高層次審美享受的部分，即為神異故事。

如《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是學界基本承認的《西游記》原型，其中所記載的“猴行者”指出自己為“鐵額獼猴王”，雖并未指出其他異能，但“鐵額”及與佛對話已表明其神獸屬性，《西游記》中孫悟空形象的不壞之身，應以此為契機二次塑造而成，“獼猴”種類雖與《西游記》中行下三年故不符，但作為創作原型參考目標之一，未嘗不可，是較具代表性的典型神獸形象。

明清神魔小說，屬神獸形象發展的高潮期。神魔小說者，多言“怪力亂神”，而其本意未必在此，多有影射世情之意，試圖通過小說內容，激發讀者對社會現實的思考。

明清時期，隨著資本主義思想的傳入，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市民階層對于文化的需要更加凸顯，神魔小說作為新興文體，可讀性、可傳播性強，神獸形象在其中作用可圈可點。

明清神魔小說較具代表性作品，以《西游記》《封神演義》《鏡花緣》為主，較為讀者所熟知，《西洋記》《三遂平妖傳》《南游記》《北游記》《綠野仙蹤》等一系列神魔小說傳承度較前三部作品略遜一籌，但學界也均有研究。

以“報恩”為由的愛情故事，主人公為一人一神獸，極大滿足了讀者獵奇的文學需要，“愛情”為由的神魔故事，也足以成為市民階層茶余飯后的談資，對于神廉小說自身的傳播具有重要價值。

宋元時期神獸形象特點集中為人格化及具有語言特征。宋元話本針對其受眾對象，通常為通俗易懂的白話，且基于其表演形式，更加注重故事情節的構建，神獸形象需具有一定語言功能才的得以傳播，故宋元話本中的神獸形象多賦予人格，以“人”的方式說話，間接體現其神異性。

明清時期神獸形象發展迅速，多元化發展成為主流。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寬松的政治文化氛圍，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興起，統治者對于宗教的默許，使得明清神魔小說得以迅速發展。

小說中的神獸形象種類及功用大幅度增加，無論是作為獨立個體參與故事情節，還是作為輔助支線推進故事發展，神獸形象對于小說人物形象塑造及故事情節發展，均起重要作用。

宋元話本及明清小說中的神獸形象，多與讀者生活貼近，故受眾對其接受度、傳播度極高。

神獸作為此時期文學作品的重要載體，多被賦予人格化特征，神異特性及象征意味相較前代均被擴大化發展，既有基于前代作品的再創作，也有基于對自己作品定位的合理想象及創作，使得神獸形象能栩栩如生的出現在文學作品中。

綜上所述，在神獸形象發展過程中，整體呈現具象化、類人化趨勢。

從神話中高不可攀的崇拜及文化象征意味，到承載宗教象征意味及迎合統治者長生不老的思想，再到神獸形象逐漸類人化，具有人類語言及其他功能，神獸形象特征的變化，亦是文學作品依據時代發展所產生的變化趨勢，是對文學發展的映射，也是對時代特點的映射。

同時，神獸形象本身的形象特征也逐漸明晰，從基本無實物可見的承載象征意的文化符號，到能夠讓讀者有具象感知和合理范圍向想象的具體形象，也是作家寫作思路及技巧的轉變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