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面

這是2023年11月下旬烏鎮的一個早晨，在西柵一家旅館，我推開陽臺古樸的木格子門，“吱呀”作響中，一池殘荷如褪色的年畫，映入眼簾。荷花與夏風是神仙眷侶，所以即便是江南，連一朵荷花也尋不見了。荷葉多半枯萎，偶爾泛綠的，邊緣也是深褐色，那是太陽燃燒的痕跡，是荷花怒放的痕跡，是冷風吹打的痕跡，更是看不見的時間悄然走過的痕跡。那已呈現出金屬色的蓮蓬，就像一顆顆亮閃閃的銅紐扣，還妄想著鎖住這寸寸流失的生機。

一周以前，我還在飛雪彌漫的黑龍江。這個冬季的雪不像往年是由初冬小雪，逐漸演變為隆冬大雪的。剛踏進冬的門檻，雪花就爆了，以氣吞山河之勢，刷白了北國山河。飛雪漫卷、北風呼號，那是我童年常見的情景，可這些年由于全球氣候普遍變暖，難得一見了，所以當它們在2023年的冬天盛裝歸來，不僅來年待播的莊稼暗喜，人也是歡欣鼓舞的，紛紛走出居室踏雪而行，似乎有許多話要說與這久別的親人似的。

2020年，因為工作崗位變化，寫作時間變得碎片化。以往我可以心無旁騖馳騁于小說中，現實世界反而像虛構的；而現在我被結結實實打回現實，夜里連夢都少了，只能見縫插針進入文學天地。

這三年，我走了不少省內市縣。很多地方年輕時去過，還停留在青春的記憶中。也許是人近黃昏的緣故，重走故地，萬千感慨，那些隱匿在凍土深處的故事，以前似乎是渾噩的，如今卻鮮潤明媚，像熔巖一樣漫出地層，閃爍著，跳躍著，讓我看到了藝術的霞光。既然難有從容的時間經營長篇，我便嘗試用中短篇來演繹這些故事。

首篇《喝湯的聲音》（原載《作家》2021年第7期）寫于2021年，在虛與實之間，我找到了一個饒河的“擺渡人”，來做主講人。因為確定用短篇承載這個故事，所以寫的時候不停地捶打和擠壓它，不斷地“收”，讓一條河瘦身為溪，寫完后意猶未盡，我明白對這樣的東北故事的敘述信心建立起來了。2022年我用中篇營造這個系列的第二篇小說《白釉黑花罐與碑橋》（原載《鐘山》2022年第3期），講述徽欽二帝在黑龍江五國城被囚的歲月，我運用兩件敘事“助推器”，一個是白釉黑花罐，一個是碑橋，前者是根據史料虛構的，后者源于我參觀五國城遺址時看到的一塊碑，它們曾經做過牡丹江大橋的基石，在波濤中不知渡過多少往來的人，我將它們放在那些對徽宗來說風雨如晦的日子，小說的人物因之復活。

兩篇小說都是由現實進入歷史的，引領我們進入故事的現實主人公，仿佛就是我們自己，有這樣那樣的委屈和無奈，但生活依然靜水深流，煙火漫卷。

十幾年前因《額爾古納河右岸》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我來烏鎮參加頒獎典禮，也曾住在西柵。那時西柵還有原住民，進出需要乘烏篷船。記得也是11月，常見水邊的白鷺像跳芭蕾的，細腳伶仃地立在水畔，眺望著誰。一早一晚霧氣很大，西柵忽隱忽現，看上去就像一幅水墨畫。深夜穿行于石巷，總能聽到打更的梆聲，那么清寂悠遠，讓人以為身置古剎，歸來后我還寫過一篇散文《西柵的梆聲》。而今的西柵不見原住民，白鷺也不見了，有的是商家和游人。石巷的燈，也不完全是乳黃色的了，那些建筑和石拱橋身披彩燈珠串，霓虹閃爍。除了青磚灰瓦透出本色，讓我懷疑記憶中的西柵是否存在過，也由此懷疑此刻身處江南，能夠舒展身姿在陽光如水的早晨，倚著木格子門賞這一池殘荷，是在一場虛構中。

B面

這是2023年11月哈爾濱下旬的一個黃昏，雪還在下。

結束了烏鎮的行程，又飛至北京開會，一周很快過去了，返回哈爾濱時云氣低沉，又要下雪的模樣。果然一夜醒來，拉開厚重的窗簾，只見窗外飛雪漫卷，風當起了搬運工，將園田的雪吹得高高低低的，打造成了起伏不定的白色山丘。喜鵲和麻雀無法刨開厚厚的積雪，聚集在白樺樹上啄樹皮，還有的在干枯的花枝上跳來跳去，希冀找到吃的。我趕緊穿了羽絨衣，戴好帽子、手套，找個盆子盛些小米，出門放在窗前的雪地上，又用鐵鍬清出一條露出泥土的雪路，因為不是所有的鳥兒，都待見唾手可得的食物。回屋后我發現那只盛米的盆，很快吸引了不少麻雀，但在掘開的雪路上，跳躍著從凍土中歡欣鼓舞覓食的喜鵲。

關于東北的故事，似乎也離不開這樣的風雪天。而我童年聽故事，恰好是在漫漫冬夜的火爐旁，外祖母總有講不完的傳奇故事。

這個系列的第三篇小說《碾壓甲骨的車輪》（原載《收獲》2023年第4期》），起筆于2022年秋天，跨越了一個冬天，去年春天才完成初稿。小說的隱形主人公羅振玉，我在二十多年前的長篇《偽滿洲國》中有涉及。他是一個在收藏和學術上有貢獻的人。2019年初冬在大連與朋友們參觀聲名遠播的大云書庫，站在羅振玉舊居前，聽旅順博物館的專家講述當年羅振玉文物（尤其是甲骨）失散之事，不勝唏噓。一般我在小說中涉及過的歷史人物，罕有激情再度呈現，但羅振玉是個例外。回來后讀過關于羅振玉的一些傳記，尤其是羅振玉、王國維之爭的文章，我看到了學術的多副面孔，有了用小說接近這段歷史的想法，因為文學有不可替代的獨特性。素材在腦海中發酵，一只馬車輪滾滾而來，轟然作響。于是我以懸疑的缺口，讓它從歷史深處碾入現實。無論是自然的還是人性的風雪，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的歌哭，都讓這個文本開始時有點沉重。那期間母親在我這兒住了三個月，我跟她講了大致情節，雙休日我開足馬力寫作時，每當從小書房出來，她總問我寫到哪兒了。每次我都說寫到馬車要出城了。所以她回鄉時沒對我說別的，只撂下一句：我可得走了，在這兒太耽誤你了，快讓馬車出城吧！

初稿即將完成時，因為有外出調研任務，初春我率隊去了江西和甘肅，無論是參觀景德鎮的瓷器博物館，還是在敦煌參觀莫高窟，都能聯想起羅振玉的收藏和研究，所以小說氣韻未斷，歸來順利作結。我的小說脫稿后，通常會放置一段，然后再修改。去年四月，《收獲》雜志的程永新發來短信，說感覺你有作品寫好了，不知直覺對不對？我說正在過程中，耐心等吧。在他的催促下，這篇小說沒有修改前的“冷卻期”，改后直接發給他，這已是春末了。而且一交稿我就高燒躺倒了，慶幸好歹把它完成了。

這上天派遣的冬的使者雪花，在大地上演的霓裳羽衣舞沒有謝幕的意思。此刻想起我的長篇《群山之巔》的結尾：“一世界的鵝毛大雪，誰又能聽見誰的呼喚。”是啊，在這大千世界，滾滾紅塵中，誰沒有過孤獨感呢。這部小說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結集出版時，我也踏入六十歲的門檻了。六十年，我有四十年是在小說的歲月中。六十年，我有三十多年是在懷念已故親人的日子里，愛我的和我愛的人，他們永別得實在太早太早。一個人的長夜，注定聽了更多這世上雨打風吹的聲音；一個人的柴米油鹽，自然也浸透著難言的辛酸和苦楚。一些“標題黨”的網帖寫到，遲子建說人到五十最通透的活法是什么之類的，這拼湊和羅織的東西也許并無惡意，但與我何干？我可不是中藥鋪的郎中，哪敢給人開什么藥方。

青春一去不回頭，白發一來不再去。雖說漸漸走向人生的黃昏，但我對文學熱望不減。如果說這世上有一條繩索可以縛住不羈的我，那一定是寫作。

除了古典音樂，我還鐘愛流行音樂，“西城男孩”組合的《你鼓舞了我》（You Raise Me Up）就是我喜歡的一首歌。它聽上去溫暖親切，令人激情澎湃。彌散其中的愛爾蘭風笛聲，是閃爍于這首歌的星光，攝人心魄。能夠一路走到今天，我特別想感謝鼓舞了我的親人、友人和讀者。當然不僅僅是人，還有那山嶺間深沉的水流，青草上晶瑩的露珠，劃過長空的飛鳥，不懼燃燒的太陽，有盈有虧的月亮，踏著泥濘的野鹿，迎風斗雪的蒼松，耕田的牛，負重的馬，洄游的魚，等等等等，都讓我看到了生命的堅韌、美好、不屈和安詳，無言地鼓舞了我。

關于東北故事的系列小說，A面之后，就像我在這個飛雪的日子寫下的這些文字，會有B面。而作家和讀者最曼妙的相遇，一定是在故事中。