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振玉是中國近代金石學家、文物收藏家、國學大師，其一生致力于文化和文獻事業，著書立說，取得重要學術成就，影響于民族發展者甚大，這一切在他的遺札中都有呈現和反映。而且，往往能夠彰顯某一研究選題的萌芽、起落和成熟過程，乃至問世方式、學界反響等的學術史資料，更加有利于后世學人對相關研究的理解、承繼與發揚。迄今存世的羅振玉家書暨其他遺札，特別是他與王國維往來書信，也是羅雪堂學術論著之中很重要的一種，不可缺失，也不容忘記。我將側重從羅振玉和王國維往來通信的角度，談及雪堂遺札的學術內容。

一、隔海望，國際通郵學術情

羅振玉致王國維書信共700余札，絕大多數還保存著，在王身后由趙萬里整理粘貼，捐贈北京圖書館。王國維致羅振玉書信，或存藏于北京圖書館，或存藏于旅順博物館，或由羅家自珍，也大部存世。

我在上世紀90年代初，得到羅振玉嫡孫羅繼祖師全力支持與面對面指導，得到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列入出版規劃、撥付經費贊助，遂有機會獲取羅王通郵信函全部照相原件千余札。從1993年8月起歷時6載有余，對行文好像“春蚓秋蛇”、“字如小蠅、形同龜殷”、極難辨認的原札，施以識辨、校勘、注釋、考證、確定順序、撰寫按語等為一體的系統研究，而終于在1999年10月末完成《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一書。該書2000年7月由東方出版社出版。

做了這件事我很高興，希望有益于學界，有益于我國文化建設。更希望我國學人在研究雪堂先生學術論著的同時，也不要忽視羅王通信中的學術之論。

1.自1898年至1916年只留下少量便箋

羅王早期交往始于1898年6月，到1911年11月兩人相攜東渡約13年半時間，羅慧眼識珠發現了王，并把他一步步帶入古文字、古文獻、古器物等研究的深層領域，惜其間兩人往來便箋或信函未能保存。自羅王東渡至1916年2月王應聘返滬，兩人身在異邦而朝夕相守切磋論學，研究方向也漸趨一致。東渡之初王住在羅家，幫羅整理藏書并編目。1912年4月王移居鄰屋，雖每日相見，也時而傳遞便箋。《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中最早的一批札件即此時留下的便箋。可見羅怎樣影響王棄文學而轉向經史考據之學，且在研究方向和思想上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2.自1916年2月至1919年春末兩人通信多為學術交流

自1916年2月王國維回國，羅王就開始頻繁通信。在返滬客輪上，三五天內王便給羅寄出兩函，都是討論石鼓文中某字的破譯。現存兩人通信中多為學術交流，其時王正從事古文字、古器物研究，每有心得必致信羅，談研究思路、進程和方法，如1916年8月27日王因撰成《毛公鼎考釋》致信羅，談及研究方法新體會。同年王撰寫《魏石經考》與羅通札更多，留下關于魏石經考證的寶貴實踐經驗。

三年中兩人都在學術領域取得輝煌成就，王國維以幾篇為甲骨學奠基的鴻篇巨制，贏得世界性和歷史性學術聲譽。兩人通信中有大量關于研究選題的自我思考，以及選題確定后搜集資料，加以論證，形成結論，或補充、修正、完善研究成果的自我述說，特別是關于成果價值的自我認識和說明，如果沒有羅在頻繁通信中給予的支持和幫助，王也很難獲得這樣巨大的成功。

我們在兩位國學大師往來書札中，幾乎可以找到他們各自完成的全部文章之論點、論據的來龍去脈，足以凸顯其治學態度和學問步步深入的軌跡。如1916年8至10月王撰寫《漢魏博士考》，與羅書札往來10余通，討論從立題到定稿全過程。作為學術問題兩人也有爭論，這更能促進學術發展。如1916年11月王撰成《漢代古文考》三卷，首次提出“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羅有懷疑，但近年出土的楚墓殘簡等文物證明王說是正確的。

在兩人往來書札中也可以看出，王國維許多研究課題，實際也是前此與羅振玉合作研究的繼續，如他在1916年三四月間撰寫的《殷禮小記》和《殷禮征文》“皆祭禮事”，系補羅“考釋所未備者”。再如他1916年3月撰寫《流沙墜簡考釋補證》，也是對前此兩人合著之“違失漏略”給以“一一正之”或“補苴前說”。

3.兩人通信展現出《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成稿經過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是王國維最重要的甲骨學著作，開創用甲骨文字證史的先河，證實殷先公自上甲以下的次序，糾正了《史記·殷本紀》中不少錯誤，同時也證明《殷本紀》所記殷代帝王世系大致可信，說明《史記》與史實基本相符，他利用甲骨文資料重建了殷代信史。然而，如此影響深遠的重要著作，雖成于王手，但在若干關鍵環節上都有羅參與。通信呈現出該文成稿經過，可知兩人學術交往的重要作用。

起初，羅振玉編撰了《殷虛文字前編》、《殷虛文字后編》和《殷虛文字菁華》等書，只錄卜辭，未加釋文。繼而匯輯可識可讀之甲骨文字五百余，撰成《殷虛書契考釋》。稍后又匯輯不可遽釋的甲骨文字共千余，編成《殷虛書契待問編》與前書互為表里。王乃因《待問編》而深入研究，并在羅已考出卜辭內“王亥”為人名的基礎上，又從《山海經》、《竹書紀年》等古文獻中找到根據，“知王亥乃殷之先公”，進而依次考定卜辭中先公先王共13人的名字。羅獲悉后“索稿甚亟”，王乃寄出1917年2月28日所成第二稿，羅驚為絕作，兩度復函，且進一步釋讀了卜辭中“上甲”二字。同年3、4、5月中，王又見到英倫哈同氏所藏殷虛文字拓本凡八百紙和為養疴而來滬的羅所攜新拓書契文字約千紙等新資料，發現兩家墨本中有可作延津之合者可以補正前說，乃撰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

4.兩人通信促進了《殷周制度論》等重要論文和著作的問世

1917年9月問撰寫的《殷周制度論》，也是王國維一篇有代表性的重要論文，對于殷商制度的探源和殷周制度的異同，都能發千古之秘。尤其他在此文中開創了研究甲骨文和古文獻的“二重證據法”，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在學界產生發揮了不可取代的重要影響。撰寫期間他與羅振玉數度通札，依次討論文章的體例、目錄、修改和定稿，應該說，羅也有力地參與了它的問世。

1917年8至9月，王國維撰寫《兩周金石文韻讀》期間也多次與羅振玉通信，說明他從事古韻研究的旨趣所在，認為古韻之學是古今學術發展的尖端學科，至清代王念孫、江有誥諸人而至精密完善，以為后世無可增損。然而，這些學者沒有搜集金石文字等方面的資料，王乃以此文補充之。兩人細致討論了撰寫該文的思路、需要使用的資料和敘述方式等，實為大學問家的自我剖白。

羅王通信還常討論各自擬議中的學術選題，有些尚未付諸操作而成文，卻給后來入此領域之學者留下登堂入室的階梯。如1917年10月初王擬考訂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的時代，乃致信羅，說明了他想采用的研究資料和研究方法。又如1917年10月下旬，王撰成《魏毌丘儉丸都山紀功刻石跋》，我們從羅王就此信的通函中可知該選題的出現是因日本友人內藤虎次郎贈王一冊《丸都山紀功刻石》殘卷，他查閱《北史》等文獻，知“高句驪都于丸都之下”，則此刻石自是“人間瑰寶”，遂把這一殘卷的影照拓本加以裝裱，并“漫書其上，得千字”，后經修改乃成此跋，繼又擬尋覓原石。顯然，這一實情對后世學人是很有價值的。

羅王通信中還有兩人討論《續皇朝文獻通考》、《倉頡篇》重輯本、《聲韻續考》、《徐俟齋先生年譜》等選題的情況。

5.兩人通信可見羅王在學術研究實踐中條件互補和相互支持

對一位古文獻研究者來說，豐富的藏書是最必要的條件。王返滬后自謂從事著述“與曩在大云書庫中左右采獲，難易不啻霄壤”，感覺真實，也體現出他在日本期間的著述，實導源于羅家大云書庫。王的學術研究、課題轉向等，都與羅家藏書有著如魚得水的關系。

1916年10月上旬，羅振玉曾寫信建議王國維仍返日本寓居，王回信表示“維所極愿”，并提出“回歸海寧故居”和“寓滬”兩種設想，出發點仍在其研究需要與羅交流和對大云書庫的依賴。

羅之研究及其成果刊布同樣需要王的協力，據統計，1916年內印成的《殷虛書契后編》二卷、《古器物范圖錄》三卷、《金泥石屑》二卷、《殷虛古器物圖錄》二卷、《古明器圖錄》三卷等羅著五種，就是由王經手送入鄒景叔主編的《藝術叢編》而刊出。1916年10月兩人通信還討論過明本《孔子家語》、永樂本劉向《說苑》、孔刻《北堂書鈔》等版本優劣，王多次寫信建議羅收藏《印舉》拓本和《澄清堂帖》。

1916年12月，王偶在上海書肆購得孫詒讓遺稿《契文舉例》，欣喜異常，此乃甲骨文早期著作手稿本，書中謬誤雖多，“然篳路椎輪不能不推此也”，即寄羅編入《吉石庵叢書》行世。

羅王在通信中互相鼓勵，對他們共同的學術事業起到良好作用。例如1916年2月羅在信中對王既有厚望，又有很高評價，認為十年后王之成就“必逾于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又如1916年12月29日，王獲悉羅患病即寫信慰問，把羅的學術成就與南沈(沈曾植)北柯(柯劭志)相提并論，三人中羅最年輕，而前程更遠大，這不是虛譽，是實事求是的。

6.關于行止蹤跡等書札內容也密切關聯學術

論學之余，羅王通信還談及對時局的看法，談到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盛宣懷、徐世昌、岑春煊、康有為、張勛、梁士詒、梁啟超、陸榮廷，更關注清官小朝廷和溥儀，還有著名遺老等。兩位學者不但詳記他們的著述、學術和政治活動，還輔以生活狀貌、行止蹤跡。從兩人通信中還能發現某些重要的思想苗頭和重大事件。例如王返國后不斷給羅寫信談到就任《學術叢編》編輯之職后的新環境，他對哈同、羅迦陵、姬佛陀等人的認識和評價等。1917年9月初蔡元培聘請王出任京師大學教授被辭謝，1918年1月蔡元培再度聘王出任北京大學教授仍加婉拒，1918年9月日本友人內藤博士欲延王前往日本大學任教等，都在兩人書札中有過磋商。可以說，羅王通信是研究兩位國學大師生平最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羅王通信中也有大量關于同時代其他著名學人的評論，如對沈曾植、繆荃孫、柯劭忞、蔣孟蘋、朱祖謀等，不僅涉及他們的著作、觀點，還常常透露他們的生平內情或生活細節。

二、成親家，頻繁通信皆學問

自1919年5月羅第三女羅孝純與王之長子王潛明在上海結婚，羅王兩家成為親家，兩人20年情誼和學術交往又邁進一大步，至1923年4月16日王奉溥儀“詔”離滬赴京“入值”南書房，其間四年兩人通信近200封，內容也關涉學術最多。

1.兩人通信與伯希和的《摩尼教考》和王國維的《西胡考》

兩人通信中談到由閱讀伯希和所撰《摩尼教考》而引發的對研究回鶻愛登里羅可汗碑、闕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等拓本的興趣，還討論過《大云經》，王提出擬作《西胡考》，“將古書所云胡者集為一書”。至同年9月《西胡考》定稿，“熟精梵天文字，又創通西夏國語”的羅第三子羅君楚還曾為王“征內典中故事”。隨后又撰成《西胡續考》和《井渠考》，考證了在蔣汝藻(孟蘋)處見到的敦煌所出畫佛像二幅。同時，王還把所見各種古人寫經及古籍稿本寫信告羅，以俾兩人能通過書札探討研究。

2.兩人通信與蔣汝藻密韻樓藏書

經羅推薦，王受聘為烏程蔣汝藻纂修《密韻樓藏書目錄》、《密韻樓藏書志》、《傳書堂記》。使王得以縱觀江浙一帶享有盛名的蔣氏所藏善本和海內孤本，新書源極大方便了他的研究。此后王與羅通信談善本古籍《爾雅義疏》、《宋元浙本考》等，都與密韻樓藏書有關。

3.兩人通信與挽救內閣大庫舊藏文書

1922年羅在北京市肆偶然發現內閣大庫舊藏文書。早在1910年羅“以學部屬官赴內閣參與交割事，見庫垣中文籍山積，皆奏準焚毀之物”，偶加翻看卻是地方官員向朝廷報告政情的奏折，乃亟請于時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管學部事的張之洞“罷焚毀之舉，而以其物歸學部”。民國后移藏位于午門樓上的歷史博物館。又越十年，館中經費缺乏，乃將這9000麻袋文書(約15萬斤)賣給故紙商。羅急追蹤之，幸在某紙鋪找到尚未及制造還魂紙的全部內閣文書，遂以其原收購價三倍買下，挽救了珍貴史料，還擬筑庫書樓以儲之。羅當即致函王告以詳情，囑王撰寫《庫書樓記》以記其事。

4.兩人通信與歷代古尺17種考證研究

1922年春夏間，王搜集自漢至清歷代古尺17種，加以縝密考證，撰寫論文多篇，證明歷代統治者為了“多取于民”，其尺度之制“由短而長”，“代有增益”。羅寫信表示贊賞并主動寄奉相關拓本資料。

5.兩人通信與大學者沈曾植的學識及其后事

1922年11月21日，沈曾植以73歲病歿。沈氏學識淵博，尤專于北魏、遼、金、元史和四裔輿地之學，對《元朝秘史》、《皇元圣武親征錄》等重要史籍都做過箋注或校注。王與沈氏過從甚密，或切磋學問，或相唱酬。沈氏病重及去世后，王數度函羅商以后事，若遺疏執筆、易名之典，若遺著的纂輯與刊刻，若遺屬的生活安排，以及相關之肅忠親王行述資料準備等。

6.兩人通信與《觀堂集林》的成書

1923年3月王之文集《觀堂集林》將付印，匯集前數年間刊于《學術叢編》、《雪堂叢刻》內論著而更益以未刊諸作，收文200篇、詩詞67首，分編為藝林、史林、綴林等共24卷，羅之序言印在卷首。敘述了觀堂治學演變的來龍去脈以及兩人學術交往歷程，高度評價王的學術成就，其間兩人多函論及書稿。《觀堂集林》的成書，標志學術界公認之“羅王之學”的形成，作為中國古代文化與近現代文化的偉大轉折，而掀開中國學術史上輝煌篇章。

三、京津間，函來信往更深沉

自1923年4月16日王奉溥儀“詔”離滬赴京“入值”南書房，至1926年9月26日他的長子病逝。羅王在此時期政治活動多了，仍有若干學術合作的事例。

1.王國維出任遜清“南書房行走”后通信必詳述宮中重要人士

這前后不到三年半時間，王羅通信仍然很多。這時王已經出任遜清“南書房行走”，即在溥儀身邊接受“垂詢”。其間，羅王通郵每信必詳述宮中重要人士，如溥儀及其生父載灃、岳父榮源，如“帝師”陳寶琛、朱益藩、莊士敦，如內務府大臣紹英、耆齡、寶熙、鄭孝胥、金梁，如南書房行走柯劭忞、溫肅，這些遺老人物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大牌傳承者，可謂學問高深，其交往中學術內容往往流露于信紙上。在這一領域兩人有最完美和諧的一致，他們忠誠于遜帝溥儀，認真討論和撰寫“奏折”。

2.王國維出任清華國學導師后通信更關乎學界高層高論

1925年2月王奉溥儀“詔”而接受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教授之聘。同時應聘者如梁啟超、趙元任、李濟、陳寅恪等皆蜚聲學界名流，可謂五星聚奎，極一時之盛。王在清華講授其本人所著《古史新證》，以自己的創見而與清華學子討論殷周史，考釋甲骨文字和鐘鼎彝器，闡發古史研究中的“二重證據法”，備受尊崇。繼又開始研究西北地理及蒙古史，陸續撰寫《韃靼考》、《遼金時蒙古考》、《耶律楚材年譜》、《〈元圣武親征錄〉校注》、《盂鼎銘考釋》等，其間與羅振玉書札往來，或借用古籍資料，或交流研究體會。

3.“羅王之學”的主要內容在通信中日趨成熟

同年7月，王在清華暑期補習學校演講《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包括殷虛甲骨文字、漢晉木簡、敦煌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書籍檔冊等，正是“羅王之學”的主要內容，而在兩人通函內容中俯首可拾。

4.通信令“逼債說”不攻自破

自1926年9月因王潛明去世而引起羅王兩位國學大師失和，究其原因，不過是兩人間生活交往中的一個誤會。未料9個月后因政治風云突變而致王赴水遠行，兩人未再見面，但通信尚有。

關于王死于羅“逼債”之說，由史達《王靜庵先生致死的真因》開頭，中經郭沫若大力發揮，后有溥儀《我的前半生》隨聲附和，幾成不刊之論，影響巨大。幸運的是，尚存王潛明死后自1926年10月21日至11月26日間羅致王的最后幾函，可見兩人失和蛛絲馬跡。20世紀80年代初，三封王致羅信發表，其內容講王之長子潛明去世后，王將海關恤金寄羅，而羅先不肯收，最后勉強收下。這一事實令“逼債說”得以澄清，對研究兩位大學者的學術生平有重大價值。

四、真情在，書札呈現文化史

羅王兩人討論甲骨文字的全部書札證明羅的學問足以自立，所謂學術上“羅買王稿欺世盜名”一說無根，而政治上“遺老身份導源于羅”一說亦無根。

1.書札確證“羅買王稿”等虛說無根

劉蕙孫依據回憶分析了“羅買王稿”一說產生的緣由，他說，本來《殷虛書契考釋》是羅的著作，并由羅家印行問世，并無問題。后來有人向郭沫若提出，其書系王所著，是羅花了200元買去王的稿子，郭據情理分析同意其說，遂在1946年9月發表《羅振玉與王國維》一文。為什么產生這一誤會?抄寫費給付200元令人吃驚，其時，這相當于五六口人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費用。實際情況是僑寓京都的羅振玉、董康、羅振常、劉季纓、王國維等五家之中，羅、董兩家能自己蓋房，羅振常因淮安家中有地產可以接濟，劉家則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尚有些字畫長物可以變賣，只有王家沒辦法，又不愿總受羅家資助，就想回國。剛好這時羅的《殷虛書契考釋》脫稿，本來說由在京都來探親的周云閣寫，周因故回淮，就改請王抄繕，照像石印，羅因而勸王說：“回去也不見得有辦法，我正在寫《殷虛書契考釋》，要找一個寫字好的人謄抄，就請你幫忙，送二百元作潤筆，先付給你。”實際就是變相接濟他。王考慮很久，乃接受羅的好意開始抄寫，所以才有跋語上“既任寫官云云”。羅之學問足以自立，并不是一個不學無術、靠竊據別人研究成果出名的人。

2.書札確證中國文化史上許多重大史實

羅王通信呈現出中國文化史上許多重大史實，從中也還能發現學術界更多人事事項。例如羅致王書札中曾論及康有為，曾論及鄭孝胥為溥儀講《通鑒紀事本末》及《御批通覽》，曾函告王發現無錫國學專修館學生唐蘭“家貧篤學”乃“后來之秀”，后來果然成為著名古文字學家。兩人通信中也常常論及書畫內容，如對清帝書畫的珍視，對沈曾植所藏郭燕二畫的評論，對沈曾植品評浙江繪畫書法名家名作之得失再評論，對自己“所撰諸畫跋尾”再予說明等等。

3.書札確證羅王交往的始末歷程

羅王兩人的終生交往，共同走過一段漫長人生途程，先是友情，繼為親情，后來出現坎坷，最終羅還是盡到了友情，也盡到了親情的義務，對王之身后做出令人欣慰的安排。而這一切優長互補，恰為他們史無前例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礎。他們的學術事業、社會活動和往來關系，最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他們共處那個時代的某些特點，具有深入研究的巨大價值。

羅王交往的始末歷程，唯在兩人全部遺札中有全面、真實呈現，記錄了自20世紀初至20年代后期的筆墨神交。內容涉及他們撰寫的許多有影響之學術著作，涉及他們與中日兩國上層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交往，涉及兩位文化名人的生平大事，可以解決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文化史上許多疑案，可以揭示那個歷史時期的學術環境、研究水平和學人風氣，其史料價值、文化價值、研究價值在當代我國文化建設中實在不可低估。

注釋：本文為作者參加“羅振玉學術論著出版座談會”主題發言稿，發表時略有刪節。

來源：《東北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